在佛、老兴盛，儒门衰微的唐代，唐代儒家学者发起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以文学革命的形式，实现思想革命，掀起儒学复兴运动的潮流。韩愈写作《原道》，具体阐明了“文以载道”究竟应该载一个什么样的“道”。在《原道》中，韩愈重申“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则夷狄之”的华夷之辨，阐述了中华文明以儒家仁义为核心、以礼乐为表征的特征，从而也为古文运动奠定了基调和树立了旗帜，古文运动实质就是回归仁义之道，发扬中华文明价值理想的复兴运动。乾嘉时期的学者章学诚，也写了一篇《原道》，认为六经皆载道之具，道不离器，倡导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章氏本意在于纠正宋学喜谈性理的空虚流弊，但在行文上处处对着韩愈的《原道》，掏空了儒家坚持的道统和政治理想，强调对于满清统治下的当前典章制度的学习和研究，从而将他所谓的“六经皆史”，演变成失去理想和批判维度，从而沦作服务现实政治的学术工具。方朝晖新著《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现代性关系研究》（以下简称“方著”）在回应现代性诸问题时，回到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从根本上反思现代性的做法，和韩愈的《原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是对中国政治和文化道统在新时代所做出的新思考和新阐发。
从清末到当代，基于中国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古今中西”问题始终是思考和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主轴。在西强东弱和中西交融的背景下，在所有的思路和方案中，西化是共同的基本倾向，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即使是较多具有保守传统文化倾向的现代新儒学，也依然是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设定好的目的地，它在前方等着我们，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找到一条通往现代性的合适道路。以往各家各派的找路经验，总体上可以分作两种方式：一种是走别人走过的路，把一些国家当作成功样板，依样走路。这些可以模仿的“成功”国家，有四处殖民侵略的欧洲、“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后来居上的新兴霸权国家美国，有的时候甚至包括穿着民主外衣、奉行新权威主义的东南亚小国新加坡。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对以西欧国家作为“成功”样板的热情给浇了盆冷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失去了样板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引导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苏东剧变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深刻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美国的崛起给各种自由主义提供了样板，成为他们憧憬和膜拜的对象。美国霸权的衰落对自由主义也必然带来痛苦的刺激。另一种是走出一条新路，探索如何结合中国实际，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提出各种将现代性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通的解释和方案。前一种可总结为“学得”现代性，后一种可总结为“开出”现代性。
方著对儒学与现代性关系的致思，则对上述两种思考方式都提出了根本性的置疑：是否有一种作为人类文明普遍标准的所谓“现代性”，可以毫无疑问地作为中国人民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和中华文明的必然归宿，中华文明究竟要向哪里去，我们当代人要把中国这艘大船驶向何方。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承载者，作为从事历史研究和哲学思考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不断去承担这样一种反思和自问：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是什么？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对于当今的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究竟还有没有崇高的价值？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是接近了还是远离了、究竟是实践了还是背叛了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这些思考，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反思意义。学院派的政治哲学研究，往往离现实政治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们着重的是他们的论述过程而不是仅关注作者的结论。我们评判一部政治哲学著作的好坏，应当看它提出了怎样的问题，给人以怎样的启发。如果能提出好的问题，能启发人们思考，就是一部好著作。如果我们仅关注结论，并从各自的政治主张去评判对方的结论，这种评论只会是基于各自立场的党同伐异，失去学术的旨趣。方朝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反思性的学术问题，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具有原创性，其学术价值远高于一些“文化买办”贩卖的从西方趸来的一些口号和词句，我们本可以去读西方作者的外文原著或中文译著，而没有必要去读这些以模仿为资本的“二手货”。
清末的不少学人还有反思这些问题的能力，而在二百年的时间里，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习惯局限于思考如何归化于西方了。现代性问题，如同普遍伦理（或称全球伦理），人们应该像追问一句“究竟是谁之普遍伦理”一样，也追问一句“谁之现代性”。在文明交汇的今日，对异域文明的吸收，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被其他文明所洗脑、所同化，而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和思考力。如果我们单纯把西方强国当代文明样板，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在强大发达之后，也要像他们一样四处扩张，发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大战，也要像他们一样以强凌弱，往小国和不发达国家人民头顶扔炸弹。文明间经过交往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对于自己总归是好事。但在学习的时候，不能失去批判力，不能失去自己文明的长处，这就需要反思和批判能力。而熟悉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温甚至回归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是保有这种批判力的源泉。
如果把现代性简单归结为诸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科学、理性等一系列价值（某些是否具有价值属性也存在争议）菜单，那么从中华文明自身的价值理想出发，是否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现代性价值菜单。中国人常讲的“仁、义、礼、智、信”，同样是构成现代社会生活的根基，同样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再进一步，如果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的独特现代性价值，那么这些价值与目前西方文化在全球扩张并以之同化全球的那些所谓普遍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方著对这些问题也作了不少回应，认为中华文明的理想价值，本身就包含了很多西方文明的价值理想，但是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高于这些价值，并能扬弃这些价值的局限性。至于自由、民主、市民社会等自由主义热衷的政治话题，如果能摒弃“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看作是通向现代性的唯一道路的思维模式”，人们可以从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社会中找到许多对当代有意义的资源和样式。相较于以往的理论模式，不妨把方朝晖的理论称为“创造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问题。由于中国以及具有类似背景的非西方民族在近代发展的特殊性，一般都中断了自身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被强行纳入西方殖民强盗造就的所谓世界历史时代或全球时代，对于其中一些文化根基深厚的民族，如何跟上由西方国家带动的规则和节奏，摆脱落后和被动的同时，承接和发扬自身的传统并在险恶的丛林般的国家政治环境中转化为竞争优势，一直是高难度的政治和文化课题。同时，也正由于上述背景，我们所处理的现代性问题，可以说也是“复合的现代性问题”，现代的、后现代的、甚至是前现代的问题复合在一起，无论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他们的关切在现实中都是尖锐、棘手，又具有紧迫性的课题。
当前兴起的政治哲学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帮助：一是提供了更多思路。无论是种种“学来”现代性或“开出”现代性的思考，以及更具反思性的“创造现代性”的模式，都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有更多的选择，种种思路也许要形成对应解决“复合的现代性问题”的复合方案，以“解蔽”的方式去掉“蔽在一曲”而求取整全之道。二是回归中国传统，重新诠释历史。在摆脱了幼稚型的西化思维后，立足现实、结合传统甚至回归传统，逐渐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正如我们看到的正在发展中的转变一样。这势必要重新看待和解释我们自身的历史，兴起一个“去妖魔化”的运动，破除笼盖在我们历史上的迷雾，扫除强加给我们传统的罪名，否则，我们都无法向自己解释，一个在各个方面都糟糕透顶的民族以及她的文化，如何竟然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在世界上领先了十八个世纪。
在方著中，中国与西方，儒家的理想价值与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常常处于排斥和对立状态，语句表达上常常使用“不是……而是……”的方式，固然表现出深刻和尖锐的批判性，然而这些价值是否真正处于对立状态呢？或许我们可以换成“既是……又是……”的方式，不同的现代性价值可以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也可以通过某些更现代的方式来落实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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