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汉碑隶书是中国隶书的唯一刻石载体，对于研究中国书学文化、历史的演进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作者久居孔孟之乡，对汉碑情有独钟，故从汉碑的历史地位、书学文化风格特性、对后世隶书发展的影响、其精髓在于文字内容等方面在文中予以论述，以期引起书学界对于汉碑研究的更大重视。文中所论及的汉隶对近当代书家的影响，特别提出马一浮、孙其峰、来楚生、何应辉、张海五人，在书学界尚属首次；论及的汉碑文字内容的史学和文学意义，在书法理论方面亦开先篇。
什么是文化和艺术？文化是人类用自己的心灵开掘出来的可以起教化作用的文字、符号、数字等的总称；艺术是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类精神生活的直观而形象的表现，也是心灵的一种最高级、最精微的展露方式。什么是书学文化？是从文化艺术的独特角度对书法观察、揣味与延伸、理解后所形成的高级文化层面，亦指人们对书法渊源、演革、风格或创作等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而中国汉碑（隶书）兼顾了文化和艺术的两种品质，是研究书学文化的阶段性载体和直观物化了的文化表征。笔者久居文化底蕴厚重的孔孟之乡，对汉碑文化情有独钟，为此从书学文化的角度对此谈点看法。
一、汉碑隶书的产生发展和历史地位
说到汉碑，必研探隶书。隶书滥觞于西周，萌芽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定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经千余年衍化，日趋完善，达到高峰。
1、隶书是书学历史演进的里程碑
隶书的涵义比较宽泛，它包括秦隶（又称古隶）和汉隶（又称今隶）。秦隶是指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处在由篆及隶过渡阶段的初级隶书。汉隶是指已成熟的隶书，产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
把隶书作为字体的名称始于秦代。对隶书的产生，史料说法不同，这里仅举两说：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戎，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也”。这说明当时由于军政事务繁忙，来不及写古文（大篆），只写简约便易的隶书体，以解处事之应急。
晋·卫恒《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又说：“或曰下絡（今陕西省渭南东北）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去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乃成书。或曰程邈所定书也”。这一史料认为隶书是秦人程邈所创。另有史料说程邈改革字形所参照是“秦二世诏版”及秦代数种“权量铭”金属器物上的篆文，此不详述。
可以说，隶书到了汉代经过书者不断地研究实践与加工整理，删繁就简，截连为断，脱胎篆意，趋于方整，定型为便于通行应用的方块文字。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说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和飞跃。其演变特征为，一是笔势舒展，波笔捺脚渐趋明显；二是曲线变方折，字型扁平方正；三是部分偏旁化为不同形体；四是省略合并篆书部分形体；五是将不同的偏旁合并，突破了“六书”造字原则，奠定了楷书基础，标志着古文字时代结束，开创了今文字的新阶段。从此人们对这场介于篆、楷之间的转折变革，定为我国书体文字和书学历史划时代的里程碑。
2、碑石形制和碑碣云起
汉碑是指从汉朝保存下来的石碑 （包括碑、碣、墓记、摩崖、石经等）。在此只讲最主要的两种不同形制的碑刻，一是碑版，二是摩崖刻石。
《说文解字》对碑的解释是“竖石也”。追其源，本是古代人们置于宫室、宗庙前面的石桩、石柱等。功用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备拴祭祀时用的牲畜，有的是为了观察日影、推断时间。更有冢墓之用者，在举行葬礼时利用石上的圆孔（叫“穿”），把棺椁放入墓中。方法是在孔中安装辘轳（即滑轮），“穿”中绕绳，绳的一头系在棺木上，另一头则用人背拉，背拉的人听击鼓为号，然后徐徐下棺。后来人们触景生情，因情生义，利用石板刻上文字，并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
碑为长方形，由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完整的碑文包括碑额、碑阳、碑阴、碑侧等。碑额刻碑题，碑阳刻正文。立碑出资者刻在碑阴或碑侧上。立碑树石大多与人、神的祭祀有关，极具礼仪功能。所以碑文多是高文典册，书迹也以端庄精丽的隶书为主。碑文大都是歌功颂德的谀词，由文人撰写。
有些文字需要刻石垂流久远，昭示后人，不在山中采石，索性把文字刻在山壁之上，留书法于天地自然之中。这种形式的石刻文字称为“摩崖石刻”。摩崖石刻起源很早，远在商周时代就有，优点是刻石宽大，气势恢宏，而又不易亡失，可长久保存。
汉碑形制的差异，在我国地域分布上也大不相同。摩崖石刻多在我国西北黄河中游地，形制重气势；而碑版多在我国黄河下游，首推儒学发源地山东、河南，形制重精丽。摩崖刻石碑文内容以开拓性业绩为背景，而碑版刻石碑文内容多以尊孔的礼仪为背景。
隶书碑刻兴于东汉时期，章帝以前传世碑刻少见，和、安二帝以后树石立碑之风渐起，至桓、灵之际（公元147-189年）碑刻最为精淇，数量最多，凡山川、古迹、桥道、庙宇等处无不以碑记之。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是汉碑隶书兴起后的黄金时代。资料提供，汉碑见之于历代著录的有七百余种。解放前石存的有一百七十种以上，解放后新发现的碑刻题字也有百种。
3、汉碑隶书兴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任何事物生长壮大都有其原因，汉碑隶书大兴于汉代，从以下几个方面足以看得更清楚。
——思想基础。汉代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固的需要，打出“尊儒”的旗帜，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人伦，助教化”、“惩恶扬善”等整套理论，宣扬礼教，为卫道者歌功颂德，从而大兴建碑之风。
——上层力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帝王除了自身擅长书艺外，还大力提倡。并把“以书取仕或以书入仕”作为汉代为官的制度。据史料所载，汉章帝曾下诏所有公卿应用隶书上书，从而确定了隶书的正统地位；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会聚一堂，举行书赛。
——社会需求。由于人们求取功名和出仕的需求，致使功利思想抬头并蔓延，一时鬻文书碑成为部分人谋生的道路。故而学书者大增，涌现出大量无名氏书者和专门从事研究的书家。
——材料使用。汉代以前书写文字的材料多是甲骨、金属类的物品，制作难、成本高。至汉代则利用天然石头，具有刻制容易、保存时间久远等优点。
[NextPage二、汉碑隶书的书学文化风格特性]
二、汉碑隶书的书学文化风格特性
汉代隶书成熟且成为标准书体之后，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及个人气质不同，审美上的艺术追求也有差异，至使流派崛起纷争，碑刻书品风格多样，体势各异。譬如，《石门颂》放纵飞动，《华山碑》美妙奇特，《西狭颂》严谨厚重，《礼器碑》瘦挺峻逸，《史晨碑》润朗精细，《张迁碑》方正雄浑……几乎每碑各出一奇。
为了更好地欣赏和领略汉碑风格，应尽可能地了解熟悉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及书写内容等。同时用比较的方法辨识各自的风格差异，从而领略其书学文化与风采。在此，选择部分风格各异的主要汉碑予以简介。
《石门颂》
《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立，摩崖刻石。高261厘米，宽205厘米。文字22行，每行30或31字不定，共617字。现藏陕西汉中博物馆。
《石门颂》的艺术特点：字势奇纵恣肆，犹汉简风韵。结字方正古健，劲挺多姿，宽松灵秀，集高古苍茫于一身，气象宏大，令人肃然。
《乙瑛碑》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3年）六月刻。碑高2.6米，宽1.28米，厚0.24米，共18行，满行40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乙瑛碑》的艺术特点：此碑形制较大，结体方正，骨肉停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用笔变化灵活，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给人以优美的感觉，有“汉隶之最”的称誉。
《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碑石长172厘米，宽78.5厘米，厚23厘米。碑无额。四面刻字均为隶书。碑阴16行，行36字，文后有韩敕等人题史。此碑现存曲阜孔庙。
《礼器碑》的艺术特点：笔画瘦劲如铁，细处如钢针，如干将莫邪，锋利无比。结体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而且变化若龙，一字一奇，奇中妙美。被人评为隶中“有美皆备”的典范。② （待续）
《鲁峻碑》
《鲁峻碑》全称《汉故司隶校尉惠父鲁君碑》，又称《鲁忠惠碑》。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四月立。高2.83米，宽1.05米，厚0.25米，圭首有穿。碑阳文字17行，每行32字；碑阴2列，每列各21行。现存济宁市博物馆。
《鲁峻碑》的艺术特点：属丰茂雄强一类。气势磅礴，用笔不拘小节，注重大效果，讲究笔画之间的轻重肥瘦对比。结体方整丰腴，宽博厚重。章法上字距与行距相等，字字行行，顾盼紧密，整篇效果自具气势。是汉隶宽博一类书法的代表作。
《景君碑》
《景君碑》又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此碑为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立。碑高2.23米，宽0.78米，厚0.19米。圭首有穿。碑阳17行，满33字；碑阴文字四列，第一、二、三列各题人名18名，第四列2行四言韵语计72字。现存济宁市博物馆。
《景君碑》的艺术特点：笔画介于篆隶之间，笔锋犀利如折刀，无波磔而呈相背之势。字体怪异，形体稍长，亦篆隶相参，开峭拔一派，极有特点。
《史晨碑》
《史晨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二年（公元168、169年）刻。《史晨碑》是两块碑，前碑晚于后碑。前碑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后碑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前碑，碑文17行，行36字；后碑，14行，行36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史晨碑》的艺术特点：书风温纯典雅，如纯金美玉。结字工整精致，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隶书成熟的典型佳品。
《曹全碑》
《曹全碑》又称《汉?阳令曹全碑》，又叫《曹景完碑》。为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立。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碑阳20行，行45字，共855字。碑阴5列。现存陕西西安碑林。
《曹全碑》的艺术特点：此碑秀丽而有骨力，结字匀整，字势俊美。用笔方圆兼备，以圆笔为主，笔画绵里裹针，富有韧性，每字均风度翩翩，美妙多姿。是汉碑成熟的典型代表。
《张迁碑》
《张迁碑》，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又叫《张迁表颂》。此碑高270公分，宽150公分。碑阴16行，每行42字，全文共568字。碑阴三列，碑额12字似篆若隶。现存山东泰安岱庙。
《张迁碑》艺术特点：方整古拙，以方笔为主，骨力雄厚，刚劲沉着，结构宽扁，如狮蹲虎踞。章法较为茂密，线形屈曲极有动感，对后世影响很大。
……
[NextPage三、汉碑对后世隶书及发展的影响]
三、汉碑对后世隶书及发展的影响
汉碑隶书以独有而厚重的书学文化底蕴，显彰于书史和书坛。《中国隶书大字典》序言中说：“隶书为我国的书法艺术植下了发展与升华的契机”。事实告诉人们，隶书的血脉不断，生命力至今还在延续。千百年来，不因有诸多的形式、多样的书体登场而被搁置，反而有新的发展和创新。
1、“唐隶”的兴盛
众所周知，东汉以后隶书曾一度走过了辉煌的道路，但后期日渐衰微，间断了很长时间，到了唐朝时期方得复兴。正如《宣和书谱》中所言：“至唐则八分书始盛”。清人叶昌炽《语石》也说：“唐承汉、魏之后，分书宏伟，犹有古法。”
唐朝隶书，至盛唐的开元年间（713-741），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倡导，习隶者渐多，遂形成与汉隶不同的”唐隶”风格。其中定鼎之作，是唐玄宗写的《纪泰山铭》。这篇铭文是玄宗自撰自书，全文千余字，每字字经20厘米，镌刻在泰山之巅一处高10米、宽5米的巨大陡直的崖壁上。玄宗的隶书笔画丰腴，体态宽博、字势横逸。后来他又用隶书写了名篇《石台孝经》传播于世（现立西安碑林），成为唐代隶书风范的标志。
唐朝前期，以隶书写碑文的书家是欧阳询，其代表作是 《房彦谦碑》。欧的隶书，紧健峭厉，与其正书相去不远，很像是用楷体作隶书。唐朝中期还有著名的 “唐隶四家”，他们是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都是称誉当时的隶书高手。在此期间写隶书碑版的还有梁升卿和徐浩等隶书世家。这种 “唐隶中兴”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德宋年间。由此看来，隶书不绝如缕，一直还有书家继续书写和研探，自有唐人振兴隶书的一份功劳。
2、“清隶”的崛起
清代隶书是隶书书学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宋、元、明三代隶书衰落，至清代方得兴盛。这是由于清“文字狱”严重，政治上的高压加之金石训诂之学大兴，以及秦金汉石和魏碑的出土日益增多等诸种原因，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能够深入到考据之学和“碑学”的实践中，积极的复古主义成为时尚。于是有很多隶书大家视野开阔，入古出新，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隶书体势，史称“清隶”。
这些书家都在继承汉碑隶书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特点，或掺以草法，如郑盙的隶书以北碑为基础间入草法，古拙奇绝，沉着飞动，为“清隶”之滥觞。金农隶书融入特殊写法和《天发神谶》，“以拙为妍，以重为巧”，创出“漆书”。伊秉绶隶书则寓拙于雅，调动造型，高大平正，雄阔威仪，所构成的美术原理，把隶书推进到更具表现力的境地。赵之谦隶书取汉隶，借鉴北碑特长，间入行书之法，其流畅典雅，给人一种轻快愉悦的美感。
3、近当代隶书融古铸今
笔墨当随时代，近当代许多隶书大家对此无不深有体悟。他们首先是深入临习历代经典隶书名帖，有着扎实的功力，同时也能对千年来的隶书兴衰因果、创作理念以及书艺变易情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隶书的创作中既能展现传统经典活力，又能临近现代意识，把握住时代生活的气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隶书艺术风格。
——马一浮的隶书可谓一绝，他是近代有名的隶书大家。他学贯中西，博大精深，被尊为国学大师。他曾经对诸多著名汉碑进行过深入研习，有独到的见解领悟。其隶书得力于《石门颂》，纯用汉法，掺以秦篆笔意，多骨丰筋，茂密精凝，温和娴静，自然和谐。笔画精谨凝练，强劲如曲铁。由于以篆入隶，形象独特，笔法卓绝。
——孙其峰的隶书特色显明，遒练的用笔和苍劲洒脱的韵味，在当今独具一格。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汉隶上下力颇多，达到“精工”的地步。他的隶书字势横展，波势突出，在严谨字法中欲求飞动之势，字里行间已透露出法外求取意趣和神韵，同时隶书中还融入简牍的笔法。他的隶书并非是碑、简书法的硬凑，对于传统也非形貌上的因袭，而是经过了消化的再创造，其书古朴、洒脱，具有魅力。
——来楚生的隶书独标一格。他曾遍临秦汉诸名碑，以黄道周为范本，并在其中苦心经营，多作翻新，形成自主格局。他的隶书与其行书上的成果大有联系，行笔洒脱俊逸，落笔随意自如。其笔姿富有弹性，有时在平正的结构中突现奇险的一笔，或者将流畅的笔道戛然收住。字形结构宽阔扁平，体态活泼多姿，丝毫没有拘谨压抑的感觉。字形变体较大，自然得体，显示出高超的谋篇布局的匠心。人们对其隶书评价很高。
——何应辉的隶书强调变化，着位于笔画无波磔，于苍莽野逸、清新扑拙卓然而立。用笔一反隶书的横平竖直间距平匀，而是俯仰变化无常，如笔画间的突然断体，大胆夸张字的圆转与方折的对照，在强化无波磔隶书的同时，透露出杀气和凌利的果敢，使方圆结合别具特色。且凸显线的重要性，使整个章法布白协调，形体脱俗别致，增加石刻趣味和现代美学气息。
——张 海的隶书博采众长，遗貌取神，以深厚的传统功力，表现着融古铸今的现代精神面貌。这与他长年累月研习名碑、汲取汉碑和唐、清及近代书家优点有关。他特别强调“审美”和“字外功夫”，使其作品具有“品嚼之味”，独具一格，大有创新。他用笔多行草意，纵逸熟练，跳宕流便，并掺以篆法，灵动矫健，增添了几分生拙感和金石气。章法取之简牍，加强横向取势，以求势来不可止，谋篇布墨随机应变，气势得到极大展示，故有“草隶”之誉，令人赞叹不已。
[NextPage四、汉碑书学文化的精髓——文字内容]
四、汉碑书学文化的精髓——文字内容
汉碑隶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位，除了重大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外，还有能够反映书学文化的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其文字内容是研究书学文化的极为宝贵的资料。下面仅举碑版文字内容数例足资说明。
杨孟文治理开通褒斜道重建石门——《石门颂》
《石门颂》碑文大意是，（汉安帝）初二年间，因为西夷战乱，石门工程遭受严重破坏，桥梁断绝，隘道阻塞。尔后又遭特大水灾，山洪暴发，泥流泛滥，栈道石板被水冲垮，一片泥泞狼藉。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庄稼颗粒难收。人们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怨声载道。这时有位叫杨孟文的地方官，忠心刚直，再三上奏皇帝，言应对褒斜道彻底治理。他还据理力争，排除众议干扰，终于得到皇帝批准，重建石门工程。经过多年的修整，的确改变了这里的面貌，百姓过上了安逸生活。
《石门颂》主要记述杨孟文再次开通褒斜道所立功劳，它与修复沟通中原西出的栈道有关，是研究古代交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具乙瑛之言置百石卒史奉孔庙——《乙瑛碑》
《乙瑛碑》碑文记载前鲁相乙瑛上书，请于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主持阙里孔庙管理，执掌礼器祭祀之事。在孔族中选一人，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族所归者任之，并造百石吏所以居。桓帝准可。时乙瑛已离任，遂以孔和补之。东汉桓帝元嘉（公元151年），孔子十九世孙孔麟，上书皇帝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掌管孔庙礼器事，因而得名。
据说祭孔建制始于周敬王41年（公元前419年），尊孔子为“尼父”，次年便命举行祭祀孔子活动。汉武帝以后，历代帝王尊崇孔子，加谥褒封，频频亲临孔庙祭祀。故在孔庙之中设专人以掌管一切礼仪之事。
鲁相韩敕重修孔庙得四方士仁赞——《礼器碑》
《礼器碑》记述鲁相韩君（字敕）为追思孔子功绩，重修被秦、羽破坏的孔庙房舍，大造礼器,增添乐器，更换车辆，清理孔府学宫环境等事。此举合乎礼乐制度，得到四方士仁的赞扬，愿意为他树碑立传，流芳百世。碑文的开头从韩敕说起，大讲孔子思想及其渊源，有重要研究价值。
任城景君政绩卓著属下为之服丧——《景君碑》
《景君碑》碑文大意：景君是汉代功臣景丹的第五代孙，济宁人。曾任河北司农宰元城。因政绩卓著受到皇帝赞赏。授命益州郡太守，后调任北海国（今山东昌乐县西）任相。顺帝二年病死于任城家中。由于生前爱民如子，治国有方，人们随棺送行入葬，下属官吏八十七人穿三年丧服，行守墓三年之礼。由此可见景君生前是位德高望重的父母官。
碑阴第三列名下有“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诸字。所谓行服，是指古代依照丧礼规定，穿戴一定的服装，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也反映出封建礼教之严。
郑郎中文采横溢处政显绩留芳名——《郑固碑》
《郑固碑》之意：郑固，字伯坚，济宁人。自幼性情温和，上尊下孝，仁爱友善。年少时喜读《尚书》等古藉，崇尚言偃、卜商的文学修养，刻苦学习子游、子夏的文学和冉子、季路的素质，有处理政务的才干。由于他为官处政谦虚谨慎，办事公道，清明廉洁，受上司的重用提拔。汉桓帝延嘉元年（公元158年）二月十九日提升为郎中（宫廷侍卫）。卒时42岁。
忠惠父鲁峻聚德仁爱饱识儒学为师表———《鲁峻碑》
《鲁峻碑》大意：鲁峻，字仲严，东汉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自幼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以温良道德养身修性，以亲善仁爱为人处事。他对《鲁诗》、《颜氏春秋》研究颇深，博览群书，学识渊深。可说“学为儒宗，行为士表”，受到世人称赞。初举孝廉，任命为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丞之职。后因父丧事离官回乡。丧礼期满后受司徒府征召为侍御史，及九江（安徽凤阳县南）太守。后又历任太尉长史、御史中丞等职。后因母亲去世，求朝廷改任议郎，回乡奔丧。期满回京任职屯骑校尉。在职时以西门豹、黄霸为榜样为官，社会秩序井而有序，政通人和。晚年闭门静居，以抚琴读书为乐，享年62岁，人称“忠惠父”。
范式张劭“鸡黍之约”成后世交友佳话———《范式碑》
《范式碑》背景意：范式字巨卿，山阳郡金乡（今济宁金乡）人，曾任庐江太守等职，以“忠义贤达”名世。史传，范式少时曾与张劭在太学结为挚友，情谊至深。分别时恋恋难舍，并向张劭说：“二年今日定去您家拜望尊母”。张劭回答“可杀鸡煮黍以待”。二人订下“鸡黍之约”。待到日期已临，张劭请母杀鸡备黍候范式到来。劭母疑惑说：“你们二人相距千里，离别多年，旧话早忘，何必当真”。张劭对母说：“范式为人忠厚老实，鸡黍之约岂能忘却，望母准备”。果然，饭菜刚做好，范式赶来，二人拜罢尊亲，以鸡黍进酒，直至尽欢而别。不久张劭病危，临终曾言：“憾我死前未见范式一面，想他如何难过”，言毕而亡。范式闻张劭病死，抱头大哭，趋车奔丧。张劭殡时棺至墓穴，难以抬动。劭母说：“莫非我儿心愿未了”。即时范式素车白马，嚎啕而至棺前，执绋引棺，才使棺木徐徐入土。范式在张劭墓旁守候多日，修坟植树，然后挥泪离去。后人以“范、张”朋友挚交之典，传为佳话。
曹全贤德孝悌弹枉纠邪留恩威之名———《曹全碑》
《曹全碑》碑文中讲，曹全自幼好学，懂礼乐典章，行贤德孝悌。收养叔祖母，供养继母，时刻顺从长辈心意，奉行不怠，被传为佳话。从政之后，像伯夷、叔齐那样清正廉洁，如史鱼率真正真，是非分明，从未有出现过差错。同时还敢于举报弹劾枉法的官员，惩治贪赃腐败之徒，百姓官员们佩服他的德行，其远近有威信。
张释之笼槛观虎皇帝面前秉忠直言———《张迁碑》
《张迁碑》有一段碑文讲，汉文帝时有张释之辅政，出谋划策，治国有方。一次张释之随从文帝出行，登上虎圈笼槛观看上林苑虎群。文帝问上林苑令，圈中养多少只虎，苑令没能及时回答出来。于是又问在旁养虎的啬夫。其人对答如流。鉴于这种情形汉文帝便下令叫张释之提拔啬夫为苑令，要把原苑令撤职。这时张释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为欠妥，建议文帝应妥善行事。还讲明了原苑令具有公卿才干，而啬夫不过是知而能言的小官，非国家栋梁之才。于是汉文帝便采纳了张释之的建议。
此亦载于《史记》《张释之传》。张释之是张迁曾祖父，字季，土都（今河南方城县东）人。官居廷尉，是当时的最高执法官。此段说明张对人才的重视，主张从全局考虑，不以一时一事作为是非和用人准则。可说他是帝王的得力助手。
……
以上几种碑版文字内容涉及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为我们全面认识和学习汉碑书学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研究书学文化如不深入到文字内容，是书法理论和书家的一大缺憾，亦不可能对书学研探至善至美，此方面渐已引起书学界的重视。
总之，博大精深的汉碑书学文化是对后世书学和书艺的传袭和引领，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强大基石。其中汉碑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影响和碑版的文字内容尤在研究中凸显其无以取代的份量，不可绕道行之。笔者刍撰此文，旨在通过论及汉碑隶书多方内涵，提醒有识之士在书学文化耕耘的土地上和过程中，给汉碑书学文化研究一个更大空间，让研究更富社会性和全面性，从而推进其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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