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宁邹城东南12公里处峄山之南的区域，保存着一处东周时期的古城，即今邾国故城遗址。邾国故城自春秋至北齐年间，共延续了一千一百余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近万件陶文因数量众多、书体独特，为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对研究我国书法篆刻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邾国文物的出土散见于明清各代地方志及部分学者文集杂记中，但对邾国陶文的著录及研究较晚。清代中叶，邾国陶文引起了金石学家的注意，道光十七年版《邹县金石志》记述了邾国陶文的发现情况。光绪初年，潍县陈介祺多次派人前往邾国故城所在地收购，先后搜集到邾国陶文四千余件，并辑成《簠斋藏陶》一书。之后，益都孙文楷《木庵古陶文释》、丹阳刘鹗《铁云藏陶》及吴大澄《说文古籀补》、顾延龙《古陶文孴录》、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等书中也都收录了大量的邾国陶文。民国初年，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亲赴邹城，较为详细地调查了陶文出土地点和分布区域，收购了大批陶文，辑成《邹滕古陶文字》并刊行于世，这都为后世研究邾国陶文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建国以后，当地群众在从事农业生产及基本建设时常会发现一些带字的陶器残片，全国及县域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及文物征集工作相继开展，经群众捐献及文物部门的采集、征集、收购，邹城市现收藏的邾国陶文总计近三千件。据陶文标本登记及考古调查资料表明，邾国陶文主要以故城遗址内的纪王城村东、金张庄村北的区域最为集中，此外邹城境内的其他重要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这些陶文的出土和发现，大多是未通过科学发掘，缺少具体的层位记录，因而对其时代的判断，只能依靠残存的形制、质地、书体和文字的制作方法来分析和研究。2006年，王恩田《陶文图录》收录了邾国重要的陶文拓片，为进一步识别邾国陶文提供了重要参考。2012年，邹城市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对馆藏的陶文进行了清理、分类、制拓，并对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陶文图录》《陶文字典》等工具书籍，对邾国陶文的部分文字进行了识别，为深入研究邾国陶文奠定了基础。
据初步分析，邾国陶文以东周时期为主，汉代次之，秦代最少。东周时期陶文，主要见于盆沿、罐口沿及肩部、瓮肩部外侧、豆柄中部。制作方法以钤印为主，刻划次之。钤印是在陶器坯胎未干之前直接将文字印压上去，呈现圆、椭圆、方等各个形状，因力度差异文字也有深浅、粗细、大小之别。这一时期的陶文单字较多，字体为大篆，以阴文为主。秦代陶文，主要见于陶质量器上。制作方法可分为钤印、刻画两种。文字四字一组，多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等诏文内容记载。其钤印文字书体以典型的秦代小篆，字数较多，且边框整齐。
汉代陶文，主要见于盆沿、罐口、瓮肩外侧及部分砖瓦之上。其制作方法以刻划为主，少有钤印。刻划法具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湿坯上用硬质细棒刻划而成，字口两侧常有细棒挤压而隆起的泥土痕迹，字迹较为清晰。二是在陶器烧成以后，用锋利的工具的器体上刻字，其笔画较硬，长短不一。此时期陶文笔画起落不明显，书体古朴，行以隶意。
从笔法、字体等方面上看，东周陶文可分为严谨和肆意两类。严谨类陶文，笔画较为规整，字形较为统一。如“榑”“得”等字，篆书浑穆古朴，字形变化较少，与金石文字类似。肆意类文字则较为随意，变化较大。如“耑”字，体式竖长，笔画苍劲。如“河”“吴”等字，在结构布局上更讲究对比，整体上呈现出古朴自然的艺术效果。加上文字的边框处理，或粗或细，若有若无，妙趣横生。此外，陶文中的阳文占有一定比例，特别是那些留有清晰印记的文字，边缘分明，刀痕显露，刚健峻利，使整个文字及陶器更显古朴自然。加上刻划用刀的使用，表现在文字上是刀笔结合，藏露自然，收放自如，其意趣在变化中彰显毕露。
秦代陶文，钤印文字边框清晰，字体方正，笔画匀称。秦代陶文深受小篆影响，字体较为方正，在笔法处理上又富有明显的变化，笔画较少的字，行笔时粗细结合，使得文字书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绾法”之句，其中“立”“皇”二字笔画较少，笔道加粗，“号”“为”二字笔画较多，笔道纤细，四字对角差异；“相状绾法”等字为小篆，笔画圆润，结体严谨，整体造成了布局结构的和谐活泼。“驺”字遒劲圆润，藏力其中而苍厚有味，特别是右半边的“刍”字，笔画略细，所占空间又小；左半“马”字，笔画略粗而所占空间较大，整体形成了布局章法上险绝的审美效果。加上环绕其外的边框，粗犷平稳，更显气势之险要。
汉代陶文，由于是直接书写，其书风往往因人、因时的变化及所用器物的不同而产生多样的审美效果，这与东周、秦代陶文有很大的差异。如“汉”字，点化写作大横，顿挫有力，“又”字捺笔劲键利落，笔意显露而力藏其中。“梁作”“贤”等字，隶书，笔画简洁，结体活泼，信手而成，但力度、情趣尽显，与汉简笔意有相通之处。“丰主”二字，“丰”字第二、三横笔上挑，“主”字三笔皆具波势，上下排列，刻划随意，但动感十足，似波挑隶书之风。受汉代思想文化的影响，汉代陶文更具明显的时代特征，字体较大，风格多变，气势足而意趣现。
邾国文物的出土散见于明清各代地方志及部分学者文集杂记中，但对邾国陶文的著录及研究较晚。清代中叶，邾国陶文引起了金石学家的注意，道光十七年版《邹县金石志》记述了邾国陶文的发现情况。光绪初年，潍县陈介祺多次派人前往邾国故城所在地收购，先后搜集到邾国陶文四千余件，并辑成《簠斋藏陶》一书。之后，益都孙文楷《木庵古陶文释》、丹阳刘鹗《铁云藏陶》及吴大澄《说文古籀补》、顾延龙《古陶文孴录》、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等书中也都收录了大量的邾国陶文。民国初年，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亲赴邹城，较为详细地调查了陶文出土地点和分布区域，收购了大批陶文，辑成《邹滕古陶文字》并刊行于世，这都为后世研究邾国陶文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建国以后，当地群众在从事农业生产及基本建设时常会发现一些带字的陶器残片，全国及县域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及文物征集工作相继开展，经群众捐献及文物部门的采集、征集、收购，邹城市现收藏的邾国陶文总计近三千件。据陶文标本登记及考古调查资料表明，邾国陶文主要以故城遗址内的纪王城村东、金张庄村北的区域最为集中，此外邹城境内的其他重要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这些陶文的出土和发现，大多是未通过科学发掘，缺少具体的层位记录，因而对其时代的判断，只能依靠残存的形制、质地、书体和文字的制作方法来分析和研究。2006年，王恩田《陶文图录》收录了邾国重要的陶文拓片，为进一步识别邾国陶文提供了重要参考。2012年，邹城市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对馆藏的陶文进行了清理、分类、制拓，并对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陶文图录》《陶文字典》等工具书籍，对邾国陶文的部分文字进行了识别，为深入研究邾国陶文奠定了基础。
据初步分析，邾国陶文以东周时期为主，汉代次之，秦代最少。东周时期陶文，主要见于盆沿、罐口沿及肩部、瓮肩部外侧、豆柄中部。制作方法以钤印为主，刻划次之。钤印是在陶器坯胎未干之前直接将文字印压上去，呈现圆、椭圆、方等各个形状，因力度差异文字也有深浅、粗细、大小之别。这一时期的陶文单字较多，字体为大篆，以阴文为主。秦代陶文，主要见于陶质量器上。制作方法可分为钤印、刻画两种。文字四字一组，多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等诏文内容记载。其钤印文字书体以典型的秦代小篆，字数较多，且边框整齐。
汉代陶文，主要见于盆沿、罐口、瓮肩外侧及部分砖瓦之上。其制作方法以刻划为主，少有钤印。刻划法具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湿坯上用硬质细棒刻划而成，字口两侧常有细棒挤压而隆起的泥土痕迹，字迹较为清晰。二是在陶器烧成以后，用锋利的工具的器体上刻字，其笔画较硬，长短不一。此时期陶文笔画起落不明显，书体古朴，行以隶意。
从笔法、字体等方面上看，东周陶文可分为严谨和肆意两类。严谨类陶文，笔画较为规整，字形较为统一。如“榑”“得”等字，篆书浑穆古朴，字形变化较少，与金石文字类似。肆意类文字则较为随意，变化较大。如“耑”字，体式竖长，笔画苍劲。如“河”“吴”等字，在结构布局上更讲究对比，整体上呈现出古朴自然的艺术效果。加上文字的边框处理，或粗或细，若有若无，妙趣横生。此外，陶文中的阳文占有一定比例，特别是那些留有清晰印记的文字，边缘分明，刀痕显露，刚健峻利，使整个文字及陶器更显古朴自然。加上刻划用刀的使用，表现在文字上是刀笔结合，藏露自然，收放自如，其意趣在变化中彰显毕露。
秦代陶文，钤印文字边框清晰，字体方正，笔画匀称。秦代陶文深受小篆影响，字体较为方正，在笔法处理上又富有明显的变化，笔画较少的字，行笔时粗细结合，使得文字书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绾法”之句，其中“立”“皇”二字笔画较少，笔道加粗，“号”“为”二字笔画较多，笔道纤细，四字对角差异；“相状绾法”等字为小篆，笔画圆润，结体严谨，整体造成了布局结构的和谐活泼。“驺”字遒劲圆润，藏力其中而苍厚有味，特别是右半边的“刍”字，笔画略细，所占空间又小；左半“马”字，笔画略粗而所占空间较大，整体形成了布局章法上险绝的审美效果。加上环绕其外的边框，粗犷平稳，更显气势之险要。
汉代陶文，由于是直接书写，其书风往往因人、因时的变化及所用器物的不同而产生多样的审美效果，这与东周、秦代陶文有很大的差异。如“汉”字，点化写作大横，顿挫有力，“又”字捺笔劲键利落，笔意显露而力藏其中。“梁作”“贤”等字，隶书，笔画简洁，结体活泼，信手而成，但力度、情趣尽显，与汉简笔意有相通之处。“丰主”二字，“丰”字第二、三横笔上挑，“主”字三笔皆具波势，上下排列，刻划随意，但动感十足，似波挑隶书之风。受汉代思想文化的影响，汉代陶文更具明显的时代特征，字体较大，风格多变，气势足而意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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