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新鲁商的崛起

 

　　有一句话前几年在全国特流行，“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初看山东”。如果说这句话在10年前还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话，那么现在山东经济发展的态势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一切，我们不妨先看几则数据：过去5年中，山东经济以平均13%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水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山东坐上了中国经济大省的“第三把交椅”，这一坐就是14年。2004年，山东终于又跃三进二，坐上了亚军的宝座。今年7月24日，山东省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宣布山东蝉联全国各省GDP总量的亚军。
　　数据显示，上半年山东省GDP实现10206.4亿元，首次半年过万亿，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15.3%，GDP总量位居广东（11416.4亿元）之后，江苏（9871.2亿元）之前。
　　总体而言，山东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山东俨然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山东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和新探索在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也就有了更大的现实和典型意义。
　　谈到山东经济这些年的跨越式发展，当然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但也更离不开那些处于市场经济风口浪尖的山东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是旗手、先遣队，是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他们扎根地方，创造性地开创和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是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他们拴结在一起，我们称他们为“新鲁商”。
　　我们是这样来“定义”新鲁商的：首先是“新”，有新必有旧，我们主要是用“新”来表明其时代特征，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山东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其次是“鲁”，“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古代山东是齐、鲁两个国家的所在地，所以山东又称齐鲁，到了现代，因省府济南古时属于鲁国，故简称鲁，鲁即山东；再次是商，这里的“商”，可以指称“商帮”，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山东企业；二是指山东企业家。不过由于企业的发展模式和文化特征总是不可避免过多低落上了企业家的印记，致使企业文化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家文化，所以我们也便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企业家群体。
　　山东企业家，或者我们不妨直接简称新鲁商，他们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文化特征，是与浙商、粤商、苏商、秦商以及新徽商、新晋商、新京商等相对应的概念。中国在明代就形成了十大商帮，山东商帮也是十大商帮之一，但当时更多的是以晋商和徽商为主导，尤其是晋商，比如我们熟悉的《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他们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而居当时各帮之首。当然现在的情形已经有了大的不同，从全国来看，当前浙商、粤商、新京商、新沪商和我们山东的新鲁商们应该占有更大的份量。这些企业家们往往越过了地理的界限，他们发现了一种商业模式，他们敢于“挑战传统”，敢于破坏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他们聚集起了大量的财富，为一方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大多没有什么特权，甚至没有很高的学历，更多的是白手起家，历经商海沉浮，他们是平民时代的商业领袖。
 　　这帮新生代的精英们不像上一代，一手拿着道德经，一手拿着孙子兵法，眼睛看着论语，心里还揣摸着毛泽东思想。他们更务实，各自在经济舞台上自编、自演着一幕幕“商海风云”。他们更相信细节决定成败，注重第五项修炼和流程再造，喜欢基业常青，也重视执行力，信奉简单就是美。最近，他们好像开始对中国式管理越来越感兴趣了。
　　这帮商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其代表人物有张瑞敏、周厚健、汪海、黄鸣、李长顺、张继升、张士平、谭旭光、孙丕恕、朱新礼等，代表企业有海尔、海信、双星、皇明、济钢、三联、魏桥纺织、潍柴动力、浪潮、汇源等。他们是儒家文化的承继与光大者，代表的是山东版的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宽、敏、惠、勇，这些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

 

 

　　前面我们讲了山东是古代齐国和鲁国的所在地，山东文化也称为齐鲁文化，实际上在古代齐文化和鲁文化是分别形成的，两种文化形态是有明显差异的，周武王把姜太公和周公分别分到了齐和鲁两个地方，由于两地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在人文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加之他们及以后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所以两地当时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特征：齐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有鱼盐之利，工商业也就发达起来，“尊贤尚功”、“尚功利”、开放进取、雍容大度、与时变、随势化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用我们现代时髦点的话讲就是“与时俱进”；鲁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强调“亲亲上恩”、“布德于民”，其文化特征中积极的一面是强调责任和承担，重和谐与秩序，讲诚信仁义，消极面则是重农抑商，因循守成，“不知时变”，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比较严重。当然，后来随着齐鲁两国的统一，齐、鲁文化也在不断的博弈、碰撞、磨合中，经历了一个互相审视、选择和渗透的过程，已经交融为一个整体，虽然今天我们无论是从从地域发展的模式，还是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性格特征等诸方面，还是能看到不少差异。 
　　这里我们讲山东文化的总体特征是“齐鲁文化的双重变奏”，主要便是基于上述原因。另外，我们都知道山东也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实际上无论齐文化，还是鲁文化都是深受着儒家文化影响的，也就是说种下的“种子”是相同的，只是可能由于生长的“土壤”和环境有差异，也就出现了类似于“橘生淮南和淮北”的不同效果。儒家文化的中心在“鲁”，鲁文化自然受影响更大些罢了，后来齐鲁文化融合后，随着西汉 “独尊儒术”的政策的推行，齐鲁文化更是日渐融合为一个整体。
　　鉴于此，今天我们讲儒家精神对新鲁商的影响主要从整体上来讲，但是也要从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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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积极方面，我总结了四点：其一，以义取利，诚信为本；其二，仁者爱人，以人为本；其三，博施济众，依群利己；其四，开拓创新，自强不息。
　　其次是消极方面，我也总结了四点：其一，恋家、不善闯荡；其二，内讧，不团结；其三，官商背景；其四，缺乏自我超越精神，小富即安。

　　我们分别来看，首先是积极方面。我们说新鲁商是深得“内圣外王”之道的。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内圣外王”，虽然这一说法并非是儒家首创，而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文中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但这一学说后来演变为儒家的基本命题。所谓“内圣”，即孟子所说的“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即要求在个人生命内完成最高的道德修养；所谓“外王”，即要求圣贤不只是追求个人生命的道德完美，更要求把这种“内圣”外化为道德实践和“经国济民”，立志为地方、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这也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相当于《大学》里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反映在新鲁商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首先便是儒家精神对新鲁商“义利”观的影响和启示。后世往往对儒家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儒家过分地“重义轻利”，实际上虽然我们说孔子没少讲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类的言论，但是他并没有以言利为耻，他排斥的是“不义而富且贵”，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因为他也讲了“富且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我们说“义”，“信义”，即诚信又是最基本的“义”，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应该说新鲁商已经深得其中精髓了，比如以海信为例，它的名字本身就可以阐释为“海纳百川，信诚无限”的意思。1999年总裁周厚健提出要打造“百年海信”。周厚健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实现这一梦想，诚信是根基。诚信是一个必要条件，有了它并不能代表你这个企业就能百年，但没有它你这个企业肯定不能百年。

周厚健在他20年的企业生涯中，对诚信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他说：“人无信不利，对企业来讲，要讲品牌，先讲品德”。“诚信是市场游戏的最基本规则，也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通行证。”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2006年春节前，周厚健曾安排有关人员紧急采购了1000套正在青岛热播的《大清药王》光盘，发往全国各地的海信机构。此举就是让大家知道诚信在企业经营中有多么重要，是为了改变大家现在对诚信的价值误解，不少人可能认为不诚信一时也没有吃亏，反而沾到了便宜。周厚健讲，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片子教育大家同仁堂之所以活了三百年，没有诚信它做不到这一点！

　　10年的时间里海信从没有拖欠过一笔银行贷款，也因此赢得了A级信用。贷款时，也就从没有被银行拒绝过。10年的时间里，海信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一跃而成为中国家电业巨头之一。目前，海信仅在家电、通讯、信息三类产品的年销售收入就已经超过160亿元。去年，海信收购广东科龙集团，周厚健也一举获得中国年度经济人物。

　　其次是对人的重视，这是儒家精神对新鲁商积极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具体来讲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则将它发展为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它的首要含义就是“富民”，“先富而后教”，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时人民富裕了，才能实现大道流行的社会理想，这与齐国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是一致的。

　　以人为本，用当下流行的观点讲就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为了人的一切”，以企业为中心，这里的“人”既应该包括企业职工，也应该包括消费者、客户、股东、合作者等，这也是我们讲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是，由于职工处于企业经营价值链的基点位置，所以说地位便尤其重要。

　　新鲁商也是深悟“老祖宗”遗训，颇懂得其中的奥秘的。像济南钢铁集团，其董事长李长顺就明确指出，“以人为本是济钢发展的立身之本、力量之源”、“不断增加职工收入是企业的无形竞争力”、“人人心情舒畅的生活和工作，企业才有活力”，他再三强调济钢“不让一名职工因经济困难而生活没有着落，不让一名职工因经济困难而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不让一名职工子女因家庭困难而辍学，不让一名鳏、寡、孤、独因无亲人照料而无助”。

　　在他的带领下，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凝聚力不断增强，企业经济效益节节攀升，员工收入也节节高，2003年员工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2004年达到3.6万元，2005年则超过了5万元。企业员工都为自己身为济钢人而自豪，企业竞争力也随之不断增强。

　　这是儒家精神对新鲁商管理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启示。

　　再次是对新鲁商在企业使命设计方面的启示，即重视对社会的回报，也即“博施济众”“依群利己”。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自然难以摆脱“经济人”的身份，司马迁也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掌舵人”，自然也难以和“经济利益”划清界限，但是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尤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企业家还应该抱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态度，学会做一个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回报社会，也唯有如此才能赢得社会的真正信任，也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久！

　　新鲁商，在这方面不客气地讲也是出了一些典范的。比如大家熟悉的临沂华盛江泉集团的董事长王廷江，上世纪90年代就把自己辛勤积累的价值600万元的私人企业无偿捐给了村集体；比如三联集团2004年以员工的名义捐款200万元设立了“三联老年救助基金”，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20周岁生日；再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位德州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的农民企业家梁希森，在接手北京最后一个别墅项目而赚了近20亿后，却回乡投资4200万元为全村136户村民免费盖起了联排别墅，他就是在实践一条“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的新农村发展之路，他放言还要把全镇109个村全部改造。虽然他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只认识不到200字，但他的“新农村乌托邦”的畅想却超前的很，其回馈社会、“致富不忘百姓恩”的精神也值得我们褒扬。

　　第四点是“与时变”的开拓创新和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实际上是开拓创新的原动力，自强不息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大学》里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实际上都是在呼吁一种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创新不止的企业精神。

有人讲创新是山东经济持续高速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创新也是一批新鲁商的成功基因，去年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的主题是“创新、责任、推动力、影响力”，山东有两位企业家摘得了桂冠：海信集团的周厚健和潍柴动力的谭旭光，他们都是自主创新的先驱，海信自主研发出了“信芯”，取得了中国彩电业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年产7000多万台数字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从此结束。潍柴动力则在2005年初推出了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升、12升大功率欧Ⅲ发动机，实现了我国内燃机行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

　　再比如海尔，海尔可以说既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自豪。自2002年以来，海尔品牌价值就连续四年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2005年其全球营业额达到1039亿元，海尔品牌价值高达702亿元，已经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品牌。2005年8月30日，海尔还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之首”。

　　用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话来讲，海尔创业20年来之所以能够不断持续稳定发展，就源于其持续创新。创新是海尔文化的灵魂，总裁杨绵绵在不同场合也反复强调。创新的海尔生产出了全球第一台“迷你”洗衣机、全球第一台“洗地瓜”的洗衣机、全球第一台“双动力”洗衣机、全球第一台“水循环”洗衣机……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将来还会生产出什么。但我们相信创新的海尔未来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这是儒家精神对新鲁商在企业精神设计方面的积极影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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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们引、证结合，辅以儒家经典的精髓要义谈了其对新鲁商的积极影响，但是“凡事必有两个方面”（毛泽东），儒家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对新鲁商产生了些许负面影响，迫切需要我们去突破和克服。比如，第一条讲的“恋家，不善闯荡”，这是和儒家所讲“父母在，不远游”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山东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不同于浙江的地窄物薄，比如像温州，人均耕地就不到半亩，但是山东人缺乏的正是浙商那种“走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敢闯敢干的精神，大家知道浙商遍布海内外，但是有谁知道海内外又有多少山东商帮呢？第二条，内讧，不团结。刚才我们讲了山东商人不爱闯荡，也都乐于聚集在自己的“二亩三分地”上，资源再多也禁不住“扎堆哄抢”，所以也就容易“窝里斗”，不像浙商那样四处闯荡，抱团发展，现在浙商探索出来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是“小商品、大市场、产业群”，浙商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往往借助于民间能量巨大的商会组织运作，而这也正是新鲁商的欠缺之处，山东商人太喜欢单打独斗，当草莽英雄了；第三条讲新鲁商的官商背景比较明显。这其实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这里有一些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山东是全国大企业最多的省份，2005年，全国营业收入过50亿元的重点企业有520户，山东占到76户，其中过100亿元的就有27户，如果大家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企业的性质和发展模式的话，应该能发现一些问题的。这自然和儒家“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等传统不无密切关系，政府其实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正在调整和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能，使之由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我们也在进一步期待中，尤其是希望“国强民弱”的现象会有所改观。第四条，我们讲山东企业家比较缺乏自我超越精神，小富即安。山东商人可能太习惯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儒家教旨了，有些封闭保守，就像某广东官员所分析的广东商人和山东商人的区别一样，广东商人是“见了绿灯快快走，见了红灯绕着走”，山东商人却更习惯于“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红灯原地走”，也就是说可能在执行落实方面要强于其他地域的商人，但是也太容易“知足常乐”了，目前山东企业的情形用他们的话来讲是“大而不强，实而不名，跟而不领，广而不聚”，16字真言可谓针针见血，不得不令我们警醒，新鲁商们也该突破一下自我，寻求一下新的超越了！

 

 

　　新鲁商如何超越？首先当然是突破自己已有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包括我们刚才分析的像“保守”、“窝里斗”、“官本位”、“小富即安”等这些消极的思想观念，这往往是最深层的，而正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只有摆脱那种束缚自己长远发展的陈腐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才能重塑自我，焕发新的生机。

　　我们当然不能符号化鲁商，我们前面的分析也只是“管中窥豹”，结合儒家文化发现了新鲁商的一些精神特质而已。山东近年的发展势头正猛，愈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我们当然不能作茧自缚，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要有超越兄弟省份的气概，更要超越自身，避免“大而弱”和“外强中干”（学界常用“斑马经济”来形容）局面的出现，从而真正形成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新山东模式”，实现山东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任重责在肩，有两句话与诸君共勉，希望诸君既能够具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襟气度，又能够增强“逝者如斯夫”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