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说，游说大人物，先得在心里藐视他们，别看他们高高在上的有多了不起。笔者斗胆套用孟夫子这句话，曰：“读大师，勿畏之。”——读大师的书，不必自卑而畏葸。
笔者这里说的大师，当然不是抬轿者和媒体炒作出来的“被””大师”””，更不是那号由官家挂牌而受者欣然笑纳的伪“大师”，而是指那些学术造诣丰厚精深、堪为某领域“翘楚”的真大师。有人或许会说，对真正的大师应该心存敬畏。“敬畏”是个好词，对大师由衷的敬畏，无疑是一种很庄严的情感。然而，若是既敬且畏，以至于在精神上屈膝匍伏，奉大师之书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赞一辞、生一疑，这是把大师奉为教主，是一种绝对俯从的教徒式的崇信。在笔者看来，对大师及其著述怀有敬意固然应该，但因为畏服而“脑缺氧”，放弃独立思考，丧失理性判断力，就未必是理所应当的了。
这里且来说一点笔者“读大师”的感受。近几年来，“国学热”兴盛，“国学大师”于是也“炙手可热”（恕我按时下喻义取用这个成语）起来，钱穆便是其中一位。对钱穆的学术观点虽然不乏异议者，但大致说来，其“国学大师”的称号，学界是基本上认同的。钱穆晚年近八旬时写了一本《孔子传》，笔者读之不无所得，同时也不无异见。在这本《孔子传》中，钱氏说：“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教育事业之两项。”没有把孔子夸赞为全知全能的超人，笔者深以为然。钱氏又说“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已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也算得上是一种理性的认知，不像当今有些走火入魔的崇儒之士（如蒋庆之流），鼓吹要用“政治儒学”，在当下推行孔子儒家的“王道政治”——其中有一条是：由孔子后裔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作为“国体院”的世袭议长，以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云云。钱氏在书中叙及孔子求仕于卫、陈两国，在政事上无可作为，却当了多年领取俸禄的“公养之仕”；尤其是卫国在国君继位大事上，孔子一面认定“名不正”，但同时却仍然享受着卫国的“公养”；钱氏写道：“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是呵，孔子那时带着一帮弟子，如果没有“公养”的俸禄，他们师徒可怎么活呢？钱氏这个说法确是比较平实。
然而，在这本《孔子传》中，笔者也读到一些可疑之处。如《论语》里有一则记述——
“子击磬于卫。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在卫国时，有一次击磬，磬声硁硁，发抒着“莫己知也”（没人知道我呵）的心声，一个挑草筐的人（当是个隐者）路过，听出磬声中的心事，便数落了一顿。可知孔子当时击磬时，心情是有点郁闷的。但钱穆却如是解说：孔子“在卫赁居初定，即击磬自遣。此皆在流亡羁旅之中而怡情音乐一如平常，此见孔子之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之融凝。”说词虽美，却不合乎事实。孔子彼时击磬岂是“自遣”、“怡情音乐”而已，他老人家分明是借磬一抒沉郁的心情嘛。如此颠倒夫子的心情，就不是平实的做法了。又如，《论语》中此则——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孔子说用丝织礼帽代替麻织礼帽，这点他可以随从大家；但在拜见国君的礼仪上，他认为，舍弃堂下跪拜，而只在登堂时跪拜，这是踞傲无礼的表现，所以即使违背众人，他也要坚持从堂下拜起。可见，在当时“礼”的变易问题上，孔子是有所从又有所不从的。然而，钱氏对上引语录的评说却是：“此孔子言礼主变通，不主拘守之一例。”奇哉怪也，这里明明白白记着孔子“虽违众，吾从下”，怎么是“主变通，不主拘守”呢？钱老难道眼里只有上半段，下半段就视而不见了么？
还有，《论语》里记述，晋国的中牟邑宰佛肸叛变，召请孔子，孔子打算应召前往，遭到弟子子路的非议，结果没有去成。钱氏对这一事件的评说是：“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如此说词未免夸张了，凭借一个小小的邑宰之力，居然要“平其乱”——荡平实力强大的卿大夫势力，“张公室”——重振晋国国君的威权！试想，孔子在鲁国做到大司寇，掌握着一定的权力，都没有做成抑“三桓”、强公室的事业，难道他会相信自己真有能耐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钱氏本意欲卫护孔子，结果却把孔子弄成“自我膨胀者”了！
读钱穆大师《孔子传》，笔者不敢认同、不敢恭维的，还不止上述这些。笔者说“读大师，勿畏之”，也不止是读钱穆之书而已。当然，那种“无知者无畏”的轻薄态度，笔者是不敢取的。所以，在“勿畏”之前，自己必须多读书——尤其是经籍原典，加上须臾不离的独立思考，从而积累学识“资本”，同时也积蓄“勿畏”的底气。若没有这些，别说对大师“勿畏”了，就是面对“讲坛”上下那些个诌经售汤（所谓“心灵鸡汤”）者，说不定也要被他们的信口雌黄、天花乱坠，糊弄得一愣一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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