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平时讲的所谓的中国文化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汉族文化而已，毫无疑问，这是不妥当的。在我看来，也是学术界接受的观点。我们今天的汉族，形成于公元3世纪，在这之前，还谈不上谁是汉族。刘邦未必是汉族，只说自己是哪里人。曹操是不是汉族，也不好说。也就是说，汉族的形成是3世纪以后的事。而其他民族和汉文化的关系是非常丰富多彩、非常迷人的，其他民族为汉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最好、最多的例子就在山西。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明显，一个不明显。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与北方民族有关。在今天这样正式的场合，男性的正装是西装，早一点是中山装，再早一点应该是长袍加马褂，这是国服。在今天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有这个习惯，在正式的场合，是穿长袍马褂的，这毫无疑问，是受北方民族的影响，是北方草原民族的衣服。中国女性的国服，在今天依然是旗袍，这是旗人穿用的，是满族的服饰。这个大家可以明显感受到。还有一个大家不一定明显感受得到的，是一个成语“沐猴而冠”，说猴子洗澡戴帽子，形容一个人得意的样子。而中国古人是怎么理解的呢？比如中国古代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注意到这个成语，说猴子喜欢擦脸。日本有一个汉学家，编了一本字典叫《大汉和字典》，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它对这个成语的解释几乎一样。一个国内、一个国外，都是权威，但可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错了，都是望文生义。实际上，在古代，在南方许多民族的语言里，猴子就是叫沐猴，沐猴而冠就是猴子戴帽子，和洗不洗澡没关系。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很多。
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今天我们拥有的、为之自豪的汉文化渊源的复杂性。至于汉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就更为复杂、更为精彩，好多时候也就更加匪夷所思。当然，汉族文化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文化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这是谁都不可能否认的事实。四大发明加快了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脚步。正如马克思讲的，火药炸开了中世纪民主的城堡，印刷术导致了知识的快速传播，指南针直接有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这些都不必再说了。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受到极其丰富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山西博物院有好多远古的东西，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就是放在古希腊出土的文物堆里，希腊人也不会感到奇怪；放在土耳其出土的文物里，也不会感到奇怪，不会认为是山西传过来的，说明很早中国文化就有国际性。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遗忘了，也就是说很多原本是外来的文化已经默默地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记录文化、传授文化的工具，并且也会影响、反映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翻译如果错误是会导致重大问题的，这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比如我们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这是从日语里引进的，是日本人最早翻译的，我们认为是国有财产，人民拥有国有财产。但是，日本学者会感到很惊讶，他们认为是共同生产的主义，当然我们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生产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早一点意识到外来语翻译的重要性，可能会更好。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很多，从语言里边可以揭示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讲语言的时候会牵涉到历史，讲历史的时候也会牵涉到语言，没法分开。
历史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已经死亡的过去，是和我们未必相关的过去。历史其实是活的，历史会影响现实，历史会增加一个人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种文化的自豪感，也会影响到一种归属感。如果山西没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就不会有山西人这个概念。历史实际是一件件非常丰满、非常生动的活生生的事实，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过程。
汉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融合
汉语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当然汉语也不见得都是优势，现在看来，也许中国人会因为讲汉语而吃亏。我是研究印度的，印度这几年发展很快，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美国，坐在航班上，经常会看到几十个印度人，印度知识产权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为什么？很多学者进行各种分析，但是，我认为是语言。印度的官方语言有十几种，但通行的是英语。在印度，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很容易和国际接轨，而外国人到印度，也很容易了解它的社会。而汉语现在不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尽管它是联合国官方工作语言。重要的是，汉语并不是汉族创造出来的，如果说汉语是汉族创造出来的，那就只能说屈原说的是外语，孔子、孟子讲的是外语，司马迁讲的也是外语。
汉语的出现、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就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地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语言当中吸收词汇，这些词汇就是外来语，这个过程由来已久。我们看看远古和上古的时候。上古时代的中原人（更不必说山西人），就是古代进入中原的越人、夷族人、羌族人，因此，汉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混合体，就有相当多的外来语。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牙齿，在上古汉语里，只有齿，没有牙，牙原来就是指象牙，绝不指人和动物的齿。牙就是一个外来语，不是汉语。比如钱币，最初我们通用的是贝壳的贝牞在我国出土的贝，远的来自阿拉伯、南非，这个贝字也是外来语，不是汉语。再比如蜜，也是一个外来语。再比如巫字，也是一个外来字。先秦时代有许多的词语也是非常难理解的，古代有那么多学者，也都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当时封闭意识较强。秦汉时代，东西方有很多交流，国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拿太多的重金属购买中国的丝绸。山西太原在古代相当长时期流行的语言不是汉语，而是伊朗语。比如“狮子”，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欧洲语言，狮子的“子”和小孩子的“子”是不一样的，是不能去掉的。秦汉时期大量的外来语进入汉语，多得已经不可能再去统计。中古时期，就更热闹了，是中外文化交流色彩斑斓的时期，是一个后来再也没有过的高峰时期。长安是这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都市，长安、洛阳等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连今天的北京、上海、香港都不能比。当时，酒店里的服务员有外国人，还有白人居住的专门区域，类似于一种租界，但是和后来的租界不一样，我们是有管理权的。所以说，这个阶段，这些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是惊人的。这个时期佛教的传入，特别是佛经的翻译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持续了一千年，翻译大师辈出，这些人大都和三晋大地有关系，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宋朝，佛经翻译工作才结束。
在漫长的历史当中，进入汉语的外来文主要是梵文。这样的例子有几千个，很多很多。如“世界”、“宝塔”、“劫难”、“高升”、“天堂”、“地狱”、“平等”、“方便”、“报应”、“公平”、“法宝”等，甚至现在人们说的“干部”也是外来语，最早见于佛经，也不是汉语。再比如“一刹那”，也是梵文，不是汉语。“哥哥”也不是汉语，是外来语。近古时期，汉族地区的文化已经明显地高于周边的民族，传入汉语的外来语的词汇没有以往那么多，影响也没有以往那么大，实际上也还是有，只不过我们更不注意了。现在我们说的火车站、汽车站的“站”，也是一个外来语，最早叫“站赤”。还有《水浒传》里的“来得好”这个词也是一个外来语，来自于梵文，本意是表示欢迎的意思。还有一个词，是武大郎的外号——三寸丁谷树皮，就是来自拉丁语，形容一个人瘦弱、矮又苍白，并不是山东方言。现在我们已经感觉不到外来语了，因为它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像“芝麻烧饼”也是一个外来语。在元朝时期，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黑暗的，曾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的说法，就来自元朝。可是，元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文化中有许多来自波斯的东西，比如乐器中的二胡、琵琶、箫、唢呐等等都是来自外部。这个时期，几何学已经传入我国。在明朝，随着郑和下西洋，有好多外来语随之传入我国，比如“长颈鹿”是来自阿拉伯语，“斑马”源自索马里语。“博物馆”也是一个新造的词，最早是叫博物院。我惊奇地发现山西是叫博物院，别的地方叫博物馆。还有一些是从日语里引入的词，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批判、审判、法律、传染、必要、革命等，至今生命力旺盛，我们今天已经意识不到汉语里有这么多外来语了。特别是“经济”，“发展经济”这个词在古代是有了，但不是我们今天的意思，今天的意思是一百年前从日语里引进的，翻译家严复把它翻译成“计学”。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玄奘西游记》等，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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