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至14日，由香港东方人文学院、法住文化书院主办，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等单位共同协办的百年儒学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肇庆举行。
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将儒学融入当代教育？如何使传统的儒学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近50位儒学界学者围绕上述话题各抒己见。
新儒学的尝试与局限
“儒学百年几多风雨侵道体，斯文一线唯藉性情起沉疴”。 这是研讨会所在地悬挂的一副对联，勾勒出儒学的百年脉络和轮廓。
武汉大学哲学院郭齐勇教授说，100年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轴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最大呼声和主要趋势。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很多误解，人们往往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来承担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更新之路，儒学渐趋没落，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在这一期间，新儒学的出现可以说是儒学现代化的集中尝试。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陈可勇对新儒学的发展做了回顾，20世纪初，先有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等倡导回归孔孟之学，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新中国建立之初，又有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一方面标举中国人文精神以涵盖、会通西方文化；另一方面继承第一代新儒家之办学精神，创办书院，重建中国传统读书人之承担精神。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中国文化之独特性，有其特殊之精神表现方式，而非西方之自然主义与心理本能之说所能比拟。中国文化绝非不能从民族自觉的道德精神中开出，以完成主体对客观世界之认知。
然而，新儒学的局限性并未使儒学真正实现现代化。陕西师范大学韩星教授认为，首先，新儒学不能完全反映儒学丰富的内涵和满足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其次，新儒家大都是学者，其影响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阶层，缺少各个行业的人才，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缺乏经验和实践，不能够对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
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霍韬晦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必须调整，以容纳西方的价值观才能与西方共处。在此基础上，才能让西方尊重并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智慧。香港东方人文学院的唐端正教授也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学必须返本开新，以迎接民主与科学，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以人为本”的回归与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精神回归。与此同时，当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等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郭齐勇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儒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指出，儒家倡导的第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是“以人为本”。儒家一向把人道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相信人性是善的。但这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努力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是一种鲜明的人文精神。新加坡南阳孔教会会长郭文龙介绍，1983年，新加坡政府曾经大力支持儒学进课堂活动，但由于其他宗教的介入，最后以失败告终。20多年过去了，新加坡政府并未放弃儒学教育进课堂的想法，目前仍在筹划当中。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韩星撰文指出，今天在工商经济时代，应该以“道德为本，工商为基”。他认为，“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道德为本，铸就健康的道德人格。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构筑中国社会的基础，这是中国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儒学复兴”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环球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当代儒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话题。与会代表认为，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同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林安梧教授说，面对全球化，东方文化不但不会湮没，反会参与文明的发展。儒学在现代化后，已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在每个时代有其不同的使命。他指出，在当今这个时代，儒学的使命是参与人类的文明。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魏维贤教授认为，相对于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并没有显著的改进。各种生活模式和生活理念，层出不穷，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种种问题给儒学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发挥以人为本的新一轮全球化。同时，儒学的传播与其他宗教相比很有限，在世界范围内还未成为显学，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大挑战。
研讨结束后，会议结集了各学者意见，通过并发表了《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百年儒学宣言》，宣言将儒学课题置于全球化的传播环境中：儒学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我们除了继承前人所作的理论完善工作，吸收当代西方资源，及其他优秀文化传统，全方位参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建设之外，还须回到生命，回到具体的个人，培育参与主体、行动主体，把儒学的理想付诸实践。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