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出现，不仅缩短了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在高速铁路沿线站点实现优化配置和集聚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形态——高铁经济，高铁沿线的文化产业也由此成为热点。
日前在京召开的第六届“创意中国 和谐世界”文化产业国际论坛上，专家学者以及高铁沿线城市的相关负责人，围绕“高铁经济与文化产业”展开了理性的学术思考，期盼中国文化产业能够挤上“高铁”，实现“贴地飞行式”发展。
第六届“创意中国 和谐世界”文化产业国际论坛举行了隆重的“全球文化产业学院奖”颁奖典礼，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应邀为获得“全球文化产业学院奖”最高奖全球文化产业领军城市“创意示范奖”的浙江省杭州市、澳大利亚悉尼市颁奖。
催生新项目、新产业
高铁具备高时效、高辐射的特性，客观上为文化产业的聚集提供了条件。据了解，国外许多文化产业集群的兴起得益于高速铁路的建设。如日本的430家动画制作公司有359家集中在日本新干线沿线区域，并成为世界知名的卡通产业集群地。
在国内，许多城市也将新建文化产业园区、项目设在高铁沿线经济圈的中心地带。京沪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河北省沧州市被纳入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和生活圈。据河北省沧州市文事办副主任刘玉柱介绍，沧州市在高铁站附近规划了28平方公里的新城，定位为沧州市的行政文化中心，并在高铁沿线建立了一个文化产业带，规划了8个产业园区，总投资在100亿元以上。“高铁给沧州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沧州也必然会进入文化产业发展的高铁时代。”刘玉柱说。
与会专家们认为，随着高铁经济的发展步入科学理性的成长周期，在高铁沿线必将催生出更多的文化产业集群。
高铁的开通还将催生新的文化产业项目。“高铁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文化消费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激发新的文化消费形式的出现，比如新的旅游热点和旅游线路。”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司长张坚钟认为，高铁开通以后，以往的长途旅行成为短途旅行，以往人们不太熟悉的城市将作为高铁新城进入了游客的视野。“比如说山东枣庄，过去在人们印象中就只是一个煤城，却不知道它还是台儿庄战役的发生地。京沪高铁的开通，使枣庄作为一个旅游新城逐渐为游客所关注。”
发展模式须改变
高铁的出现，很大程度改变了现有的时空距离，也将革新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模式。作为一种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受思维认识的影响尤其深刻，其发展理念和模式都会因之受到冲击。
“过去的旅游部门对市场的推销，大多数都是以某一个城市为推销点，高铁经济的特性则要求加强区域的联动，这对国内旅游管理理念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必将推动旅游管理部门转变管理方式。”张坚钟说，高铁沿线的一些旅游管理部门已经开始组建区域联盟，这将推动形成旅游的走廊产业经济带，对于扩大地域间的旅游产业分工将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高铁的出现拉近了两个各具优势的城市，将从信息、资源、产业的融合度等方面加强“同城效应”，促进各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差异化改造。对此，北京大学中国品牌研究中心主任王齐国解释，在没有高铁时，很多地方文化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但由于地区壁垒，彼此或许可以并存；高铁出现后，各区域连为一个整体，中小城市由于不具备与区域中心城市同样的竞争力，如果没有形成具有差异化的产品项目，高铁效应带来有可能是这些文化产业项目的灭顶之灾。“这会促使沿线的中小城市转变发展观念，探寻新的文化产业模式和形态。”
走差异化道路
高铁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综合国外许多高铁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对设站点城市的文化产业而言，高速铁路的作用更像是催化剂而非“增长引擎”。只有充分认识城市自身区位资源特征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才能把握机遇。否则，往往会给城市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看来，高铁既给有影响力的城市吸纳资源提供了方便，也可能对弱势的城市造成损失。“与中小城市相比，区域中心城市的吸纳效果更强，这会使得高铁沿线的人才和资源更多的向中心城市集中，如京沪高铁就很可能导致沿线的文化资源被北京或上海吸纳，这反而会削弱沿线中小城市的文化竞争力。”
这也是安徽省蚌埠市委宣传部文改办主任孟辉担心的。蚌埠位于安徽省北部，被形象地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京沪高铁的开通更大大缩短了蚌埠与北京、上海及沿线城市的距离，使蚌埠加快融入环渤海经济圈。在孟辉看来，高铁的通车对蚌埠“机遇之外更有挑战”。
“蚌埠作为中部欠发达城市，既可能接受沿线发达城市文化资源要素的辐射，也有可能成为资源要素流通的过道，带来负面经济效应。”孟辉说，要防止出现这种“过道效应”，高铁沿线城市应找准角色定位，实施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相互间进行产业链分工协作，发挥高铁的协同和集聚效应，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的合理流动，加强对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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