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北京的隆冬还没有完全到来。
李新良大步走进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这位获得近10项美国专利的生物化学博士，刚从美国赶到北京，参加第二天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评选答辩。
跟在他身后的是时任济宁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主任马红卫。这个1米85的大个子，拖着李新良的拉杆箱，腕上搭着他的外套，步步紧随。“我是他们的助手。”马红卫给自己定位——觅才时勤琢磨，招才时“套磁”，引才时“掏家底儿”，留才时“打杂儿”。
原本，济宁是一块“人才洼地”。不过，近年来，把人才当作城市发展的“首席小提琴手”，从科技局到组织部，从经信委到人社局，济宁调动所有“创新神经”，搭平台、找投资、聚团队、塑环境，招才引智在这里被下成了一盘整棋。“我最欣喜的，不是哪个项目落地转化赚足几千万，而是从政府到企业有了科技创新、重视人才的理念，有浓郁的意愿用科技、重人才。”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这样评价济宁的引才氛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人才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抓好各类人才的培育和集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抓好高层人才、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队伍建设。”在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看来，“要切实把人才工作作为‘一号工程’抓紧抓好。”
调动全市资源，提升“木桶短板”
收到山东大学电力系韩文召教授言辞委婉的信，李瑞来一阵心凉。他委托韩教授推荐学生到无线电厂（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公司前身）的希望破灭了。
这个结果也在意料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地处经济相对落后的鲁西南，济宁挖煤挖得漫天烟尘，下属县还有几顶“贫困”帽子，还有哪些人才愿意过来？“只有两所像样的大学，与847万人口相比，科教资源相当匮乏。”梅永红不避讳济宁的人才“短板”。
没有人才意味着创新源泉的枯竭。梅永红在《科技创新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一文中指出，把人力资本作为推动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项目与技术、人才的合理配置，才能有效减少或避免产业发展中由于人才和创新能力匮乏所导致的“木桶效应”。
为了增加整个“木桶”的容量，济宁全力提升“短板”，把人才工程确立为“一号工程”，调动全市资源，多层面、多角度地系统发力。
2009年，济宁市首次召开科技人才座谈会，提出科技人才一体化概念并具体实施。时任市委书记孙守刚说，在济宁这样的资源型地区，不转型没有出路。而济宁转型的引擎和动力就是科技和人才。
济宁出台了“511”计划文件。由此，济宁科技人才一体化投入当年提高到4000万元，次年突破1亿元，后来达到1.3亿元。在人才投入上，济宁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活账。“511”计划一出笼，当年就为首批21名入选人兑现优惠政策1410万元。
去年5月，新任市委书记马平昌亲自主持召开高层次人才座谈会，面对面听取高层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调度全市人才工作进展情况，推动济宁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系列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实施。在马平昌看来，济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人才工作，要把人才工作作为“一号工程”抓紧抓好。
在深圳一次国际人才交流会上，和一位去考察的济宁领导换了张名片后，钟路华被“盯”上了。随后一个月里，他公司里每天都有一个济宁市公务员出现，劝说他去济宁看看。钟路华并不答应，“在深圳办企业好好的，去济宁看什么？”可实在拗不过一个月的“持久战”，“看看就看看”。钟路华没想到，这一看，他被留住了——产业原料在济宁，产业扶持政策已经出台，搭建了鲁南工研院等创新平台，产学研基地初具规模，他需要的济宁都有。就这样，从“创新之都”深圳，济宁“磨”来了首位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为了破解人才聚集的难题，济宁推出一系列人才工程和政策，以“511”计划为例，高层次海外人才进入济宁，就会获得最高百万的安家补贴、最高百万的创业启动资金；而“银行+贴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机制”贷款合作模式的建立，对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资金困局提出了破解之道，也方便了高端人才落地。
对于人才培育和孵化，济宁市副市长张继民表示，“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孵化园是济宁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积极主动，搞好服务，竭尽全力为项目推进排忧解难”。
举全市之力引进人才，当年的“人才洼地”逐渐成为“人才高地”。
“科技参谋”服务人才，“滚雪球”效应显现
侯士峰的预答辩一开始，马红卫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他在投影前来回晃悠，双手端着肩膀，有一搭没一搭地撒开了思路漫谈，洋洋洒洒22分钟。这哪里是答辩，分明是在学术沙龙里做交流。”马红卫回忆起了当初的情景。
2010年回国创业的侯士峰，研究着刚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石墨烯产业，搞科研不在话下，但对于“答辩一窍不通，申报千人计划的资料填得一塌糊。”
为了帮助侯士峰，马红卫带着专家项目服务小组忙活起来。侯士峰一遍遍试讲，服务小组一遍遍提意见。“真正答辩时我讲了9分50秒。”侯士峰清楚记得转变，“从22分钟到9分50秒，看似是答辩时间缩短了，其实是内容上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是让我感激一辈子的事情。”“服务小组绝对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到实处的。什么该留，什么该减，不是随意说说的。我们懂政府的规则，又懂得和人才打交道的方式，因此能事半功倍，起到科技参谋的作用。”马红卫说。“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老侯是我们自己的‘千人计划’专家。”对于侯士峰，济宁市科技局局长贺永红叫得亲切。在贺永红看来，当“科技参谋”，更好地服务人才，济宁为高层次人才开启了一扇大门。
留住了侯士峰，顺理成章引来一个团队。“先是招了一批硕士，后来引进两位博士，一年半走完了科研、小试、中试、规模化生产的前三步。”侯士峰对步入正轨的速度很满意，并对被普林斯顿大学请去做访问学者的博士下了任务，“最好再带回来两位博士。”“我和杜克大学的刘杰博士谈好，他有意向明年来济宁。我们做得材料正是他需要的。”在6月8日召开的济宁市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设座谈会上，侯士峰用“未完待续”体结束发言。
1到2、2到4、4到8，人们用“筑巢引凤”，比喻招揽人才的工作方式。但在济宁，“滚雪球”的效应显现出来。截至2012年，济宁已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1人，引进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1400多人，引进海外人才35人。
虽然地处鲁南，区位和环境在山东省并不占优势，济宁市入选“千人计划”的高层次人才数量，已经仅次于人才聚集的济南和青岛。
新一代管理者打造新平台，网罗精英“智本”
“新成立一个机构需要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去年10月的一天，贺永红找刘灏谈话，话还没全出口，刘灏就有点毛了，“最近我工作很认真的，你说我哪件事没干好。”
其实，建鲁南技术产权交易中心的想法，贺永红盘算了很久。她琢磨着，刘灏对交易市场了解、创新能力强、工作思路清晰、人脉和情况都熟，挑大梁再合适不过。
事实也确实和当初想的一样发展。虽没什么经验，但刘灏四处走访，多地调研，很快找到了思路。
在引进技术团队上发力，针对企业提供各种咨询和培训，如今，鲁南产权技术交易中心成为济宁创新创业环境的重要一环，为济宁集聚技术和创新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一代管理者打造新平台，某县原科技局局长冯彦做起了科技金融。
原来，在被人事提拔几个月后，冯彦觉得很清闲，就主动给贺永红写了信：“我来给你干活吧。”贺永红也不客气，“科技金融，你先研究研究，我们再交流。”一个星期后，她们在咖啡馆一坐就是一晚上，越聊越觉得“科技金融”的摊子必须支起来。“和她交流也是我理清思路、验证认识的过程。”在交流的过程中，贺永红认准了冯彦是科技金融平台的“台柱子”，亲自去把她要过来，负责科技金融促进会的筹划。“一开始谁知道科技金融啊，但这些年轻人想干也敢干，做着做着就能成真事儿。如今，济宁的科技金融风生水起，创新人才生长的土壤日渐丰厚。”贺永红说。
用管理者挑起平台——不遗余力地推进政府人才队伍建设，正是为了在和高层次人才对接时有足够的底气和吸引力。
用平台支撑人才工作——2009年10月，济宁市委、市政府，适应科技创新驱动经济转型要求，设立了科技人才服务中心，3年来共受理各类计划项目申报2500余项，专利申请1.6万项，专利资助登记1.1万余项，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24家，吸引创投基金6只，筹集资金13亿元，完成科技企业投资10个，投资额5.9亿元；也是在2009年10月建设的鲁南工程技术研究院，组建了6个研发机构，引进9位高层次人才，组织开展12次产学研合作活动，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28项，争取资金3430万元，初步显示出其在经济转型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5+2、白加黑。”这是很多创新创业者对济宁管理者的印象。身处其中，贺永红认为，“在推动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干部队伍思想、能力和工作作风的转型，是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在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普看来，“由重视生产到重视项目再到重视人才，东部地区用了30年，这个过程济宁只用了短短几年。”“营造一个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才能网罗住精英‘智本’，济宁的转型发展才会获得内生的强大动力。”梅永红说。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