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克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之所以成为众多人的共识，正是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时期，中国急切需要的一项国家文化工程。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强调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正是这种文明延续和复兴内在生成所需要的。
（1）项目建设符合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
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民族文化自觉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文化，如果上升不到一个自觉的水平，文化就要受损,甚至于就要衰落。从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要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以及在中共“十六”大中提出来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个概念以来，到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文化自觉不仅中央高级领导具有，还需要各层次党政领导同志的自觉，还需要广大知识阶层和广大群众的自觉。发起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这种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实践。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这样一个文化纽带工程标志，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趋势是：首先是政治，谋求民族独立和构建现代国家政权制度；其次是经济，解决温饱和累积资本，奠定国家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三是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和培育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奠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事业繁荣的精神基石。21世纪初期，中国迎来了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高潮即文化发展的高潮。2005年许嘉璐同志在谈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时指出，我以为在这个时候全面启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时机最好，因为党中央在十六大提出了新的文化建设纲领，最近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早了条件不成熟，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该项工程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现在启动恰是时机，晚了慢了则会影响中国发展的大局，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强国，没有良好的国民素质不行，没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更不行，这就是现在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原因。
任何一个时代都进行有形文化的建设，因出发点和目的不同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遗产。相比较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等更注重有形文化标志的建设。遍布全球的基督教的大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佛教的大雄宝殿，是这三大宗教的实体象征。有形文化是利用它的形、造型，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鲜明的符号标识，能油然唤起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需求和情感愿望。在古代中国，除宗教性的建筑外，以儒家文明为主导的官绅阶级重文化知识、智慧和内涵的传播，不太注重有形建筑的建设；历代皇帝则注重改善办公场馆和修建皇家陵园，在广大乡村地区则不断重复着大量简陋原始的祭祀建筑如土地庙、娘娘庙等，最大最堂皇的建筑则为家族宗祠。因此，中国现存的古代文化遗产，多为寺院、宫殿和陵园。这些遗产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但难以承传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精神，难于代表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形象，使得一个伟大民族有一种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感觉，于是许多人便寻找替代性的精神寄托。有的膜拜祖先，有的投身于其他宗教，有的徘徊无所依归，有的即使进了寺院也心不在焉，有的干脆成了拜金主义者，以“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而聊作安慰。强大的文化心理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使得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其触目惊心的代表就是“法轮功”。红军长征时期，是极度的物质匮乏和极大的精神富有，“长征精神”弥补了食物短缺，创造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奇迹。今天，是物质丰富而精神需求短缺，娱乐性节目带来的愉悦远不能取代人们最深层、最神圣的精神需要。正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那么多高层领导、知名人士、海外同胞来共同推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
（2）项目建设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需要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开掘、整理和展现中华数千年瑰丽文化的圣园。“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过程将是一个对中华文化进行开掘、整理和提升的过程，在这个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参与的过程中，中华各族儿女将会系统地加深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推进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创新和发展中华文化，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纽带作用。近年来，“国学”复兴开始在全国升温，“读经”成为青少年开始重视的一个文化活动。在这个渐兴渐起的热潮中，有学者明确提出，复兴“国学”并不是原版地回到古代去，包括“读经”并一定要青少年呆板地穿上古代的服装。在网络化时代，中国的图书市场令人堪忧，据调查统计，中国真正读书的人在减少，中年人不读书的理由是“没时间”，青年人的理由是“不习惯”。在信息爆炸和快节奏的工作生活环境中，人们更重视急需实用的知识积累，似乎无暇进行更深层的文化学识修养和人格锤炼，游览名胜古迹匆匆而过，学英语学电脑志在速成，至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只有在电视剧中求个一知半解的学问。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急切需要“文艺复兴”式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急切需要站在时代高度的高品位的文化复兴。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显得非常必要和及时。
通过一项工程带动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这是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肩负的重要使命。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在就“中华文化标志城”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提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既要看重结果更要看重过程，一定意义上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民族性的文化工程，需要全民族共同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掀起全民族的学习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文化认同即在其中，增强民族的团结融合即在其中，增强民族凝聚力即在其中；总结梳理五千年的文化，新文化的创新即在其中，建设具有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工程项目，各个学科专业的发展、各项新技术的运用即在其中；“中华文化标志城”作为包容庞大的工程项目，涉及建筑、雕塑、园林、彩绘、工艺等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必然全方位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一个延续数十年的文化复兴运动。美籍华人贝聿凯先生说，“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一经启动，既会在海外华人中引起积极反响，引起海外华人对祖国大陆发展的关注和兴趣，现在海外华人家庭最苦恼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下一代有兴趣学习和保有自己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不失去母语文化，这项工程激起的文化学习的兴趣是无法估量的。一个新生代的美籍华人青年2005年夏季在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考察后，即在耶鲁大学主修了中国文化，他的母亲为此激动万分，表示要动员更多的华人子弟关注这项了不起的文化工程。小的工程不足以引起全民族各个阶层的关注，只有这样大的工程，与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的工程，才能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引起一场由全民族推动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复兴的活动，并产生一批杰出的作品和造就一批杰出的思想文化大家。历史上，任何一项伟大的工程都全面推动了当时的文化、技术和社会发展。“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这样具有全面带动作用的工程。
（3）项目建设将为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创建文化平台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最先的发起者是台湾同胞，最积极的推动者是台湾同胞，在工程发起过程中，“中华文化标志城”已经成为连接海峡两岸同胞心灵的重要纽带。
海峡两岸同文同源、血脉一体，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好的沟通渠道。自“中华文化标志城”发起以后，海峡两岸围绕这项工程开展了许多文化活动。台湾民众认同孔子，认同儒家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2001年台湾《论坛报》朱曜董事长率团来山东考察“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他回到台湾后向台湾200多万老兵介绍了项目的情况，引起了这些老兵巨大的回乡热情。2002年台湾原新党主席谢其大女士率团来到曲阜参加海峡两岸青少年在曲阜举行的为推动“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宣誓活动，在台湾文化界获得了良好评介。台湾资深记者孙扬明几年来一直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奔走在两岸之间，在他的推动下台湾官民两界一直热盼着“中华文化标志城”正式的启动建设。在北京就读的台湾大学生每年暑假都来济宁考察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为项目发展出谋划策。他们曾策划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由海峡两岸青少年建一个《国花国树园》项目，年年植树种花直到祖国和平统一，他们为此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展了热烈的讨论。2006年经国台办同意，台湾原住民把阿里山的原质土壤带到济宁，与“中华文化标志城”选址地九龙山的原质土壤相汇合，并以此与全国56个民族居住区的原质土壤相汇合，共同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区域内建立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己任坛》项目，以象征国家领土的统一完整和各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
“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六年的筹备过程中，引起了各民族同胞的积极支持与参与。最先响应的是雪域高原西藏。据史学家白寿彝考证，文成公主的出生地是山东济宁，该地在唐代称任城，文成公主的生身父亲李道宗曾任“任城王”达20年，死后葬在了任城。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西藏对济宁格外看重，2001年西藏各界同胞在拉萨发出倡议，支持“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山东济宁建设。自那以后，西藏政协每年都询问“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进展情况，希望在该项目启动后，西藏率先参与项目建设。西藏同胞提议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建设《西藏文化博物馆》项目，让更多的人内陆了解西藏文化。同时建设《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纪念馆》，以象征藏汉民族的世代团结和友爱。新疆同胞提议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建设《萨克尼沙汗博物馆》，以纪念这位创造了伟大套曲“木卡姆”音乐的维吾尔族音乐家，并在中原广为传播新疆文化艺术。蒙古族同胞则提议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树立《成吉思汗蒙古族英雄雕像群》，歌颂蒙古族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西南少数民族则希望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树立起《蚩尤大帝》项目，因为蚩尤是他们认同的祖先，而济宁的汶上县则有“蚩尤冢”。还有专家提出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建立56座大型牌坊，象征5000年56个民族的生生一体。类似的创意还有很多。
可以预计，在项目筹备、规划、建设和项目建成之后，“中华文化标志城”都将成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民族和睦团结的重要平台。
（4）项目建设将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2年提出了一项计划，旨在促进世界多样性文化的交流，并在中国北京召开了相关会议。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很好的保护。
多样性的世界文化需要加强交流，以避免冲突和对抗。中华文化是世界多样性文化的重要成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任。这些都是联合国文化专家学者的共识。
自秦汉之后中国始终没有中断过中外文化的交流活动，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交流为最多，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也更多地吸收了其它文化的优秀成果，如禅宗的出现即是一个例证。作为世界上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周边国家受到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远。18世界以后，欧洲大陆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存在，并且深为中华文化所吸引。马克思曾说，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改变了欧洲自中世纪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它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息息相关。中华文化作为当今世界的非主流文化，其进入世界主潮流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从世界文化宝库中吸收营养，这是当今中国开放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涉及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大动作，其形成的波澜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回应。随着中国文化热在世界各地的持续升温，这种回应的强度会越来越高。目前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最大的兴趣还在于其深不可测的古老文化，因为这是理解现代中国的起点和基础。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三大文明之一，其传承和发展既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曾说：“如果未来中国人向世界献出一份礼物。就是中国文化使世界得救，人们不要感到以外”。中华民族在21世纪开始的伟大复兴过程，其核心任务是构建一个使个体与整体、每个国家与整个世界兼容的文明模式，而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又是其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工程，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中华文化不仅影响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且对全球文化的相互融入和相互结合，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有深远的意义。
（5）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
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正在显现出自汉唐以来另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盛世局面。中国社会以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以近百年民族屈辱转化而来的巨大情感与力量，以中国人独有的聪明与睿智，在短短二十余年时间内，再次创造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奇迹。观念的更新、体制的变革、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时代需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在20世纪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过去近三十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和政府有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文化事业。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层次需求论”观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会不断提高，从吃饭、穿衣、住房等基本生活需求，到出行、文化、体育、休闲，不断上升，直到最高的精神信仰需求。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水平阶段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紧密相关。从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看，人均年GDP在1000－3000美元，是社会比较容易出现动乱的时期，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一个重要而又关键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除了经济、政治、环境因素外，文化是另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文化不是孤立的，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文化是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2005年在我国完成第十个五年发展计划之际，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发展时期，凸现文化的短缺和不足。特别是西方价值观通过文化通道的冲击和影响，使我们的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下，有必要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形成和发扬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先进文化。“三个代表”的提出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荣八耻”荣辱观，非常及时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完全正确的。此时提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文化同样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特点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国在本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逐步全面融入国际社会。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是“引进来”，21世纪则转变为“走出去”。目前，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贸易大国，其资本、人员开始活跃在世界的各个地区。一方面，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文化在世界各地树立良好形象，展示中国人文魅力，增强机会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先开拓国际市场的人员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屡有中国人在国外违法经营的事件发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又出现了中国人在国外旅游不文明的多方报道。新加坡一家报纸善意地提出：中国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以树立良好国际形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世界看中国，既看经济，更看文化，尤其希望看到中国精粹的文化。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适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总体需求趋势。
从世界整体竞争形势看，中国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人均差距更大，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特征没有改变。为了弥补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不足，中国尤其需要张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精华，大力提高以文化为主体的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力量。这是中国最具有巨大潜力的无与伦比的竞争力量。所以，在中国经济具有了必要的基础后，建设文化强国是一个必然的战略选择。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六大”明前提出：国家“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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