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临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撰文并书。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
唐楷当中被提及最多的要数颜柳欧，三家之外，禇遂良在当代也得到一定的关注。唯独对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较为忽视，既无标准甚至森严的法度，也没有特别轻快的快感。实际上，这正是临学虞世南书法存在的难度。
不妨从沈尹默的临作来获取一些启示。
沈尹默是近代书法重镇，一生勤勉。在思想理念和艺术实践上，和元代赵孟頫有很多相似之处。赵孟頫提倡“复古”，沈尹默是“回归”;赵实践的是“晋韵唐法”，沈尹默也是如此，终身躬行。最有意思的是，赵和沈的书法都存在一个“俗化”的问题。不同的是，赵孟頫所面对的是尚意到了狂荡无法的程度，沈尹默面对的则是晚清以来一直盛行的碑学，从生气远出到状若算子，因为刻意模拟风化剥蚀而积弊甚深，雕饰成病，远离书写性。沈尹默适时地祭出“二王”作为大纛，而且身体力行。赵孟頫行书宗法“二王”，楷书主取李邕，实际上写的是行楷书。沈尹默一边回归“二王”，同时在唐楷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归结为对“法度”的重视。虽说，唐代尚法，实际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各人有各人之法，所以，现今看到的唐楷风格跨度极大，决不能用一种思维来对待。
沈尹默花功夫最多的是褚遂良。其个人楷书面目中褚的影子最多，而在临其他家唐楷之时，褚氏笔法也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相比原碑而言，临作(图1)增加了界格，变成了竖幅形式，已经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用笔极为严谨，结体端庄等大，原碑中的一些圆转处理变成了方折，很多起笔，如第二列“时”字，第五列“末”字，第六列“极”字，形成了尖薄的习气，这是从《阴符经》中吸收来的。像第二列“叹”字的短捺改成长捺，乃明显的褚法。转折和笔法的改变，使得整体气息不够圆融。
临作(图2)是册页形式，同样也有界格，但较(图1)更接近原碑。开篇“孔子庙堂碑”五字，笔墨有意浓重，不但不显突兀，反倒和原碑的风化剥蚀暗合。字形大小变化不受界格限制，增加了对比。像“司”字的竖弯钩，“恭”字“心”部中竖画的弧度，都是明显的褚法，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同一个书家，同样的范本在不同时期的临作，是一种很有意味的对比，可以看出书家在求索过程中的调整变化。
沈尹默临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撰文并书。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小贴士
1、《孔子庙堂碑》，笔画轻细但不弱，结体有妩媚之姿但不俗，下笔要刚劲，更要干净，方能有清气。
2、气息清雅最重要。想有清气就要在点画上注重微妙之处。临写此碑切记“柔中见刚，刚柔并济”八字要旨。
3、临习时，可以从“圆、丽、清”三字入手：所谓圆，就是用笔主圆，感觉气息流畅，点画饱满，字形圆转，通过篆籀笔意来体现“圆浑”，虞世南的楷书则是“圆秀”。除了笔画的圆润之外，更主要是气息上的圆融;所谓丽，通俗地讲，就是美观、俊秀。唐楷字形较之魏晋墓志要大，一旦字形变大，气格就会随之豪放。当然，也不能仅仅以字形来论，禇遂良的字形即使放大，依然是“美人婵娟”。这一点恰恰说明，禇遂良继承了虞世南秀逸的一面。当然，书家的字不能只做到外形漂亮。“丽”包含的是一种特殊的内在气质，字态有万千变化，充满活力;所谓清，就是指气息。书法气息分为清中清、清中浊、浊中清、浊中浊四类，最好是清中清。《兰亭序》是清中清，《孔子庙堂碑》是浊中清，因为经过镌刻难免会有变形。但不要忘了，唐代的刻手并非北魏时那些民间工匠，高手多，因此，像禇遂良这类风姿绰约的楷书亦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纤毫毕见。尽管是碑刻，由拓本观之，仍能感受到清雅、秀媚、舒展的流动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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