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使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完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被后人尊称为“亚圣”。两千多年来，人们立碑刻石以表达对孟子的敬仰，逐步形成了以孟庙碑刻为核心的石刻群。
北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为孟子修墓建庙，泰山孙复撰《新建孟子庙记》碑，这是邹城孟庙的第一块石刻。孟庙刚迁建成不久，女真人便占领了邹县，故北宋的石刻仅留下了5块;到了金代，尊孟之风延续，共留下6块石刻;元代对孟子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峰，共留下各类碑刻31块，形成了现今孟庙石刻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八思巴文碑。它完整记载了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的一道圣旨。
元代的八思巴文碑
该碑现立于孟庙东路启圣殿前碑林内，碑高4.14米，宽1.12米，厚0.35米。碑额双面立体透雕二龙戏珠图案，篆刻“皇元圣制”四字，碑身内容分上下两个部分，其中上半部分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字，它是由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创立的一种蒙古新字，后人称为“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依照藏文30个字母创制的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也称为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忽必烈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它的创制与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但因书写不便，其伴随元朝覆灭而逐渐消亡。刻有八思巴文的碑刻在全国数量较少，使得孟庙八思巴文碑尤为珍贵。碑文下半部分为汉文，楷书，由右至左竖写排列，共154字。圣旨中，文宗皇帝首先称孟子为“百世之师”，对《孟子七篇》大加赞扬：“观夫七篇之书，惓惓乎致君泽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论”。赞誉孟子“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亚圣”成为了孟子的专用封号，人们把至圣孔子与亚圣孟子合称为“孔孟”。文宗皇帝的诰封，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孟子学说得到了广泛传播，孟庙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和维修。
孟庙留存的元代石刻远远超过了宋、金两代之和。元代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元朝恢复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为命题依据。儒家文化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而八思巴文碑的这道圣旨更是确立了孟子在元朝儒家文化中的地位，而这块碑也只是元朝尊孟的一个代表。至元二十年(1283年)，行台治御史赵文昌的《拜谒邹国公墓祠题名》是这个朝代的第一块刻石;延祐三年(1316年)追封孟子父母为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的《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元致和元年(1328年)为孟庙拨赐祭田的《皇帝圣旨.孟子庙资田记》等石碑也充分看出了元代对孟子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在元朝以前，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三人均排在了孟子之前。到了北宋时期“孔孟”连称、“孔孟之道”已广为流行，元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确立了孟子的地位，也把孟子推上了“亚圣”的宝座，他的地位和影响也已超过了颜子、曾子和子思。
邹城孟庙亚圣殿
为何孟子在元朝社会地位提升，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和待遇呢?究其原因，要从儒学在元朝之盛说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元世祖忽必烈青年时代就热心学习汉文化，他在宫廷成长之际，即被学子推崇为“儒学大宗师”，并积极采纳其帝师八思巴提出的“治天下必用儒术”的建议，忽必烈就是儒学的拥护者和推行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忽必烈采取热心吸收与积极利用的态度。他重视研究儒家典籍，并重用汉族儒士，命人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传统典籍译成回鹘式蒙古文，供蒙古子弟学习。元朝国子学的设立，更是提高了蒙古贵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元仁宗、英宗、文宗及惠宗等生长于汉地的皇帝，更是中原文化的追求者和倡导者。他们不但精通汉语汉文，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同时积极兴办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与发展了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兴盛，使得尊孔之风盛行，而作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的孟子，他构建的性善基础、仁政核心、王道治国、以人为本的一套完整思想体系更是给后人留下了重要影响。孟子师承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韩愈评价孟子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这些种种表明，孟子是孔子道统延续的第一人，以他对儒学的贡献在元朝这个儒学之盛的时期，孟子也当之无愧的被加封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作者单位：邹城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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