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漂一族，漂泊生涯中的人间百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同样也只有在四处漂泊过，才能够在阅读儒家经典—《论语》的时候，能比较深入地体会到孔子离乡去国时的种种言论。
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于55岁高龄之际离开鲁国四处漂泊，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孔子年轻时也有两次出游，但这两次出游时间都比较短，谈不上漂泊。
鲁定公12年，孔子为大司寇，摄相事，为削弱三桓权势，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从此在政治上饱受排挤。鲁定公13年，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国外去寻找出路，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漂泊生涯。
人生又有几个十四年呢？孔子本希望能在自己的家乡实现实现政治理想，然而几十年的艰辛努力付之东流，最终被变相地驱逐出境，外出寻找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孔子斯时的苍凉，我们今日的北漂一族应该多多少少有些感触。
孔子的漂泊是从鲁国出发，据《孔子历史地图集》“孔子周游列国图”标注的线路图来看，孔子当时周游的，有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大致路线是沿曲阜、濮阳、长垣、商丘、夏邑、淮阳、周口、上蔡、罗山，然后原路返回。
按现在的行政划分来看，孔子十多年的漂泊只不过在山东、河南两省内，坐车几个小时就能走遍全程。然而斯时的交通环境，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孔子在十多年的漂泊当中所吃的苦和所受的罪，比之现在我们的“北漂”，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卫国，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想通过卫灵公的宠姬南子得到卫灵公的信任，结果卫灵公邀孔子出游，自己与南子同车，让孔子跟在后面的车上，气得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在郑国，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等在城门口，郑人向子贡形容孔子说，“累累然若丧家之狗。”
孔子在匡地，被人误作坏人给围了起来。在宋国，宋人把他曾在下面休息的大树砍倒以示驱赶。在陈国，孔子和弟子甚至断了好几天的粮。
饱受漂泊之累的孔子也并非不想回家乡，他走到陈的时候，突然不放心自己没有跟出来的弟子：“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然而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在研究孔子最为可信的资料—《论语》当中，没有看见孔子去国离乡时有对自己理念的动摇和任何的抱怨，相反在漂泊的过程中，他的理论在这时形成了独立体系，礼的学说得到深化，仁的思想更趋系统，对《周易》的研究也取得超越前人的认识。
可以说，孔子漂泊的十四年间，集中了他一生的思想和文化成就。漂泊生涯固然没有成就孔子的政治理想，却成就了孔子的理论体系。
自孔子之后，多少人离开家乡，走在漂泊他乡的路上，为了理想，或者为了生计。漂泊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存在于中国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当中。
漂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意义。不管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不管是出于主动的精神或利益追求还是被流放驱逐，在漂泊无依的过程中，都难免有一种找不到归宿的孤苦，和对家乡的一种深深思念。
这种情绪被同样漂泊他乡的李白用一首静夜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浅显的语言何以一下子击中无数游子的心，只因我们所望的乡虽不相同，但这种游子思乡的情绪却是一种相同的民族情绪。
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自古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日积月累，根据区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性格，社会结构趋于封闭，社会身份被定型，稳定成为一种常态，而漂泊则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可，甚至排斥。
出来漂泊的人离开自己赖以为生的文化土壤，往往也会因为失去归属感和认同感导致心理上的落差，这时候可能会产生诗，也可能会产生哲学，但也有可能产生将人击倒的负面情绪，因人而异。
漂泊者的归宿也因为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而大不相同。比如孔子，政治理想的失败使得他只能返回故里，用教育理想取代政治理想。而屈原自沉汨罗江，把无望的生命都交给了漂泊。有些人最终在异乡飞黄腾达，比如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有些人在漂泊中找到精神的皈依，比如龙场悟道的王阳明。
和古人承受的那种心理压力以及物质上的困境相比，我们当今的这些漂泊者所承受的，恐怕只能算作九牛之于一毛。试着把自己放在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体会到古人在极端的政治体制下煎熬出来的内心的强大。
中国人的智慧很多时候都是在极端痛苦的产物，只有和他们一样在漂泊和历练中积累了丰厚人生阅历，才能感受得到他们每句话的分量，理解到他们的智慧。
如果是风，就飘摇于远方。如果是树，就扎根于乡土。漂泊是一种命运，但绝不是归宿。即使是风，也会有起有落。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性格在环境的推动下做出了选择。
对于漂泊的人来说，心中有大气象，就不会因为脚下土地的坚硬而畏缩不前，而停下来哭泣。如果真的累了，我们不光可以读《静夜思》，还可以读一读《论语》，读一读那个耳顺之年还在用脚步丈量自己理想和信仰的人。彼时我们收获的除了乡愁，还有人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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