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一个观点，说晋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因为清高而看不起污浊的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去过他的田园生活，其形象那是相当的“高大上”。真是这样吗？我觉得不然。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书》“陶潜传”，其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乃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是专门考查县令治绩的官，哪个县令敢得罪？为了能让督邮给自己的治绩打个优良，将来好“更上一层楼”，别说“应束带见之”，请客送礼，百般讨好也是应该的。可是这陶县长却解印绶去职，不要这五斗米了。
五斗米是多少米？缪钺先生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里研究过，说五斗米是当时知识分子一个月的粮食。难道一个县令一个月的薪水及各种“创收”才刚够吃填饱肚子？那谁还去做官。
陶渊明辞官的理由，肯定不是当县令的官职太小、油水太少的缘故。魏晋六朝时代，政府机关行政费用仍然主要依靠自筹，县令因为容易自筹，而中央部门自筹机会较少，虽然中央部门的法定俸禄多于县令，反而出现基层待遇比中央好的情况。所以，很多中央级干部都想调到基层去。比如东晋的王述，是大臣王湛的孙子，宰相王导有心提携，调他到相府工作，孰知他直言孤儿寡母，家境贫寒，要求出任宛陵县令。其后，太尉、司空两府一再调他回中央，实授尚书吏部郎，他一概谢绝。王导托人传话说：“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他的回答是“足自当止”，要是基层油水不多，他又何必到基层去“揩油”呢？（完颜绍元《官场那些道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8月版）
陶渊明的世身与王述颇为相似，陶的曾祖陶侃为晋朝开国元勋，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但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颜延之记载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他自己也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所以，出任县令正应是求之不得的事，何故要辞官不做？
陶渊明处在门阀世族制盛行的时代，做官重门第，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官场，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感叹。以陶渊明的身世看，他也算是士族出身，“不如归田”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朝中无人”，他能获彭泽令这个肥差，是请托了其叔父走了关系得的，说明朝中关系是相当硬足的。他做了县长之后，生活很快就改善起来，“僮仆欢迎……有酒盈樽”，“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何必在这个时候匆匆辞官而去。
陶渊明辞官历来有多种猜测，比如认为他受“魏晋风度”的影响很深，认为他有贪赃枉法之嫌等等，而我认为，陶渊明辞官主要是官场确实非一般人呆，陶渊明委实不适合在官场里混，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理由。他在《归去来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为形役”四字点破了他辞官的主要理由，也道出他自知之明，所以一走了之，但并不能说明他清高到不为五斗米腰，否则就不会涉足官场，曾经为五斗米折腰。
有些人个性非常适合官场那一套规则，进去以后，溜须拍马，不教自会，如鱼得水，有些人个性极不合宜，左右不是，结果碰得焦头烂额，有的人干脆负气辞官而去，有的人强忍个性熬到退休，陶渊明属于性情不合适最终无法委屈自己那一类，就像朱熹说的，“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此论最精确地揭示了陶渊明辞官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想做官，而是做不好官；不是不想做个有成绩的官，而是做不出成绩来；不是不想为五斗米折腰，而是想弯腰，但腰生性弯不下来，强弯下来太吃力，只好不吃这碗弯腰的饭。
为什么说官场这碗饭非一般人能吃？未曾进入这个围城的人可能不能想象，未曾了解古代官场情况的人也不能想象，要是看看古代官场中人对官场的描写更真实也更服说服力，比如明代的袁宏道，同样是一个县令。
袁宏道是公安（今属湖北）人，“公安派”的领袖，明代最富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小品文最为精妙，并且以尺牍大师享誉文坛。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初入官场，他感觉风光而体面。但很快就发现官场不是自己能呆的地方，于是不断给友人写信诉苦。
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做官的百般感觉如过山车般滋味一日尝尽。
他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当官苦一点也就罢了，还有太多是非风波陷阱，躲不胜躲了，这就非常“难”办了。
他在给同为县令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写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意思是说每天点头哈腰，跪拜逢迎，搞得斯文扫地，身心备受折磨。
当官对于袁宏道来说如此之苦之难之斯文扫地，才做一年的县令，就萌生了去意，辞官之后在给聂化南的信中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他把辞官归隐比喻成出笼之鸟、脱罟之鱼，放松痛快之心情跃然纸上。
袁宏道笔下的官场就是真实的官场，与陶渊明所面对又有何异？在这里面，你当然可以享受俸禄，衣食无忧，光宗耀祖，优等服务，香车美女，甚至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建立关系人脉，以及占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但是，这此好处是需要某些东西来交换的，这就是你的个性、心灵、人格、自尊，乃至灵魂。它要你把这一切都献给官场和潜规则，与它同流合污，扭曲是与非、黑与白、曲与直，厚得下脸皮，屈意奉迎，吹牛拍马，欺上瞒下；炼就一身驴皮象肉，扛打扛揍，默默忍受；学权谋之术，懂得运用潜规则。
更要紧的是，官场是狼虎成群的地方，要想在官场上混好，内心里得有几份狠劲，骨血里得有几份毒性。你与狼虎朝夕相处，就算不是吞噬别人，也是防备之须，用别人的话说，你手里没有几根象样的打狗棍，怀里没有几斤毒性砒霜，内心里没有三分剧毒，一进到这样的场所，立即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虎狼腹中之物。你只有比别人更狠更毒更坏，才能在官场的逆淘汰中优胜出来。这是一个被“体制化”的过程，至少假装被“体制化”，你才能适应官场，不至被劣币驱逐。在官场里又想要当官的好处得尽，又想能不顺从官场的潜规则，不愿意同流合污、毒招用尽，还企图保持独立之个性、自由之心灵，熊掌和鱼兼得，这是不可能的，官场没有中间路可走，两路必择其一。
陶渊明少时家贫，自然懂得耕种劳作的艰辛，也知道辞官之后生活会贫苦（梁启超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他在官场里几进几出，自然懂得当官的好处和规矩，当他经过不断的尝试来适应官场，却又不断失败之后，才痛下决心与官场彻底决裂，辞官归隐，自谓“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这期间的心路历程，利弊权衡以及艰难抉择，岂是一般人能体会？要是陶渊明与袁宏道二人能跨越千年的时空聚在一起促膝而谈，一定会彼此视同知己，再次对官场体悟大倒苦水，谈上三天三夜都不够。
有句话叫“性格决写命运”，说得有点绝对了，但“性格影响命运”是肯定的，陶渊明是性情率真，爱好自由的人，这种性情恰与官场发生根本对立，官场不能较真、不能讲自由，没有什么非曲直，也没有什么黑白分明，有的只是勾心斗角，鬼使神差，皮笑肉不笑，陶渊明只能退出竞争而别无他途。简而言之，陶渊明想做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耐了很长的性子最后还是耐不住，只好归隐，说到底，陶渊明不是抗议官场，而是逃离官场，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判断陶渊明志行高洁，我认为有些过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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