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孔子世家》，写得好吗？
历代写史，公认《史记》第一；历代人物，也鲜有人可与孔子相比肩。按理说，司马迁写孔子，等于是最极致的高手看高手、大师记大师，精彩可期呀！更何况，《史记》引《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句，表达了对孔子“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无比敬意。凭太史公过人的史才与史识，兼又对传主无限之崇敬，如此《孔子世家》，焉能不好？
可怪的是，自某个年代以来，这卷书前半，亦即孔子周游列国那十几年以及更早时候的诸多记载，却被一群学者大肆批评，且批评得近乎体无完肤。影响所及，后人遂逐渐轻忽这卷《孔子世家》，也慢慢对里头的记载多有生疏。于是，后来我写《孔子随喜》，援引了不少《孔子世家》的记载，许多雅好孔子的朋友读之歆喜，但同时，却又不禁讶异：有这等故事，我怎么都没听过？
举个例吧！
有一回，孔子前往卫国，途经蒲邑，恰逢公叔氏占领蒲地以叛卫，于是，公叔氏堵住了孔子一行。此时，有弟子公良孺挺身而出，拼搏之猛烈，让蒲人顿时心惊，态度遂松软了下来；最后，在蒲人要挟之下，双方订定盟约，约定孔子绝不可前往卫国，这才终于放行。结果，一出蒲地东门，孔子便完全不管啥盟约，头也不回，就径奔卫国而去。子贡不无困惑，问道，“盟约可弃而不守吗？”孔子回说，“如此要挟所订的盟约，是连神明也完全不理会的！”到了卫国，卫灵公出城迎接，劈头便问，“蒲可伐乎？”孔子的回答，“可！”
在台湾，许多人因受过四书教育，对孔子都熟。但这故事，你去问问，十个倒有八个未曾听闻。《史记》是甚等样书？孔子又是何等样人？《孔子世家》记了这么大一桩事，大家却几乎闻所未闻，你说，这怪不怪？
问题的症结，在于有一批人压根不信这样的记载。他们质疑，“要盟神固不听，然既许之，甫出而即背之，亦圣人之所为耶？”接着，又一口咬定，“此乃战国人之所伪撰，非孔子之事。”这卷书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子见南子”吧！《论语》里头，明白记着孔子见南子，也明白写了子路的不悦与孔子的回应，这当然不好否认。可真正见面的场景，《论语》没写，《史记》却记载着，“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可如此一记，学者就忍不住高分贝质问了，“不知史公何据而云然也？”更有人以近乎肃杀的口气骂道，“马迁诬圣，罪在难宽！”
呵！瞧这口气！
就这样，《孔子世家》的前半卷，这班人你一句“此误说”、我一句“必无之事”、他一句“删之可也”，偶尔，再传出一声厉喝，“何妄之甚！”于是乎，被批驳到面目全非的《孔子世家》，从此便为士林所边缘化，慢慢也乏人问津；关心孔子的人，也开始不太读此卷文字。原本精彩可期的高手看高手、大师记大师之作，竟沦落到与《史记》的盛名全然不相称的尴尬地位，这可真是始料未及呀！
可问题是，他们骂得对吗？
这么说吧！如果，《孔子世家》果真写得如此荒腔走板，按理说，早在《史记》成书之际，在汉代独尊儒术的环境下，就该备受挞伐了才是。毕竟，汉代离春秋末年近，他们对孔子的印象，肯定比后人清楚许多；司马迁倘真“恣意窜改”，又焉能逃过非议？况且，《史记》这书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汉代士人也多视之为“谤书”，想在书里挑刺的，恐怕是大有人在；《史记》里的黄老气味，又素来不为儒生所喜，因此，《孔子世家》假若错谬百出，他们又岂能轻易放过？
结果，汉代固然有扬雄责备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又有人批评“《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但这都只是大方向上的歧异，即使扬雄，都仍称许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也佩服其“善序事理”，还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并没有人直批《孔子世家》记载讹误，更没有后代那样地逐条驳斥。
于是，到了南北朝，有裴骃作《史记集解》；到了唐代，又有司马贞与张守节先后写了《史记索隐》以及《史记正义》，在后人统称的这“三家注”里，此卷《孔子世家》，依然是一派海晏河清。三家的批注，既没那么多滔滔议论，也没啥对太史公的诋毁与非难，纯纯粹粹，就是最寻常的补充与说明，读了，只让人觉得天清与地宁。
这样的天清地宁，过了唐代，其实又维持许久。尽管有儒者始终对这卷《孔子世家》心怀不满，但真正迎面痛击的，却是绝无仅有。直至清代的乾、嘉年间，先前近两千年的清宁局面，才算彻底丕变。众所周知，乾嘉之际的考据学问极其鼎盛，有一群学者竟日寻章摘句，戮力于典籍的考证与辨析。其中，有崔述、梁玉绳等人，对《孔子世家》意见极深，他们口诛笔伐，或呵或斥、或批或驳，一时间，如枪刺、如剑砍，几乎把司马迁那前半卷给抹杀殆尽。到了清末民初，疑古之风大盛，又有一群后继学者，人数更多，声势更壮，但见他们纷纷援引崔、梁之见，慷慨激昂、批声四起。在这群人轰然应和之下，对此卷书的严厉批判，骎骎然成了学界主流。于是，《孔子世家》宛如身陷十面埋伏，放眼望去，矢石如雨，从此危矣、殆矣！
《孔子世家》的惨遭围剿，外表看来，是这些学者考据功夫了得，既善于搜罗，又长于耙梳，整理比对之后，抉隐发微，总算将司马迁所犯的谬误一一纠举了出来。然而，这样的围剿，在骨子里，却只是假借考证的手段，宣泄了儒者长久以来对司马迁的不满。如此考据，乍看持平，其实多有情绪语言；看似客观，却处处闻得到烟硝之味。
儒者对司马迁不满啥？
司马迁好儒，可又喜爱黄老。偏偏打从汉朝起，就有儒生一直敌视黄老；越是纯儒，排斥黄老就越深。这样的排他性，自宋明以降，越演越烈；尤其明清已成正统的程朱理学，更动辄辟佛又辟老。当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时，一方面将孔子无限地神圣化，另一方面又不断视佛老为异端。理学家越将孔子绝对化，他们就越敌我分明，打击异己也越不手软。事实上，这些理学家平日极认真、极严肃，其为人之刚健，实实令人尊敬；其行事之正直，也不禁令人佩服。可他们过度以真理自居，只要面对异己，口气就常无容赦。他们总自觉天下之美尽在于斯，其余皆不足为观，因此，极自负、好骂人，门户之见也最深。但凡与人争论，动辄无限上纲，轻易就流于意气。虽标榜“群而不党”，却常常党同伐异。他们虽强调“温良恭俭让”，却比谁都容易愤愤不平。他们更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却屡屡又最容不了别人。
这样的理学氛围，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那一辈的考据学者，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如此习气。“不幸”的是，太史公恰恰与这拘闭的习气离得最远；他既爱儒，又喜黄老，如果活在后代，肯定也对佛教多有好感。太史公胸罗万物，喜多爱广，啥事都有兴味，啥人也多有喜爱，甚至，连寻常儒者不屑一顾的游侠、刺客者流，他也同其呼吸，多有爱惜，还情真意切地为其立传。这样的太史公，其眼里的孔子，自然与一本正经而又拘闭排他的纯儒大相径庭。
太史公的视野辽阔，所立足处，其实是整个华夏文明的最源头。换言之，司马迁的格局，正是诸子百家尚未“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篇》也还没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中国文明原有的那种溥厚与浑然一体。因为这样的溥厚与浑然，太史公既心仪《论语》所记的圣人，也喜欢《庄子》所说的孔子；其他诸如《礼记》、《列子》等等，他都心知其好，广采博纳。若依纯儒来看，孔子这些不同面向，不仅彼此矛盾，更是极大的扭曲。但对太史公而言，孔子如此的吞吐开阖与气象万千，才真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呀！
于是，太史公笔下的孔子，就是一个面貌丰富而又极度鲜活的真实人物。这样的孔子，不仅是深湛于六经的恂恂儒者，更是个对未必同道之人(譬如老子)也多有礼敬的闳阔之人。他学识渊博，更极富生命经验。他曾经犯错，也不时犹疑。年轻之时，曾有老子严厉批评过他；到了晚年，也还有弟子不客气地质疑着他。孔子知礼守礼，又极严正，可与人相处，却是一片和悦之气。单单看孔门师徒的那一派兴发，两千多年后，我们都还忍不住地想当当他的学生。孔子当年，就喜欢与各色人等说话。各地有诸侯，有贤大夫，有避世之人，有忠奸难定者，有备受争议者，甚至偶有恶名昭彰者，都会想与孔子见一见，也想和他多谈谈。孔子就这么与世人闻风相悦，因此，他不闭锁，更不排他。
孔子是非严明，却从不拘泥。他的某些言行，即使子路与子贡，一时间，也不免会多有疑惑。毕竟，孔子太大；太大的人，就不好懂。因此，孔子虽说备受尊崇，却也经常受到误解；许多人欢迎他，但也不少人疑忌他；他曾经风光过，也几次狼狈过。《史记》写孔子狼狈的模样，很可爱的。《史记》又写孔子的数度遭困受厄，甚至险些没命，也都写得非常动人。孔子毕生最在意人世间的大信，但前述在蒲地所订的盟约，他却完全不萦心怀。因为，孔子凡事擒得住，也托得开，所以，他从心所欲，不逾矩。
司马迁正是一个擒得住又托得开的厉害角色。大致而言，擒得住，是人道；托得开，则是天道。太史公“通天人之际”，可后儒少有如此本领，便觉得司马迁写的孔子多半可疑，后来，又渐渐转成了憎恶。乾嘉以来，儒者在这样的憎恶情绪下，借着考据之名，一步步把《孔子世家》打趴了；但吊诡的是，这批神圣崇高的儒者所建构的“孔家店”，在“五四”之后，旋即也土崩瓦解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虽音声清亮，多有朝气，但是，的确也冤枉了不少真正了不起的儒者。至少，孔子就绝对不是“孔家店”那种拘闭而酸腐的模样。不信，大家去读读《孔子世家》。
（作者系台湾作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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