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盛世多治水”。纵观中国历史，在昌盛时期，莫不把水利作为安邦定国的重要举措。清康熙皇帝曾说：治水如治天下。可见水利在古代农业大国中是何等重要。明清以来，中国运河之都——山东省济宁市在水利、水运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绩，涌现出一批治水廉吏和专家，他们为济宁水利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业绩被人民群众广为流传。
治运功臣宋礼
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决口，漫过东平湖，造成运河大部分淤塞，当时济宁到临清段船不能通行。明成祖继位后，抓紧营建北京，其一切供应全部仰仗东南，决心恢复元朝运河。明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请示疏挖鲁桥至临清段运河，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征调各地民工16万余人，全面疏浚自济宁到临清段长192.5公里的运河。施工中，宋礼微服私访，在彩山之阳遇见了汶上县农民水利专家白英，采纳了“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建议，并邀请白英共建这一工程。先后在大汶河上修筑了戴村拦河坝，开挖了小汶河，引大汶河水通过小汶河到达运河水脊南旺处分流南北。为调控水位，便利通航，又南到沽头（江苏沛县），北至临清，改建了38座闸坝。为解决“引、蓄、分、排”问题，又创设安山、南旺、马场、昭阳四湖为水柜。为万全之策，又在兖州、青州、济宁三府境内挖掘三百余泉，分四派予以补充运河水源。到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运河整治工程全部竣工，从此京杭大运河“万樯粮船扬帆直上，正供天庾源源于绝”。但是宋礼并没有依仗官势，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携带应记首功的白英进京复命请赏，此种风格，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确实是难能可贵。
宋礼主持建造的南旺水利枢纽，在科学价值和工艺水平上可与李冰父子兴建的四川都江堰相媲美，被誉为神妙绝技，巧夺天工。据《明史·宋礼传》记载：礼性刚，驭下严急，故易集事，以是亦不为人所亲，卒之日，家无余财。宋礼原籍河南永宁县，在县志宋礼传中写到：明成祖曾在红色丝织品上书写，宋礼憨而直，人怨不恤，上以为确论。居官四十余年，家无余资，洁已奉公，为洪、永间名臣（指洪武、永乐年间）。清代漕运总督董讷曾到南旺视察，拜谒宋公祠，并题诗一首：祠堂高峙暮云中，汶水分流转运通。自是千年留异迹，人间争说宋司空（司空为工部尚书的古称）。纵现宋礼在治运中能“上体国忧，下悯民困，劳心集思，广征博采”，其道德风范很值得称颂。
四任总河的潘季驯
明朝潘季驯从嘉靖末年开始，经隆庆到万历，他奉三朝简命，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为明代负责河道治理的最高官，地位仅次于甚至相当于工部尚书。他从45岁开始治河，到73岁离开河工，前后历时27年，虽然在宦海中几经沉浮，但始终以实践精神与献身精神，对待治河事业。每年“春初即出，秋深方归”，日与河夫为伍，以舟为家，冲寒触暑，宿水餐风，凡是有河防工程的地方他都去。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截断运河，向东冲入昭阳湖，使沛县以北的运河全被泥沙淤塞，面对严重水患，朝廷任命潘季驯为总河去治理，他接到任命后立即起程赶到济宁总河衙门，与有关人员奔赴夏镇一带，巡视河工。接着他又乘小舟溯流向西，察看灾情。面对茫茫无际的洪水和泥沙，潘季驯走向田间，走进村庄，向老河工及常年生活在黄河岸边的老年人，请教黄河变迁与决口的原因，以及黄河的特性与治理办法。通过实地考察，他针对当时黄河旧道淤废、运河填塞的局面，提出了“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的方案。朝廷从漕运的眼前利益出发，保留了旧运河中留城（在夏镇南20公里）到境山（徐州北）一段，新开挖了南阳至留城长70余公里的新河，即漕运新渠。这是济宁从“引黄济运”到“避黄保运”阶段的重要转折。新河竣工后，大批漕船即进入新河，顺利北上，显示了很强的优越性。
位于安居镇西北4.5公里老运河西岸处，原系一片洼地，因运河在这里有个弯道，叫“脖头湾”。以后运河疏浚、清淤，烧水做饭的火头军都在此避风，安锅立灶，被称为“火头湾”。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任河道总理大臣的潘季驯，经过勘察论证，认为火头湾地处济宁大闸口与汶上寺前铺闸之间，两闸相距三十余里，为调剂水量，方便通航，应当建闸。经朝廷批准，修建了通济闸，俗名火头湾闸。自从闸建成后，人烟汇集，商贸发展，加之驻有闸官，使此地日益兴旺发达，形成了今日火东、火西两个村庄。潘季驯还修建了济宁西永通（耐涝坡）闸、戴村坝减水石堰（坎河口）和小汶河上的何家坝等滚水石坝，并修筑了北五湖大堤3.14万丈，为维护运河航运作出了很大贡献。
万历十七年黄河大水，潘季驯亲临一线指挥防洪抢险，得知夫人去世噩耗，仍坚守工地，因口吐鲜血，只好深冬来济宁治病。第二年，70高龄的潘季驯要求解甲归田，朝廷认为无人可替，不准退休。后病发又吐血，只好又回济宁调理。以后他一直抱病巡河，以舟代步，并抓紧完成了《河防一览》著述。潘季驯在治水中不计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在经费匮缺时精打细算的精神，对广大河工是极大的鞭策和鼓舞，他是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杰出的代表人物。
河道总督林则徐
清朝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在为官40年中，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十分重视水利事业，他自己亲手刻了一枚图章“管拎江淮河汉”，可见林则徐从当官开始，就给自己订下了在水利事业方面造福中华民族的雄心大略。
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被朝廷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于十二月初七抵达济宁总督河道院署（原济宁二中北操场处）。时值严冬，为确保运河畅通无阻，他立即布署了运河挑挖工程。次年正月初七，刚过春节，林则徐自济宁出发，亲往各工地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对堤身上的稀泥坚决清除，对挖河深浅不一、河身变弯的主管人员，随即摘去顶戴，由于他严厉认真，使大家个个宾服。
林则徐在戴村坝工程中，作为清廷二品官，他身先士卒，数九寒天，吃住在冰河工地上，使民工深受感动，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程质量及工效。对于戴村坝工程施工，林则徐在实地检查的基础上，本着节约开支、按工造价原则，于道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如实向朝廷报送了要款计划，使工程得以在汛前完成。
林则徐在济期间，除了管理运河，还要兼顾黄河河务。当时黄河大堤上存放的料垛（秸、土）是修防堵口的重要物料，他在勘察中，逐个丈量尺寸，观看料垛的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垛不拆”。发现问题则令限期补齐再验。道光皇帝从奏折中见林则徐对垛料检查如此认真，批示：“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林则徐在查验黄河工程中，根据黄河水势凶猛，严重冲刷堤岸的实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备石、抛石的方法，并予以推广。
清朝为总理运河营防，掌管催调，护送漕船，震慑沿河码头治安，在济宁驻有司运军事机构。林则徐在大校场亲自校阅考核了河标四营官兵，并提出要求。当年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离开济宁，结束了164天的河道总督任期，时年47岁。
林则徐为官清廉，执法严明，在济宁的日子里，不吃请、不受礼，不向老百姓摊派一分一厘，对所分管的黄运各道银两，逐数盘查，据实报告朝廷。
林则徐精诗词，擅书法，以文会友，与济宁诗书世家刘凝辉结交深厚，曾为刘提笔泼墨撰写书联：“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林则徐还和济宁玉堂孙玉庭、孙瑞珍、孙毓桂交往密切，往来书信很是频繁。
林则徐虽然在济宁出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不长，但他的治水业绩及治水思想却十分宝贵，为中国近代水利史留下了光辉一页。
济宁知州徐宗干
江苏通州的徐宗干，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来济宁任济宁直隶州知州，他到任后，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当时济宁西部的牛头河只在上游有堤防，从王贵屯以下没有堤防，加之河道上石桥众多，阻水严重，河道弯道多，又宽浅不一，河滩上水生作物密布，从而使河道淤积，泄水不畅，农田受淹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徐宗干首先调集民工疏浚了牛头河，从而使沿岸大片农田得到灌溉，免除了洪涝灾害，并使航运得到发展。
作为运河水柜的蜀山湖，是小汶河泄洪、蓄水、济运的重要湖泊，其容积大、堤防薄弱，汛期洪水漫溢，给湖周围民众带来严重灾害，于是徐宗干又动员民众，在蜀山湖筑了一道湖堤，并在湖周围修建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民堰，使湖水既不泛滥，又保住了周边村庄的安全，所以徐宗干当时很受湖区老百姓爱戴。
济宁城东的府河是元明清“四水济运”的通道。在明正德年间修建了杨家坝，后因年久失修，河水开始危及济宁城，并影响市民的安全。于是徐宗干亲自实地访查，倾听民众呼声，并重修了杨家坝石闸，从而使府河水量得到了有效调控。与此同时，他还对济宁城墙的护城河重新作了规划和整修，形成了布局合理的水陆网络。
徐宗干任知州期间，兴修水利之风盛行，但也时常发生水利纠纷，一但发生他亲临现场调解，尽力保护民众利益。有一年，金乡千余民工疏浚彭河，带工的官吏被民工误伤，引起官民纠纷。徐宗干得知后，立刻赶赴现场，很快平息了事端，避免了一场重大冲突。
为保护水利设施和水运畅通，徐宗干对运河沿岸的码头进行严格管理，打击恶霸及地痞流氓，不准勒索过河的商船民船，保证了正常航运。
徐宗干任济宁知州期间，政通人和，修城墙、开玉带河、培运河堰、筑蜀山湖堤、修杨家坝、浚牛头河，还做了一些有利民生的事情，其政绩因为突出，深得上官赏识，遂加知府衔。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任兖州府知府，临行出济宁城东门，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送，在路上摆上方桌，桌上放一碗清水、一面镜子，象征清似水，明如镜，拦路脱靴留念。直到1951年拆除城墙时，才将靴子从东城门洞内拿掉。有史载曰“宗干廉政名达，精勤果锐”。“其居官，廉惠得名，所至皆有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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