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申报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三处遗址均是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本报曾予报道）“土司遗址”申遗成功，表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审美实体及其保护管理的认同与肯定，被视为对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无疑这是巨大的荣誉。但在振奋之余，有专家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申遗”成功固然值得高兴，但也并非就此“一劳永逸”，“保护始终是前提”。
上世纪末开始，我国一些鲜为人知的古城如平遥、丽江等掀起了一股“申遗热”，并很快成为新兴旅游地，身价倍增。于是，各地蜂拥而起，都对申遗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少景区拿到“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后，以此为由纷纷涨价。比如，“中国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功，为此狂砸10个亿。为了尽快收回“血本”，门票由100元涨至200元。
一些地方由于旅游业过度开发，被世界遗产大会亮“黄牌”。早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14处1994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项目》，组织进行了监测。这14处遗产，多数都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脱落、泰山周围环境的不和谐、孔府及孔庙和孔林的被淹事件等，都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湖南张家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黄牌警告，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更是一度面临摘牌之虞。
世界遗产沉淀着历史记忆，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脉络，正如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所称，“世界遗产在地域上是我们的，但绝不仅仅是我们的，而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共享的。保护是我们的义务，传承是我们的责任。这才是‘申遗’最根本的目的。”如果把世界遗产当做“摇钱树”，当做面子工程或牟利工具，那就是本末倒置。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要走出“重收益轻保护”的怪圈，才无愧于先人留下的辉煌灿烂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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