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下午，几乎所有媒体的目光，都投向了北京，关键词是“慈善晚宴”。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做东的慈善晚宴，从9月28日起便对媒体和普通民众封闭，9月29日当天，在300米外媒体便被要求止步。
与此同时，北京一位普通市民王一飞在民族园假日酒店发起了“平民慈善晚宴”，公开邀请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参加。
与杜绝记者进入的富豪慈善晚宴相比，王一飞组织的平民慈善晚宴媒体云集，白色背景展板上异常醒目地写着一排硕大红字：“呼唤中国民间慈善时代兴起”。
9月29日15点45分，陈光标带着100多份募捐倡议书参加巴比晚宴。“今天主要是为西部地区招商引资。”陈光标甚至倡议，中国富豪明年赴美国募捐。
而之前，高调裸捐的陈光标引来质疑声，“一个收集垃圾的，哪里来的那么多钱？”要求陈光标公开收入来源的声音越发强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与政府政策所博士马光远则呼吁舆论将矛头指向那些“隐形富翁”。
“他们的资金可以再造一个北京城。”陈光标对隐形富豪的评价犀利：“隐形富豪一种是闷声发大财的，他们或者低调捐款，或者不捐款；另外一部分则是贪官。”
巴比晚宴结束后，潘石屹和陈光标等人先后出来与媒体见面。陈光标希望比尔·盖茨能关注一下中国将近4000万贫困人口。
他同时表示，希望这样的晚宴每年举行一次，“明年我来主持。”
授人以渔式：福德集团投资建厂援川
房富民：捐钱只是慈善的一种方式，最直接的，但并非最有效。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将慈善的关注点放在捐多少钱这件事上时，实际上是曲解了慈善的含义。”民营企业家、淄博福德集团董事长房富民说。
电话那端，房富民正在北川，为自己在北川建的新工厂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这个新工厂投资7000万，能够解决当地500人的就业问题，但我不敢说在做慈善。”房富民沉默了一下，“但谁又能否认，这不是在做公益和慈善呢？”
“我在山东发展得很好，谁愿意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建厂区？但看到自己的工厂解决了很多人的生活，这种成就感远高于捐给他们钱。”房富民说，响应政府号召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则与每个人心里的“善良”有关。
福德集团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对外捐钱，但房富民却没有感到过不安：“捐钱只是慈善的一种方式，是最直接的，但长期看，并非是最有效的方式。”
房富民在山东理工大学设立了100万的专项基金，把每年的利息用来奖励有创新思维和家境贫困的大学生。几年来，很多学生通过这个专项基金得到了发展和学习的机会。房富民还与当地电台合作，每周都会召集教师去沂源贫困学校支教。
9月份，房富民在北川投资数千万的太阳能工厂已经投产。在他看来，巨额投资给当地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工厂生产解决500多人的就业和收入，自己牟利，实际上也是做公益事业。
在山东富豪中，像宋作文、王清涛、崔志祥等知名富豪，近两年的捐款丝毫不亚于其他富豪。仅仅在汶川地震后，宋作文家族捐款800万；王清涛个人捐款550万，企业660万；杜双华捐款1.126亿……
除了捐款，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龙登高教授看来，不断发展企业的山东富豪，实际上给地方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龙教授认为，目前国内富豪只是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富裕起来的第一代，他们赚的更多的钱应该投入到再生产中去，这也是宽泛领域里慈善的一种解释，甚至是更好的一种方式。因此捐与不捐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捐了不应该受到质疑，不捐也无可厚非。
乌托邦式：慈爱集团步履维艰
路华：我自己掏钱，也算是为地方做好事，为什么不能批？
和房富民一样，山东的民企中不乏以另外一种方式低调从事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家，比如济宁北方技术学校校长路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路华投身商界从事家电、纺织等商品销售，经过十多年摸爬滚打，仅固定资产就接近2000万元。
2003年，路华放弃南方舒适的生活回到老家济宁，招了40余名下岗职工、残疾人、退伍军人，投资1000万元创办了济宁市北方技术学校。学校一些设备配置甚至让公办技校难望其项背。
路华12岁就成了孤儿，吃着百家饭长大，他要回报家乡人。
他的梦想是构建一个慈善“乌托邦”，筹建一个集慈善学校、福利工厂为一体的慈爱集团，来解决残疾人、下岗人员、孤儿等弱势群体的就业安置问题。“我不买房子，不买新衣服，我认为我的钱全部来自于社会，我要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去。如果仅仅是捐钱，总有一天没法再进行慈善活动。我创办学校，想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他们的一生。”路华说。
和公办技校不同，济宁北方技术学校几乎所有学员都不用交学费。有的孤儿从这里走出去，成了技校老师，更多的学到技术后赚到了钱，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路华还花10万捐助过两个肾坏死的小伙子，他们都活了下来；贫困的残疾人每年都会得到路华一万元的帮助……
2007年，路华的学校被山东省、济宁市两级慈善总会命名为“济宁市慈善学校”。
这是他获得的来自政府机构的唯一荣誉。
路华已向家乡汶上县次丘镇政府承诺，他的慈爱集团建成投入运营后，财务将直接由政府监管，生产所得盈利将全部用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因为长年入不敷出，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并且得不到有关部门支持，这个慈爱集团如今越来越像“水中月”。
路华的心越来越冷。“公办的技校每个学生都有国家补助，我们没有。社会上流行的‘民办学校骗人’的说法，使学校生源从最初的1000人，降到如今的300人。”
他一直找到山东省民政厅，一位负责人才临时答应，准备考虑学校全省招生的计划。
路华看到了希望，但前途仍很坎坷。比如他准备修一条通向学校的路，修路需要审批，他找到相关部门，但被拒绝了。
“我自己掏钱，也算是为地方做好事，为什么不能批？”路华问。
“你有钱爱怎么捐怎么捐，关我什么事？你什么时候请兄弟们喝过酒？”当地一位官员甩出这样一句话。
“我也不能苛求人家，我确实从来没有请他们喝过酒，我不会潜规则，我的性格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说到这里，路华甚至想要骂娘。军人出身的路华，仍旧保留着仗义执言的性格：“作为一个慈善性质的民办技校，我们承担了比公办技校更多的社会责任，却在一些环节上面卡，这合理吗？”
中国慈善捐款呈井喷式增长
民政部每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08年，因遭遇汶川大地震，中国接收到国内外捐赠款物总计1070亿元人民币，呈井喷式增长。
而在2007年，全国捐赠款物总额为309亿元，2009年为332.7亿元。正常年份的捐助中，企业捐赠占绝对份额：2007年和2009年，企业捐助占总款物的比例分别为61%和58.8%，其中，民营企业占据主要部分。
山东方面，2009年全省各级各类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9.5150亿元，其中捐款7.2582亿元、物资折款2.2568亿元；全省慈善总会系统接收捐赠7.9255亿元，其中捐款6.8220亿元、药品和医疗设备等物资折款1.1035亿元。
这些数据中，以民企和个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富豪是每年慈善捐赠的主力军。而今年前七个月的捐赠“亿元户”中，民营企业依旧占据半壁江山，企业慈善排行榜中，国企仅占3席，民企却占了5个席位。
《2010胡润财富报告》称，目前国内亿万富豪达5.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7.8%，其中有1900位十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而《200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接收捐赠总量超过332.7亿元。根据《2010胡润慈善榜》公布的数据，与2004年相比，在100名慈善家榜单中，前50人的慈善捐赠额度增长了8倍，过去一年的捐赠额度高达72亿元，平均捐赠额比去年提高了85%。 本报记者 张子森 整理
富豪们为何低调做善事？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中国“设宴”，试图将西方慈善引入中国，但中国富豪面对的慈善环境，和美国一样吗？
在各种抗震救灾的晚会上，国企总会举着数额巨大的牌子摇来摇去。相比之下，民企虽然不乏陈光标、冯军一类的高调人物，以“隐形富豪”为主力的富裕阶层，则一如既往地低调。
“我们这都是血汗钱，央企、国企，凭什么拿着国家的钱大张旗鼓捐款？”一位山东民企负责人说，如果他也有机会拿着国家的钱捐款，不说几个亿，全捐了也成啊。
“一方面怕露富，另一方面害怕成了众矢之的。”淄博一家企业负责人说：“知道我手头多少有点钱，工商、街道、卫生、防疫以及各种和政府有关联的慈善组织全都会跳出来，找出各种理由让我捐款。”
“这样的事情一年总会碰到几次，少则万儿八千，多则三五六万。”这位老总说：“这哪里是做慈善？现在我更愿意把钱捐给那些找到我的贫困病人，至少我知道钱用到哪里去了。”
他举例说，2008年汶川地震，他把捐款交给了一个知名慈善组织，后来这个慈善组织整体被质疑，众多捐款的去向不明，没有给捐款人一个交代，“我至少知道钱给了谁，而企业里的员工只知道通过企业捐款，到底捐给谁了一概不知。”
“现在想想，这些找上门来募捐的，是否真的把钱用在了他们所说的用途上？除了一纸捐款证明，这些捐款的后来流向我一概不知，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问这些捐款到底到哪儿去了。”他说，实际上现在很多慈善行为，就是花钱买平安。
山东一位民企老总曾经留心记录过，仅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各种半政府性质的慈善组织找过他不下10次。这两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现在只要一听到某某慈善组织的电话，他就头大。
济南鑫昊辰物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瀛也多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总结了对付他们的方法：象征性捐一点，免得他们面子上过不去。”
实际上，这种象征性捐款数额也不少，近两年王瀛通过这种方式捐出的钱有好几万元。
而很多企业最担心的是，一旦捐款，往往会引来税务部门查账。一旦被税务部门盯上了，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如果企业真的有问题，岂不是自己找打？
江苏人吕文国是一家安装公司的济南项目部经理，2004年以后个人多次捐资帮助重病、贫困穷人，总金额高达百万元。但2008年以后，他逐渐淡出媒体报道。
吕文国现在还在做慈善，只是不愿意公开做了。
“一位比我有钱的人曾说，‘我这么有钱都没捐这么多，你烧包什么？’还有人觉得我不该把这些钱捐给外人。”在吕文国看来，捐不捐钱做不做慈善是个人的事，别人不应当吹捧或贬低，但他得到的，偏偏这两部分特别多。 #p#副标题#e#
现在，还有很多贫病人群会找到吕文国，一般他都会捐钱给他们，但他也说：“如果让我高调捐款，宁愿不捐。”
普通民众是中国慈善的脊梁吗？
王一飞没有想到，自己组织的这次平民慈善晚宴，会吸引如此多的关注目光。晚宴致开场白，王一飞有些激动地说：“我想和富豪晚宴叫板，想展示中国民间慈善的力量。”
王一飞指着写有比尔·盖茨的座位说：“我们特地给他和巴菲特留了位子，当然，他来不来，我不施加压力。”
残疾人钟文芳是参加晚宴的人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的慈善观点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比如邻里谁家孩子得病了，大家凑钱就可以很快帮助解决一下，如果等着富豪们的捐款从政府部门里拿出来，谁知道要到哪一天？”
在很多平民代表的言谈中，还有人认为慈善是明星和富人“时尚秀”。“慈善不应该是富人的游戏”、“谁说只有富人才能有慈善？”这样的话给媒体一个印象：这群“穷人”是在和“巴比”叫板。
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付一然的话甚至让现场爆棚：“2008年汶川地震所有捐款中，中国平民捐款总数占70%。美国日常慈善捐款中，普通民众捐款占总数额的80%。”
这些支持平民慈善的各界群体，让人想到了济南的“天使老人”。
“天使老人”7次捐款14万，来报社捐款，不愿留下名字和照片。“天使老人”嘱咐记者和被资助者，她来捐款是瞒着家里人的，坚决不能透露她的姓名地址。
在济南二环西路上的济南鑫昊辰物资有限公司里，总经理王瀛从箱子底下找出一堆资料，这是从2007年到2010年她资助的学生备案。
“1997年建公司，2000年赚到钱后我就开始资助学生。”王瀛说，10年来，她已经捐助了100多个学生，这些钱来自于她每年收入的80%。
和很多生意人一样，王瀛的办公室里敬着关公，香火不断。她个人信佛教，但十年来帮助学生、给病人捐款却和信仰无关。“我如果是陈光标，我也会‘裸捐’，我没有那么多钱，但并不妨碍我做慈善。”
“我每年捐出不少钱，亲戚朋友问我借钱，想当然认为不用还钱。”王瀛说，最先质疑她的，来自最亲近的人。“你可以给外人捐款，为什么不能给亲戚点钱？”
更多质疑来自于社会。“要不是神经病，就是想出名想疯了。”这样的话曾经不止一次传到王瀛耳朵里。
王瀛身上的衣服是从英雄山人防商城买的，裤子30元，她从来没有穿过超过100元的衣服。“我有房子，有车，我希望孩子自力更生。但我留着钱干什么呢？”
北京大学社会责任研究所负责人崔志如对平民慈善给予了很高评价：“公民是社会慈善很重要的一部分，社会关注的目光不能只放在富豪身上，占据多数的平民才是慈善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潜动力，应该肯定这场平民晚宴的带动作用。”
财富二次分配，流向政府还是慈善？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发表公开信，表述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成为财富的奴隶，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多用超过1%，也不会增添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而17年前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定义“慈善”一词———“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后果存在争议”。
巴比晚宴再次引发对于中国式慈善应该选择何种道路的讨论。但想要改变国人眼里慈善的观点，并不像重新修点《中国大百科全书》一样简单。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龙登高教授分析，中美慈善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机制。按照美国相关法律，富豪企业的税率在35%-55%之间，而如果捐款，就可以享受免税优待。选择这部分钱给政府还是给民间就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龙教授列举了富豪财富的四个走向：投入再生产、高消费、慈善、政府。其中，投入再生产可以产生更多就业岗位，解决更多人的收入问题，相比于单纯的慈善甚至效果更好。而奢华消费则是拉动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富豪的钱通过消费分散到了珠宝、餐饮制造商和每一个从业者身上，也可以看做财富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对于慈善和政府两种财富走向，龙教授做了比较：通过税收方式给了政府，政府主导的慈善受机制影响，起效慢，还可能制造官员腐败。相比做慈善则可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据此龙教授分析，在富豪财富流向的四个方面中，给政府其实是富豪最不愿意的。但受社会机制影响，做慈善并不能减少他们上缴的税款，因此他们很难找到除了发自内心的善以外做慈善的理由。
对于舆论呼吁慈善立法，龙教授认为不如改革税务制度。“挣钱越多的交的税越高，而如果从事慈善，就可以减免一部分，这样就会让富豪的税款自然滑到慈善中去。”龙教授举例说，如果税率标准一样，穷人花1000块钱交15%的税，富人花10万也是交15%的税，就体现不出差异来，才会导致社会上仇富心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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