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圣时,这是被时间的尘埃掩埋的一位文化与绘画大家,在金乡县即将于北京推出张圣时画展的时候,我们推出这篇采访报道。
一
张圣时是谁?在翻腾着泡沫与喧嚷的当代史书上,他或者如蝼蚁草芥一般,早已湮没得无踪影了。没有谁知道他曾经是李广田、傅抱石最得意也最器重的学生,没有谁记得他曾经是一位抗日的战士,更没有谁在意他的文学与绘画的梦想与耕作。
当他将自己最后22年的生命团囿在鲁西南金乡县县城的时候(1984——2006),不知是他在有意地避世隐居,还是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后的无奈?
不高大也不富态,枯草似的白发掩映着少有亮色的脸庞,光脚穿着手工纳制的布鞋,衣裤的这里那里总是补缀着大小不一的补丁。只有微驼的背,似乎承载着不堪的重负,而那白发覆盖下时或烁起的亮光里,好像还羼杂着一丝丝惊恐。于是他那静缓的脚步,也就常常地踩着街巷的边沿,踽踽独行。
22年里,就是这座与他朝夕相处、生他并成为他最终归宿的县城里,也几乎很少有人会注意这个落寞而又内敛的老人,而能够理解他的人生、知道他画作的价值进而能够深入到他精神深处的人,则是他至死不遇的吧?
但是我相信,孤单、寂苦的张圣时,一定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常常地想起他的老师李广田,想起李广田那篇专门为他而写、可以入选《今文观止》的散文:《少年果戈里》。作家李广田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向着污浊遍地、黑暗如磐的社会,向着易于忘却易于苟安的我们,反复地叩问他天才的学生张圣时的下落:“他现在怎样了呢……你到哪里去了呢……你也许已经被老虎吃了……”
二
鲁迅翻译果戈里,李广田教读果戈里,张圣时热爱果戈里并准备组织 “少年的果戈里” 读书会——写成于1942年2月14日除夕之夜的《少年果戈里》,不仅记录了李广田带领他的学生们,于1937年年底从山东金乡向中国南方腹地流亡的经历,更在文中全文照录了他的学生张圣时的十封来信。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散文,刚一在1942年8月15日桂林春潮出版社出版的《创作月刊》一卷三号上发表,迅即轰动了中国文学界。中国文学界不仅为李广田对于金乡籍学生张圣时炽热的爱与深挚的关切所打动,更为这颗耀眼的文学新星的升起而充满着惊奇与期待。
这个才只十六七岁的流亡中的学生,向着自己的老师诉说着自己远大的抱负:“《阿Q正传》是伟大作品的门槛儿,门槛以后,便是登堂入室。说实在的,中国已经有了极好的伟大作品的土地,可是种子还未发芽,也或者就根本无人种,有的却是被人踏死了。人们必须用生命去种它。同时,我已决心做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是在准备将自己的生命血肉,化作一粒这样的可以生长出伟大作品的种子,种在中国苦难的大地上。
于是,许多的小说、诗(其中发表的一组诗就有二百多行)、散文,还有剧本,就从这个稚嫩却有着不可限量前途的青春里奔流出来。但是他的目光还在更为高远的地方,万般艰辛的流亡之旅,也就成了他的阅读与思索的课堂。只从这十封信里,集拢起部分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所研读的部分书目,就已经让人惊叹了——理论有别林斯基《文学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纪德《论文学上的影响》、尼采《超人的独语》、苏雪林《沈从文论》、穆色《世界文学史话》等;作品有绥拉菲莫维支 《铁流》、革拉特珂夫 《士敏土》、爱伦·堡《黑猫》、《瓶中的方特夫人》、雨果《可怜的人》、史蒂文生《金银岛》、普希金《杜布罗夫斯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张恨水《金粉世家》、《春明外史》、《斯人记》、沈从文《虎雏》、《边城》,施耐庵《水浒》和果戈里《死魂灵》、《五月的夜》、《魔地》、《马车》、《魏》、《两个伊凡的吵架》、《密尔格拉得》、《塔拉斯·布尔巴》……
他用自己几乎还是个少年的独特的眼光阅读着,比较着,思考着,并得出就是在今天也会被称为“前卫”的思想来。张圣时甚至直奔文学的根处,呼唤文学的“人性”。就连面对抗战这样全国众口一词的大问题,他也毫不含糊地呼吁:“光写抗战是无用的,一定要写抗战中的人性。”
饥饿着,病着,拉着脓血,脚生着疮,“有时候痛得发昏,流鼻涕,流泪,打滚,喘,叫号”(第四封信),甚至还有同学的死亡,这一切都不能阻拦他的阅读与写作,他让灵魂“整天飞扬而焕发”。疼惜他的广田老师给他钱让其买点治病的药,他却买了一支水笔,并且兴奋异常、一再地说:“有了这支笔就不怕了。”
望着这个琦丽的生命,作为老师的李广田忍不住生出着担心来:“我是太爱惜他了……而最可怕的是怕他毁灭。我亲眼看见许多青年朋友一入社会便被那黑暗的势力所吞噬,或由于和黑暗势力搏斗而自己毁灭了,我时常因此而感到莫大的痛苦。”
三
灵魂正“飞扬而焕发”着的张圣时,果然迅速地遭到了“吞噬”的打击。
就在《少年果戈里》一文发表不久,1942年11月15日在重庆出版的《群众》半月刊第七卷第二十一期上便有一篇题为《一个注脚》的文章刊出,向着李广田深情佑护的张圣时射出了声色俱厉的指控“我们不把敌人杀死,敌人会杀死我们……告诉所有的青年们,‘少年果戈里’是‘少年托洛茨基’!我们不要他!”
“托派”的指控,在那时是可以致人以死命的,何况《群众》周刊乃中共中南局的机关刊物。在我们的延安,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人,也因为写出了不同意见的《野百合花》(哪怕对延安怀着真挚的向往与热爱),而被冠以“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惨遭批斗、逮捕与杀害。是在一个黑夜,用大刀,砍头,而后推入一眼枯井,再堆进土块盖掩。这还不算,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七年又被揪出来作为批判的靶子。就是这个王实味,也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上谈到了 “人性”,认为斯大林的人性不好,“性情太粗暴了”。
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张圣时受伤的心流过多少血,只是知道这个要用热血与生命去孕育伟大文学作品的人,从此便与文学绝缘。文学的梦被无端“吞噬”,这个曾经轰动中国文学界的天才少年,便于考入四川大学的一九四四年,报名考取了国民政府在缅甸抗日远征军的“少校翻译官”。那时美军在印缅一带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设置了一些流动医院,急需英语翻译做医生与伤员、医生与部队之间的沟通联系。
梦灭了,“少年果戈里”死了,但他要用一名战士的身体力行,来为这个伟大的战争尽上一份自己的力量。
梦的灰烬莫非还会偶尔在他的脑际掠起血腥的悸动?即使当一年之后日本投降,张圣时考入中央大学之时,他也视文学为畏途,决然地选择了艺术系,投在傅抱石门下学习绘画。
四
没了文学,绘画便成为张圣时的惟一所爱。他从小便跟着山水画家的父亲学画,14岁就以绘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泰安省立三中。家学渊源,更兼被傅抱石所钟爱收为入室弟子,有着非同寻常的绘画天分的张圣时,终于可以在同样博大精深的绘画领域,重新让折翅的灵魂重又飞扬焕发了。1950年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文工团的时候,人们已经能在《新华日报》上常常见到他的绘画作品。
得着傅抱石的真传,再用敏锐的目光探入于古今中外的画史、画作、画技之中,更兼有高境界文学素养的涵润,有着极高绘画天分的张圣时,即将迈进绘画大家的门槛。生命的风帆正鼓满着催行的劲风,新的梦又在幽蓝的穹宇闪起童话般的星光。
但是黑暗嫉恨光明,哪怕是黑夜里的星光。在他的生命里,最为重要的一天来了,这个没有天日也没有星光的时辰——1952年12月27日深夜。这个深夜,张圣时被从梦中惊醒、上铐、带走、关押,并在监禁了一年又七个月之后,以“历史反革命”的所谓罪行,判刑3年。“历史反革命”的“罪证”,就是1944年至1945年的少校翻译也是抗日战士的经历。
3年的刑期,竟会膨胀了10倍。他在而立之年入狱,等到走出高墙,已是发白背驼的62岁的老人。一年,决定了一生,就因为那个国民党少校翻译的名号。
五
心地纯净并正再次让灵魂“飞扬焕发”的张圣时以为政府抓错了人,当夜他竟然没有忧虑地酣睡不醒。总是要醒来,醒来了,他还以为是在做梦。但是即使做梦,他也无法想像一个无辜的生命,会从青年一直到老境都要在牢笼中度过。
时间从不倒流,逝去的再也不能回来。高墙中的32年,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悉,我们只是见到了这样一个现实:神魂飞扬、英气逼人、身怀大才的青春,一下子老态龙钟。
比生理的老去更为让人触目惊心的,也许是精神与思想的溃败与沦陷。
改造,生存,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使他无处躲藏。参天大树被蜷曲为媚态的盆景,生动异常的沃野被迫沙化为粗鄙的戈壁。
这也是生活吧。割苇子是在冬季,要破掉一指厚的冰,将下半身没在冰凌中劳作。干到12点钟,爬到干地上吃点饭,复活了早已冻木的下肢,歇歇被冰块割得伤口累累的脚,下午还得照样下水。最苦的还是精神,脖子上挂块大石头,跪在尖锐的碎石块上,低下头来向着领袖像请罪、忏悔。
他想到过死,因为生比死还要艰难还要憋屈。
终竟没能死。就想着自己真的有罪,真的需要这样的改造,并试图唤起感谢改造的感恩之意。有时妥协会让痛苦与折磨变得容易承受一些,让被磨成碎屑的日子轻松一些。妥协是要有行动的,不仅是低眉顺眼。活着的张圣时便一张一张地画“伟大领袖”的像,在墙上画,在纸上画,在幕布上画。他说:“特殊的环境,我无法向人间倾诉,我只有挥笔弄彩地向天说,不然,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那个向往着亲手写出伟大文学作品的张圣时没有了。那个欣喜着要画出伟大画作的张圣时没有了。就连折翅后委落一地的羽毛,也被风吹得无影无踪。当然,曾经的细腻鲜活而又汪洋恣肆的人性之湖,也已干涸皴裂得不成样子了。
于是,只有一个皤发曲背的张圣时回来了,回到了曾经的翩飞着童年之梦的地方。
六
早已遍尝了世态炎凉的圣时先生,临到晚年还是要面对一家人的生计问题。年迈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家人总得想法糊口吧?去一个中学教授过英语,还去过一家乡镇企业给人家画过图纸。当然,最拿手的还是绘画。就在小院出去的胡同口的墙壁上方?上一个小牌,写上“画像”二字,算是个招幌。所谓画像,也就是为一些去世的人画幅遗像吧,哪怕生前没有照片,他也能现场看上一眼遗容就能画得惟妙惟肖。20元画一次的价格不算贵,加之画得神韵逼真,也就还能断断续续有些生意。
对于画他当然有着充分的自信,可是也有失败的时候。那是一个临近春节的日子吧,他将画在宣纸上的老虎拿到集市上去卖,要价5元一张。一个妇女走过来,看了看,拿起一幅,扔下两元钱就走,边走还边褒贬着:“软不邋遢,又不滑溜(农村人大多喜欢油光纸的年画),给你两块钱就不孬了,还5块钱,真坑人!”
人老了就少了活力,容易感到寒冷,对于珍稀的温暖也就有了难忘的记忆。傅抱石老师赠与的多少画稿、印谱,还有那件贵重的蓝呢大衣都已在入狱时就丢失了。那几年,这件柔软而又挺括的蓝呢大衣,为他挡了多少的风寒呀。
最为让他感念终生的,还是老师李广田吧?《少年果戈里》中的字句,早已是烂熟于心,最为寂寞难挨的日子,他会在心头默默地背诵,就如老师当面在与他说话。“我祝福你们,尤其是你,自由,健康,在创造中生长……”每每默诵到文章的这最后的一句,就会有泪光在他的眼睛里越聚越亮。自由?健康?创造?不光是对于被祝福的学生,就是对于祝祷者本人,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他是出狱之后才知道老师的坎坷与悲剧。“人是生命,怎么可以是桌椅板凳成为驯服工具呢”,就是这一句话,让中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云南大学校长的老师戴牢了右派的帽子。自己活着,老师却已死去,死在那个疯狂而又混账的年代。批斗,拘留,抄家,拷问,抽嘴巴,拳打脚踢,而后又被勒死扔进云南大学后门的莲花池中。虽然审判江青等人的判决书上,将李广田等人的死列为“四人帮”迫害专家教授的罪状之一,但是人的生命一旦被毁,就再也不能复生了呀。
好在春风般的师恩,毕竟又在吹拂着他灰烬厚覆的胸怀了。原来,结着厚痂的心上,还有着热热的血液在缓缓流淌,厚厚地痂下,也还有着鲜嫩的肉芽在艰难地生长。
夕照满目的张圣时,似乎明确地感到了柔嫩清直的人性,又在自己灵魂的深处慢慢地萌动,手中的画笔也带着些许胆怯蘸着自由的渴望。他当然已经不再存有将伟大画作奉献于苦难大地的梦想,但却清楚无误的知道,要在苦短的来日,将一批真正的画作陈列于人性复苏的心灵的殿堂。小院中的那棵无花果树,虽然叶子落尽了,不是还挂着7个青涩但却满含着希冀的果实吗?
七
在人性复苏与回归的基点上,让生命重生。在重生的生命的山峦里,再让映着阳光的人性蔚为无畏的瀑布与苍茫的森林。常常被人误以为拾破烂的这位老人,在经济十分窘迫、处世极度孤独的情景下,终于让自己的精神与自己的画作登临于一个自由无羁、人迹罕至的崇高境界。
而这个死而复生的重生重建,当是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2010年的暮春,在他辞世的四年之后,我一点一点地翻看他遗存的书籍画册画稿和散见其中的星星点点的文字。一条弯曲的小路,便引我走进了他精神的纵深之地。在这里,一种超出于一己悲苦的对于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关切与忧虑,一种对于生命尤其是青年生命的疼爱与珍惜,都已化作一片明亮炽热的晚霞。而他笔下的每幅画作,便成了这炽热晚霞的一部分。
有一本用白线绳装订成册的画集,从1989年起,至1994年,他用了5年的时间,搜集了57个青年人俊美健康而又张扬奔恣的画像。在这册自制画集的封面,上方的红框内,描着重重的六个蓝色的大字:追求中的血泪。大字的下面,写着几行小字:“1994、6、15日炎热中订成这本书,包含了我5年的辛酸眼泪。共57幅,皆立幅,每张画片都有它的历史。”
应当感谢金乡县那个叫耿明柱的人,是他与他善良的妻子一起,钦慕张圣时的学识与人品,在他晚年,接触他、关心他,搜集购买了张圣时的二百多幅画作(几乎包括了张圣时先生晚年甚至一生的所有重要作品)。
一张一张地翻阅这些用血与泪绘成的生命的画卷,其山水人物花鸟乃至一草一木,便都赋予着灵性,陶醉与震撼便是不能自己的了。这样一个一辈子受着委屈的人,却真正的隐于现代隐于闹市,而沉潜里又分明喷涌着不老的血性和劫难之后的思考,从而让精神与心灵得到着从未有过的解放。没有追逐名利的躁气,也没有随波逐流的俗气,只让频蒙灾难的人性,砸碎了枷锁,自由地翻飞。如此,张圣时便在中国当代画里,占有着一个独特的别人无法替代的位置。
在他的画作里,反复描绘又各具神态的是鲁迅与雄鹰。“击长空”、“青云志”、“百战归来”、“凌云”等,均是他为笔下的雄鹰所起的题目。那种背天面海、抗云凌风、雄视八方的不可拘禁的气势,简直就是自由的化身。这让我想起张圣时先生在他生命晚期的22年之中,从来都是自己对着镜子给自己理发的习惯。这不仅是为了节约,更是再也不愿意低下曾经屡遭欺侮的头颅。
而他笔下的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位一生都在反抗专制暴政、要在民族品格里树起人性旗帜的人,从而也更体现着先生本原的气象。我久久地亲近着圣时先生笔下的鲁迅,竟会忘记是在阅读绘画,只觉得鲁迅先生正在向我走来,甚至都可以感到着他的气息、听到着他的心跳。寡言的张圣时是在告诉我们,当下的中国,仍然多么急迫地需要着大爱大恨的鲁迅。
有了这些画作的存在,生前常被忽略的张圣时,也许会被我们久长地记起。
创作中的张圣时先生
张圣时作品《鲁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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