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石岩
“2010年将是一个旱年。”早在去年9月，于晓刚看到拉市乡的水库时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预测。于晓刚是云南本地的一家NGO（非政府组织）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主任。这名草根NGO负责人向自己参与组建的拉市乡东灌渠用水户协会建议，必须“舍小春保大春”了。
当地村民听从了于晓刚的建议，放弃耗水的小麦种植，全力灌溉当时正在冬眠、需水量较少的果树。
于晓刚曾因“开创性的流域管理计划”获得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曼环境奖。在美国的领奖台上，他被称为“最重要的无名英雄”，但这个民间环保领袖回到中国，却难以申请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公募基金会主导下的慈善资源分配不合理，正是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之一。
两年前的汶川地震使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得到一次全面洗礼。如今，面对西南大旱，“5·12”经验能够提供何种参照？在中国的慈善体系里，再次问一句：谁来执掌旱灾捐赠，公众捐赠如何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我们不想喝洋奶，可我们喝不到母乳”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只有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与此同时，一些草根NGO因为没有募款权力，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
在中国，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二是中华慈善总会，三是各个部委下设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政府背景。”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每年，巨额捐款向这些“大家伙”汇拢，除了一些拥有自己项目的基金会外，其余的公募机构将绝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半个多月时间就得到20多亿元捐款，而这个地方基金会当时只有17名工作人员。这笔巨大的捐款怎么花，“当然只能由政府来花”。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只有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徐永光感叹。
与此同时，一些草根NGO因为没有募款权力，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基金会寻求支援。“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啊！”这成为一种普遍的叹息。
事实上，诸如大众流域、润土互助工作组等云南本地草根NGO，早在政府和舆论大力关注之前就开始了防范和救助的活动。曾在体制内公募基金会任职的徐永光直言：“草根组织长期在基层活动，对灾情敏感。相比之下，大机构反应滞后太多。”
因为云南特殊的自然条件，本来擅长流域管理的于晓刚将目光投向“防灾减灾”。听村民说起丽江曾经发生过地震，他和自己的团队就帮助村里盖“抗震房”。
这是他们一贯的防灾理念，“我们没钱，也不会忙于送水送粮，但只要花一份钱，就可以防范十份的灾害损失”。
尽管成本不高，但也需要资金支持。如同汶川地震前一样，大众流域目前仍然以境外基金会为主要资金来源。“
还缺乏很好的培育公益组织的土壤。”一名慈善界资深人士称。
“5·12”过后一个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从13亿元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公开表示：“这2000万的招标，社会影响超过了13个亿。”
被财政“收编”的慈善
现在就是把慈善资源变成政府的第二税源，这是越权的。政府应该依法收税，企业应该依法纳税，没有再捐第二笔钱的义务。
这2000万元仅仅占据了当年捐赠总数的万分之三，那么，面向公众募集的抗震捐款中的绝大部分究竟流向了哪里呢？
徐永光一连使用了数个“看不见”来形容民间捐款的去向。比如，民间公益组织看不见捐款。尽管地震后来自民间的社工、志愿者、NGO不计其数，但据徐永光推测，高达760亿元的捐款，“草根组织连1％都拿不到”。
比如，捐款人看不见捐款。捐款人完全可以将那些带着“井喷”般热情的捐款想象成汇入大海，你知道它在海里，却无法知晓具体位置。如果有“较真儿的人”想要追查，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放心，经过严格捐款审计，捐款绝对用于震区。”
比如，震区政府看不见捐款。中央要求对口援建的省份拿出当地财政收入的1％，但根据记者从专业调研报告中获知的信息，这笔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
比如，震区群众看不见捐款。汶川地震后，政府直接受捐超过全部捐款一半。两大巨型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获得了1/3的捐款。而这1/3捐款中的绝大部分最后也流向政府，“大部分都由政府落实” ，“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
截至4月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为西南大旱设立的筹款项目“春雨行动”到账善款已达3730.5万元；截至4月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因西南大旱收到的捐赠物资和资金总额已超过2200万元。
针对大批旱灾捐赠，关注一下其流向和使用情况，即“谁来执掌西南旱灾捐赠”，或许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徐永光直接指出：“很大程度上，现在不少民间捐款其实是在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他回忆道，曾经有企业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质问他：“农村教育投入明明该是政府做的事，怎么最后却由我们出钱？”
徐永光认为，“现在就是把慈善资源变成政府的第二税源，这是越权的。政府应该依法收税，企业应该依法纳税，没有再捐第二笔钱的义务。如果想捐钱，应该捐给真正的慈善机构。”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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