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百家讲坛》的观众来说，于丹的那点心得，是启发他们去精读《论语》，还是偷懒省事地认为那就是夫子学问的精髓？《百家讲坛》的这种悖论，电影《孔子》也没能幸免：这部细节考究又硬伤不少的电影，它究竟是脱俗地重塑了万世师表的形象、普及了儒家文化，还是不可免俗地揩了历史的油？还真是个费思量的问题。
一堂国学常识讲座
我们当然不能抹煞制作团队的诚意——在孔子的名义下，把东周列国一鳞半爪的往事拍给观众看，总归是件好事。比起在电视剧里已经拍滥的辫子戏大侠戏，讲礼讲义的春秋，是新鲜又陌生的。孔子制礼时，已觉夏、殷两代不足证，遂言“吾从周”。两千多年过去，“郁郁乎文”的礼义之于时人，比起夏殷之礼之于东周末年，更显生疏遥远。就这一点，电影《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扫盲的使命：不能否认，导演胡玫是个严谨的人，至少她用直观的方式，让人们知道典籍里的“周礼”、“六艺”到底是怎么回事。
譬如电影一开场，我们先看到儒生们求学和日常起居的种种细节，对那时人们的衣食行为有了大略的概念；而后孔子见鲁定公，两相陈述治国蓝图的时候，不着痕迹地带出了《礼运大同篇》，那也正是孔子一生的理想所在；其后子见老子，后者赠晚生以言，细陈“上善若水”云云，《道德经》里的种种出现于此，也算妥帖；子见南子这一段是见仁见智，不过夫子正襟危坐讲“《诗三百》思无邪”，倒也让人会心一笑。换言之，《孔子》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堂国学常识讲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满足人们在电影院里听一堂《百家讲坛》的愿望。
前后半程并不兼容
作为手段，通俗其实不是坏事，可要看结果是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还是三家村语肤浅粗俗。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落在一个尴尬矛盾的位置上。
电影的叙事本身，便彰显了这个矛盾。影片的前半程，讲述孔丘50多岁时，出仕鲁国，那是他的人生相对顺遂的几年，小有机会施展抱负，自中都宰升任司空，至大司寇。在开始的一个小时里，这部电影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题材大片的路数，有反角，有阴谋，有大动干戈的场面。史载“不语怪力乱神”的夫子，在这里不仅“状诸葛而近妖”，更能上阵擂鼓杀敌，确乎是个“全新”的圣人。如果通片保持这样说书的调子，未尝不可取，至少是步《赤壁》的后尘，成一部消遣历史的娱乐大片。
但主创们显然不甘心娱乐到底。于是影片的后半程，关于孔子率门生周游列国，于乱世中宣讲他的救世理念，又成了一首去叙事的散文诗，把一个老者放在悲壮流放者的位置上，讲他生命中的丧失和孤独。若通篇如此，《孔子》或可成为深情的心灵诗篇，也或许，能让我们更走近乱世中这位老人的内心，一如片中南子的台词：知他的痛苦，知他在痛苦中抵达的境界。但是很可惜，这段迟来的抒情和之前的喧哗，两相不兼容，说这电影“散”，也就散在这里：它缺了一股从一而终的向心力。
卖通俗还是耍深沉
卖通俗还是耍深沉？这是导演举不定的棋，也就解释了这电影里的种种矛盾——它一面是在服装、举止、言谈上一板一眼的恭谨，一面又为了所谓的“可看性”奔着历史片的雷区去。按说关于孔子的史料原本有限，可我们哪怕只翻出司马迁一篇《孔子世家》，一对比就能罗列一串史实出入。比如片子里孔子对南子说的那句“好德如好色”，原是他批判卫灵公“未有好德如好色”。当然，在看电影时比对史实，有卖迂的嫌疑，编剧一句“为故事服务”就能堵上我们的七嘴八舌。
但人们有理由不甘心地追问下去：在看完一部号称要让孔子和孔子的学问“鲜活”起来的电影，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子曰“求仁得仁”呢，还是影片中那一个比一个活蹦乱跳的昏君？是唤起古典精神让我们“三省吾身”呢，还是把堕三都这段历史解构成现实的漫画然后一笑而过？是促使更多人走出电影院后捧起《论语》和《春秋》呢，还是一劳永逸地以为于丹原创的“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自己的内心”就是仲尼的嗟叹？
纵是说以史为鉴，是该还原历史本来的样子，继而成为现实的参照，还是武断地让古人想现代人所想，为现代人所为？
照例会有人说看电影不要太认真，可这好歹是孔子，无论他是凡人还是圣徒，我们总该较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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