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中庸”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论语•雍也》记载说：“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思想视为“至德”，是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精准把握和对自身思想体系的深刻升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庸”曾经饱受非议。时至当下，很多人依然存有误解，认为“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折中主义”、“调和路线”、“好好先生”、“和稀泥”的代名词。然而，事实却绝非如此。“中”是不断变化的，“中”乃“时中”，它代表了儒学思想的最高境界。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孔子和儒家关于中庸思想的精华汇集在《中庸》一书中。《中庸》为孔子裔孙子思所作，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朱熹作《中庸集注》，《中庸》就成了儒家四书之一，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庸曾经饱受非议，甚至时至当下，在很多人看来，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折中主义”、“调和路线”、“好好先生”、“和稀泥”的代名词。比如，总有些人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人“太中庸”了，以为中国人因为太讲中庸而丧失了锐气。于是，身受中庸之道影响的人们开始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中庸之道在国人的眼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反而是中国近代数百年来裹足不前、闭关自守的罪魁祸首。中庸之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
然而，实际上中庸绝对不等于所谓的“折中主义”。孔子就非常反对无原则的折中与调和，他认为那些“和稀泥”的人就是“乡愿”，而“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庸呢?中庸之道看上去非常高深，其实它的意涵相对简明。《说文》云：“庸，用也。”古代典籍中，“庸”作“用”讲的例子很多，如《尧典》：“畴咨若时登庸”;《诗•王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庸”;《诗•齐风•南山》：“齐子庸止”。实际上，“庸”的本义就是“用”。从《易经》来看，“庸”在先秦时期与“用”字相通，“庸”即是“用”，而非“庸人”、“庸碌”之“庸”。“中庸”应该叫“中用”，即“用中”，也就是如何使用“中道”。理解中庸的关键是，中庸这个词实际上是个偏正结构，而不是个并列结构。即“中”与“庸”两字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中”，简单说来“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中道”。这样理解，就可以避免许多对“中庸”的偏见。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中”就是做事情要把握分寸，将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如何在实践中用“中”?如何把握中道?看似容易，实际上却需要相当的知识与思想境界。“中”是不断变化的，就好像我们平常用的秤，物体重量的增减会不断地打破平衡，为了维持平衡，就需要相应地不断地移动秤砣。只要合理地理解和运用中庸，就可以发现它的神奇之处。
一、三代明王与“中庸”之道
孔子曾经盛赞舜之“持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论语•尧曰》篇有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中”可以说是自古相传的明王之道的核心内容，新近出土的清华简《保训》篇很能够说明这一点。《保训》篇是周文王给武王的遗言，而文武之间授受的核心即是“中”，文王说：“发，朕疾适甚，恐不及女训。”可见“中”的重要性。接着文王又讲述了舜和殷之先祖上甲微“求中”和“假中”的故事。文王最后说道：
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久，久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祥。
周文王对武王提出的要求是严格的，而且他希望武王要认真遵行，不可松懈。为了周朝的安宁与发展，要对“中”保持一个诚敬的态度。从文献记载来看，文王以后，周人对文王谆谆告诫的“中”是认真执行了的。
《逸周书》记载，武王临终时，对辅佐成王的周公同样是谆谆嘱托，要他“克中”。《五权解》载：
维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呜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维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维敬哉!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克中无苗，以保小子于位……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
克，允之。苗，借为谬。所谓“克中无苗”，就是做到适中无邪;以，用也。所谓“维中是以”，就是“维中是用”。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武王对“中”的重视。
舜将“中”传于禹，文王又将之传于武王，武王又传于周公，可见“中”的价值及其重要性。而且我们看到，“中”与古之明王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否做到“中”，是能否得到天命的关键之所在。“中”可以说是儒家道统的核心概念，宋儒所推崇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实际上就是对“中”的精妙阐释。清华简《保训》篇的问世，印证了从尧、舜到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孟的道统传承，宋儒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二、西周时期的“中道”思想
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西周是礼乐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而礼乐文化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毋宁说是“中”。礼可以说是“中”的标准，符合礼的就是“中”，否则就不是“中”。所以《逸周书•武训解》曰：“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又说：“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很明显礼的实质就是“尚中”，或者说做到“尚中”才符合礼。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其具体职掌就是邦国之士是否合乎法度、礼仪。《周礼•地官司徒》载：“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曰“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
除了礼仪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是周代的刑罚之“中”。刑罚之“中”就是在执行刑律或者狱讼判决时的最佳效果。因为刑罚不应是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惩戒他人，以达到“无讼”的最佳状态。实际上，刑罚就是为了追求最佳的教育效果。
周代发展出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但是礼乐并非是治理国家的唯一途径。周人提倡“德主刑辅”，礼乐之外的刑罚同样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礼乐与刑法看似南辕北辙，实际上，它们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刑罚同样强调“中”，《周礼•秋官司寇》云：
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郑玄曰：“‘中’谓罪正所定。”另外，同书多次出现“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之语。郑玄注云：“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郑司农云：士师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狱也。中者，刑罚之中也。故《论语》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处所谓的“中”就是指的“狱讼之成”、“罪正坐定”，也即经过审判所定之刑罚，将这种判罚的结果称之为“中”。从中可见周代刑罚所追求的是什么。《周礼》同篇又载：“以此三法者(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可见周代之刑罚并不是为了刑罚而刑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周代“以刑教中”的思想。据《周礼》，大司徒的职责是所谓“十二教”，“以刑教中”就是其中之一：
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刑罚的根本在于教化，只有刑罚得“中”，即对于一定的犯罪行为给予相应的刑罚，使得犯罪者和百姓都心悦诚服，使民知所畏惧，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复归于礼法，而不为暴乱之事了。
三、孔子与“中庸”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于自古明王心传之“中道”思想大为推崇。他对于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孔子这里，中庸之道被发挥到了极致。
孔子对于“中”的重视，突出表现在以下这句话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
为什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因为礼乐与刑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中”，礼乐不兴，则无礼乐之中，无礼乐之中，则无刑罚之中。如果刑罚做不到“中”，则是很危险的事情。在政治实践中，力求做到刑罚之“中”十分重要，这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人心之向背。刑罚是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如果连刑罚都失去了正义性，那么百姓就真的无所措手足了，因为他们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标准，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做了。这样的话，社会就会无可避免地陷于混乱之中。孔子强调有德之君的言传身教，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不论是礼乐还是刑罚，其目的都是为了求“中”，所谓的“中”就是为民所立的一个标尺，让他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绝对不能做，并在他们心中树立起一种价值观的基点，使他们有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礼乐与刑罚实际上都是教化的方式，而关键却在于“中”。
在孔子这里，“中”的思想被发挥到了极致。“中”是孔子思想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孔子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孔子之为人变幻莫测，通达无极。孟子曾经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万章下》)，是“圣”之集大成者。所谓的“圣之时”，按照《中庸》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时中”。孔子曾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什么是“时中”?“时中”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根据事情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处事方式。孔子可以说将“时中”这一概念践行到了极致。他曾自谓自己与古之圣贤的“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的处事方式不同，孔子采取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实际上，这就是“时中”。但是孔子之“无可无不可”并不是毫无原则的隐忍或者“放浪形骸”，而是有一个重要基点的，这就是“义”，这个“义”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做任何事情可以没有固定的方式方法，可以随着事态的变化而不断转变处事方式，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天马行空的恣意妄为，而是必须在“义”可以容纳的范围之内。只要合于义，就可以达于天道，那就没什么不可为的了。《史记•孔子世家》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於匡，今又遇难於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离陈去卫，经过蒲地，正逢卫国公叔氏据蒲叛卫，他们将孔子一行人团团围住。孔子有个弟子名叫公良孺，此时正好随从护卫孔子。公良孺甚有勇力，与蒲人战斗，誓死保卫孔子的安全，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最后蒲人敌公良孺不过，因此决定和孔子妥协：只要孔子不去卫国，现在就可以立即放孔子等人离去。孔子答应了蒲人的要求，两方盟誓。但是孔子还是违反盟约去了卫国，就连子贡也不解地问道：“可以不按盟约行事吗?”孔子回答：“我们是因为受到要挟才进行盟誓，这是不公平的，不受神灵的佑护。”孔子的回答高屋建瓴，变幻莫测，自谓天命之所居，神人之所佑，待人行事，上达天道，非常人可及。这可以说孔子“时中”思想的最佳注脚。
虽然孔子“从周”，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位复古主义者。他说过：“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孔子的“时中”智慧就在于因时行止，在于“进退无恒”，在于“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而且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孳乳而生的，绝非后世庸碌钝塞之辈所能了然的。
#p#副标题#e#孟子继承了孔子“时中”的思想，针对时人“举一而废百”的弊端，孟子着重强调了“权”。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认为“中”、“权”结合才能正确践行“中庸”。实际上孟子的“权”本来就是孔子“时中”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是后人愚钝不察，未能理解孔子“中庸”思想的妙处罢了。
中庸之道看似极高明，实则极简便易行;看似简便易行，实却又使人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世之于中庸明且行之者，少之又少;乱而毁之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故中庸只有神奇，既是高明的神奇也是简易的神奇。中庸有何尴尬?云中庸之尴尬者，实为反中庸之小人也，正如夫子所言“无忌惮”之“小人”也，因其无忌惮，故诋毁圣人之言，诳惑天下众生。
【参考文献】：
1.杨朝明：《“清华简”〈保训〉与“文武之政”》，《管子学刊》，2012年第2期。
2.杨朝明:《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
3.杨朝明：《孔子的“中道”哲学及其意义》，载：Wang jing、Gerd kaminski、Richard Trappi .Konfuzius ——Mensch,M, Machtund Mythos. Wien(维也纳)，2013年。
(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作者：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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