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学界要解释四小龙之新加坡、香港、台湾、南韩等何以兴起，特别是与当时东南亚和印度等邻近国家比较时，很容易找到它们都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此即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而当时四小龙也都不是西方标准下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或多或少都是在强人政治之下，维持一定的社会和平稳定状态政体。同时由于当政者有一定的开明态度，能够适时采取适当的明智政策，通常包括推行普及教育，开放市场，鼓励中小企业，累积资本等，建立初步的基础；累积的国家财富再投入教育，增强人力资源和质素，使生产力和生产效能不断提升和发展，又再进一步促进和扩大经济的发展和升级，使国家成为国际资本所属意的劳动市场。国外投资进入，使国民生产值年年大额增加，国力一再增强。资本的累积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提升了教育，扩展了人民的视野，以及人民的消费能力，由是发展出更先进的社会政治法律的内部结构，同时更积极投资于先进的软硬件建设，诸如使消息通讯加速，交通运输便利和有效率，更有利经济发展和迈向国际市场，让国际投资者更有信心，投入的资金更多，由是形成一良性的循环。
此中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家视天下国家为一家，重视家庭与社会整体之福祉，要求个人提升自己的德行和知识技能，重视教育和自觉的努力，强调自己责任而宽待他人，因而少为争权夺利而对抗；平常生活俭朴，尽量累积财富，以保障家人和子孙；家人是一亲密的生活共同体，无私的互相照顾爱护，自我要求多尽自己对家人的义务与责任，追求自力自足，勤劳奉献等等美德和工作态度；在公共服务上，儒家重视社会教化，不能不教而诛，对自我要求更为严格，为官更要廉洁无私，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社会。这都是四小龙当政者和人民的重要操守的表现。因此，当国家社会处于外部危机状况之下，人民愿意团结合作，努力工作和生产，以改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追求国家的富强和稳定，因而较愿意配合当政者的政策，保持社会和谐，以至愿意牺牲一时的政治权利，以求进步和保持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在人力资源方面，由于儒家重视教育，重视自力更新和上进，因此，家庭和社会的财富累积较快，在教育的投资比率上很高，一代代培养出更高质素的人力和人才，创发出更多的中、小以至大型的企业。而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取向上，四小龙的贫富差距也远较西方先进社会为低，社会财富的分配处于较平等合理的水平，企业也常较能宽容对待生产力较低的劳工，愿意与工人分享利润，整体的社会劳动力也得到舒解和提升，失业率极低。一般而言，儒家社会较有同情共感的表现，对社会中所谓弱势社群都常加以资助，于救灾救难中都勇于捐输，使社会更快康复，回到正常的运作，也增强社会的共同的向心力。
此所以四小龙虽然都处于一定的外部危机之下，人们都能奋发自强，团结一致为全体同胞共同奋斗，因而形成高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主导西方世界，先是分别培养德国与日本，复兴西方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到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资本要找新的出路，需要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加快生产，此时亚洲正是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四小龙适时回应此世界经济发展的时刻，因而成为西方制造业和投资的首选，藉国际市场机制而兴起，日后更成为亚洲服务与金融业的先驱，取得领先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地位。
新加坡可说是此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的最大的受益者。新加坡的华人世界也正是最深受儒家思想与文化熏陶的地方。华人去外地谋生必须具有的团结与奋斗精神，不但体现在李光耀身上，也遍见于新加坡的华人。李光耀以至新加坡上下都奉行高度的廉洁，是李光耀和他的政党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基础。李光耀在推行铁腕政策时，也重视教化的工作，对于当年知识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公民，也推动很多社会教育运动，以提升国家的形像和建立公共意识。在学校也推动对学生的文明卫生习惯等教育，以营造未来的文明社会。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进一步推动儒家文化与伦理的研究，曾成立儒学的研究中心和广邀世界著名的儒者前去讲学，推广儒家的理念。李光耀似乎想藉儒学合理化自己的统治和统一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型态。后来与儒者多接触之后，大概也知道儒家与亚洲价值之间的差距，以及害怕由推崇儒学引起境内民族争端，因而中止了这方面的推展。但这也表示儒家的文化和理念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加坡以蕞尔小岛而能成为第一世界的先进国家，人均值是亚洲第一，远超于亚洲各国，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名列前茅。此可见文化力量之重要。可以说，新加坡是真正体现传统价值与文化教育之软实力而具有高度成就的国家。
新加坡最让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它既是一相当专制和一党独大的国家，且毫无自然资源，但却成为最亮丽的新兴国家。西方一些观察家认为新加坡其实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是采用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和生产的效能，因而才有如此优良的经济发展。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何在相当独裁和严控社会反对力量，没有足以监督政府的民间力量之下，何以新加坡的政府不流于严刑苛政，贪污腐化，而且以新加坡如此现代化国际化的人民也不争取自由，起而抗争和反对威权的统治。这是惯于以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结合的西方评论家所不解的内部矛盾的事。在儒家来看，此实不难理解。因为，新加坡社会所隐函的儒家的文化与人格理想，一方面使新加坡政府自觉自愿以廉洁自持，信守公平竞争，全心全意促进施政的效能。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愿意全力支持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减少政治纷争与动荡，全力发展国家与社会，使自己和家人取得丰足的生活而又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
虽然新加坡的成功有多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也不是任何不同国家或地区所能仿制的。但这种一党独大而又有全面和高度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也常是一些落后地区的政治强人所梦的最理想的境况。当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时，即访问新加坡，并对李光耀能把此弹丸之地发展为世界花园城市，表示赞叹。李光耀却认为大陆人材济济，当更胜新加坡。据云这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新加坡之强人政治与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而经济发展如此突出，也正是大陆统治者最理想的模式，此所以李光耀虽然与台湾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大陆近年的历届领导人都与李光耀有频繁的来往，是大陆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咨询和参考的对象。新加坡是大陆改革开放后派出最多的学习干部的地区，是大陆近三十多年发展的参考模型，大陆由此交流也得到很大的益处。但是，新加坡的政治模式能否适用于中国大陆却不无疑问。事实上，新加坡往后的发展，民主政治仍是有待反省和有待完成的课题。
作者：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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