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仇庄村近来在干一件复兴传统的事情：由村委会主导，每家每户根据自家的家风特色，定出家训和家规，并从现在开始作为“立家之宝”代代相传。
依我来看，尽管该村村委会邀请了中华儒学会理事徐继福担任顾问，这件事恐怕最后难以圆满，一是因为时移世易，今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因为村民自治30年，农民的意识从整体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传统社会里，皇权不下乡，农民不出乡，治理农村社会主要是靠乡绅，乡绅的有力手段即是“族规”，所谓“国有国法，族有族规”。那时的族规形同法律，拥有生杀大权。影视剧中常见的将通奸男女浸猪笼投江，即是对他们违反族规的惩罚。
如今呢，人口流动频繁，年富力强者大多离乡去城里打工，农村里剩下的基本上是老幼病弱。而且政权早已下乡，各村皆有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按道理讲已经不再需要以“村规”、“家规”治理了。
更关键的是，即便制定“家规”，在城里打工、接触城市文明的年轻人也很有可能不会认同。据媒体报道，该村村支书家的家规是他和两个哥哥商量好的，立完后给儿子传了一个短信予以告知。这种撇开子女不和他们商量就制定出来的家规，透着“父为子纲”的腐朽味，缺乏现代的平等意识，其执行效果令人存疑。
顾名思义，“家规”也就是一家的规矩，管的是“家务事”，似乎与外人无关，有点“内政不容干涉”的意思。放在皇权社会，“家规”的确被赋予了某种强制力，鞭打逆子修理贱妻，只要不出人命，真的不会有人来管。
但是，现代社会崇尚法治，一切依法行事。假如有人不守“家规”，怎么惩罚呢？“家规”不可能再像皇权社会里那样享受同近似“国法”的权力，在家中行私刑是违法之举，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由于孩子不听话、妻子出轨而对妻儿拳脚相加的男人，“家规”不再是他们的护身符和挡箭牌。
固然，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像“家规”那样的规矩总是该存在的，但是应该与时俱进。譬如那种“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早就不合时宜了。
正如习主席去年底在曲阜孔府参观时所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前几天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生毕业典礼上全体师生（包括出席的教育部官员）着汉服的仪式，在网上遭遇一片嘲讽，就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不知道“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别说是21世纪，就是当年清王朝覆灭不久袁世凯称帝，都不为世人所容，最后在唾骂和反对中郁郁而亡。
时代在前进，很多东西如长江入海，一去就不能复返了。
但是，过于“推陈出新”也要不得。近年来一些儒家知识分子鼓吹的“儒宪”，就是继承历史文化过了头。儒家文化中确有不少精华值得继承，但是也不能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将一点影儿都没有的东西鼓吹成实际存在，还吹成一朵花。皇权时代，皇帝一言九鼎，掌握生杀大权，其下百官包括宰相在内均是执行层，俯首听命而已，何曾有过制约皇权的有力措施？宪政要义在于监督和制约统治者的权力，没有这个，何谈宪政？
仅就学术而言，“儒宪”可以争鸣。但我们要警惕的是某些儒家知识分子借此为政治服务，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不存在的东西去虚构某种特色、对抗普世价值观。现在看来，这种趋势是存在的。
我始终坚持：思想市场应是自由的，任它们竞争赢取信奉者。只要是自由不受限制的，没有权力的干预，“家规”也好，“儒宪”也罢，不管它们合理还是荒诞，都应有其存在的一席之地。至于实践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那得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经受人心和人性的考验。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