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用罪恶的刺刀挑开了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
30多万手无寸铁的民众顷刻化为无辜冤魂,成千上万的妇女身遭无尽凌辱,肆无忌惮地抢劫、焚烧恣意蔓延,日军长达6周的恐怖暴行,让“六朝古都”南京变成了一座“死城”。
遭遇这场劫难的并不只是南京同胞,根系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在这座喋血孤城中共历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些山东人,他们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还是忠实的记录者、英勇的施救者、无私的捐助者。
在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将临之际,本报记者历时两周,奔走于济南、南京、上海之间,搜寻珍贵的历史档案,倾听当事者及其后人对那段耻辱与苦难交织时空的记忆,复原山东人视角下的血色南京。
上世纪30年代,拉贝与韩湘琳在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办公室前合影。右一为韩湘琳。
轰炸——
血雨腥风中的奔忙
12月3日,记者抵达南京。雾霾笼罩下的南京,繁华依旧。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难辨端顶,“轻纱”朦胧,难掩玻光琉彩。然而,76年前的这一刻,这座城却在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中,经历着浩劫降临前的“阵痛”。
“十二月三日,旧历十一月一日,至署,至苜蓿园。敌机两度来袭掷弹,陶使返汉。
十二月四日,至署,高铭烈来。敌机来袭投弹,丹阳、溧水均失守,邮差通知各路交通有阻,发出信件存局无发出定期,寄来信件亦停送。
十二月五日,星期,至署。早十时许,日机来掷弹。张云榭来。
十二月六日,至署。日机来袭七次,张云榭辞西行,句容有失守讯。”这是1937年,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秘书的孙积诚,在《金陵日记》中极为简洁的记录。当时,德国大使陶德曼正为中日和谈奔走斡旋,使馆高级官员及重要文卷均临时迁往上海,南京仅留秘书一名,办公厅德籍人员二人,华籍人员一人,办理当地侨民有关事务,孙积诚便在留守南京之列。
在孙积诚晚年亲述、侄子孙金铭整理的自传体回忆录《海洋一滴》里,记录了南京沦陷前夕的一幕:“日军未到之前,城内早一片混乱,所谓高等人物已经搬迁一空,一般市民亦各就力所能及,谋求自保,一部分外侨组织所谓国际委员会,划定山西路一带住宅区为难民区,收容逃难人民,许多凤去楼空的华贵住宅一时成为难民收容所。”
此时,经由孙积诚引荐,成为西门子公司在华办事处经理约翰·拉贝秘书的山东老乡韩湘琳,刚被委任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主任之职,在车辆短缺、炸弹横飞的困境下,肩负起为难民区购买、运输粮食的重任,为南京存储生命的火种。
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以下简称拉贝纪念馆)调研组原负责人肖昭华老师介绍:“韩湘琳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淄县魏家庄,幼年是个放牛娃,曾就读于齐鲁大学经济系。大学二年级后,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辍学。22岁时与毕业于山东某大学家政系的邹翠珍结婚。1937年10月,日军开始对南京狂轰滥炸,德国大使馆敦促拉贝撤离南京。拉贝考虑再三,认为不能丢下西门子员工不管,决定留守,韩湘琳坚持相伴。西门子公司提前发放工资,以便员工疏散家属,韩夫人邹翠珍也决心带着两个儿子与韩湘琳生死与共。”肖昭华告诉记者,韩湘琳也是拉贝所居的小粉桥1号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所长,他率领其他员工四处采购材料建造防空洞,还特制了一面球场大的巨幅德国纳粹旗,撑在院子里,以警示日本飞机注意德日的同盟关系,这里不得轰炸。
“韩(湘琳)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拉贝在日记里毫不吝啬对韩湘琳的赞赏,此外,另有90多处提及他。
随着侵华日军一步步逼近,南京城内的气氛愈发紧张。12月8日,德国大使馆得知日军预计将于一两日内入城,恐有一时骚乱,遂安排使馆留守人员一起登上暂泊南京下关江面的客轮,拟候日军入城后,随即交涉返回城内办公地址。
然而,血雨腥风下,江面又怎得安宁?
12月11日下午3时许,移居黄浦轮的孙积诚,即遭到了来自两岸的炮袭。“船之附近落弹甚多,幸无命中者。急起锚开行仍追击不已。溯江而上四十余里,始出火线,晚间又开回原泊处,拖趸船同行。”
12月12日午后,多架日机向江面上停泊的各轮船连续轰炸五六个小时,“以黄浦附近论,落弹已廿余枚,英舰开枪炮抵御,不无效果,美舰潘纳号被炸沉,美孚三轮起火”,船上的中国难民纷纷逃离,“哭喊沸腾,皇皇无路”,外侨则经协商登上了英国的炮舰。晚上,黄浦轮停靠在长江北岸,让老百姓下船自己寻找安全之地。孙积诚来到德国使馆的一艘小汽艇上。“夜一时许,日机又来,上岸入芦苇丛中暂避,淤泥没踝,可谓狼狈。机声远去,始返船。自午至夜,迄未得食。”
饥寒交迫的孙积诚,自觉狼狈不堪,却无从得知,南京城内,他的同乡好友韩湘琳与数十万未能逃出城的难民正在遭受着怎样的危难。
破城——
抵御惊恐的坚守
“12月12日晚,我又带了六七个搬运工人去下关运米。一路上只见满地都是丢弃的子弹、军服、皮箱和行李等物品,城外已经看不到其他行人了。当时,城内百分之八九十的居民已经逃入难民区。”1984年,韩湘琳接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先生采访调查时回忆。
《拉贝日记》则详细记录了那一夜的惊恐与慌乱:“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
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48小时没合眼的拉贝,抱着“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的想法,终于躺了下来。可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却失望地被空袭惊醒,炸弹又一次如冰雹般落下。
这天早晨,韩湘琳乘汽车由珠江路去上海路。“两个白俄招手要我停车,说日本人已经进城。我立即返回小粉桥一号住处……我回到家后,听到枪声很近,就在阳台上偷偷地张望。只见在汉奸的安排下,珠江路口有许多难民在拍手欢迎日军,并呼‘皇军万岁’。但随后就听到广州路上有枪声,打死一两个欢迎的难民,群众就立即逃散。当天,四处都是大火,只听到群众的嚎哭声,使人感到极端恐怖。”韩湘琳生前接受调查采访时说。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身居要职的韩湘琳抵御着内心的恐惧,陪同拉贝紧急应对各种灾难,到现场巡查,阻止日军暴行,救援受难民众,向日方提交抗议。
肖昭华介绍,韩湘琳带领粮食委员,在日寇的阻挠和掠夺下继续抢运采购大米、蚕豆和维生素,使各个难民收容所的配给基本得到保障。为妥善安置西门子难民所内的130多户人家、600多名难民,韩湘琳与西门子员工采购了大量的毛竹、芦席和稻草,让难民在院内搭建窝棚栖息。“他组织青壮年日夜巡逻,严防日本兵翻墙入院施暴。尽管如此,由于韩湘琳和拉贝经常开车外出奔忙,日军士兵天天来强抢暗偷,借走汽车,掏空口袋,韩湘琳为了阻挡日军,还被狠狠打了一拳。”
沦陷——
杀戮与抗争
夜幕滑落,华灯初上,繁华的中山路灯火辉煌,躲在巷子里的拉贝故居静谧安详。如此平和的夜,在76年前的那个冬天,真是种奢望。
祖籍山东的老人李俊,是第一批进入西门子难民收容所避难的难民。当年的他是个13岁的顽童,如今的他已是行动迟缓的耄耋老人。面对记者,他倾力搜索着脑海中的残存记忆,无论是说起自己目睹的日军残杀暴行,讲起自家7位亲属被杀害的惨痛,还是念起母亲为中国伤兵换衣逃生的英勇,均面无悲喜。唯有想起他在小粉桥1号度过的几十个日日夜夜,提到他的“胖子”同学、韩湘琳的大儿子韩克宽,话语间才多了激动。
“我的老表穆道喜,住在珠江路4号,他家的后门就对着拉贝公馆的门。他家正好在安全区里,我们一家六口11月份就住了过去。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警报一拉响我们就去拉贝公馆避空袭。老表家开小杂货店,拉贝公馆有个工作人员姓许,经常出来买东西。他告诉我们说,拉贝公馆准备收容难民,你们可以进去。我们一大家子56个人,都住了进去。”李俊回忆,当时拉贝公馆的院子比现在大得多,难民沿着围墙搭起棚子,把稻草铺在地上。“晚上睡觉的时候,人靠人,特别挤,不过当时人际间的关系相当好,互相谦让,大家后来会换着睡,你睡醒了,我去睡。”
对于拉贝与韩湘琳,李俊印象极深,他说拉贝脾气很大,韩先生人很和善,没有发过脾气,也不嫌脏。“拉贝公馆虽是拉贝的家,但具体的事情却是韩先生管,难民的吃喝拉撒、人员进出、秩序维持都是韩先生负责,难民们也很听他的话。”
与李俊一同经历这场劫难的老伴丁正兰,既是他当年的邻居,也是山东老乡。性格爽朗的老太,说起话来嘎嘣脆,可回忆起那尸体遍布、血水长流的恐怖画面,她还是下意识地用手捂起双眼。
“拉贝的孙子也来见过我们,今年大屠杀纪念日,还邀请我们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呢。”说起这些,丁正兰老人语气坚定。
近90岁高龄的李俊竟然记得如此之多的细节,令记者感到弥足珍贵。当然,作为一个孩子,有些事情的真相他很难了解全面。就像他清晰记得难民时常要遭到日军的盘查和骚扰,“日本兵带着汉奸,到拉贝公馆查中国兵,怀疑其中的两个难民是中国兵。韩湘琳和拉贝出来交涉,说他们不是兵,他们头上的帽沟、手上的老茧是长期挑担卖鱼造成的,这样才把他们放了。”他却不知道,在这次以发放“安居证”为名,强令南京全体成年难民集中登记的行动中,被拉贝与韩湘琳掩护起来的,的确有抗日空军军官、陆军上校、政府官员,他们或改名换姓瞒报职业,或者干脆以西门子员工名义出现。韩湘琳还曾帮助一直藏匿于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空军机长汪汉万,弄到一张通行证,让他以佣人的身份跟随拉贝到了上海,再转道抵达香港。
“韩湘琳借难民登记之便,编制并且保留了按有难民指印的《在西门子南京分公司难民收容所避难的难民登记表》原件。清单共有79页,原件转交给了西门子洋行的卡尔·弗里德里希,现存放在西门子洋行档案里。直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赴德国考察,才发现并复制了这份登记表,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登记名册。”肖昭华向记者展示这份难民表的图片,韩邹翠珍、韩克宽、韩大器(后改名韩克仁)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前列,籍贯一栏则写着“山东”。
返京——
荒凉非想象所及
日军在血腥大屠杀的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对南京进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军当局严格审查过、由日本新闻传媒记者发出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辗转奔赴上海的孙积诚,也自然无法获悉南京的真相。
#p#副标题#e#直到1938年1月9日,德使馆与日方多次接洽后,才得到使馆人员重返南京的许可,此时距南京陷落近一月。孙积诚在《海洋一滴》中回忆,“在沪时已有南京惨劫传闻,上岸后见一片荒凉情景,绝非想象所能及,自下关至城内住宅区数十里途中,除日军岗哨及若干游散日兵外,绝无行人,城垣附近房屋均经焚毁,残垣断壁,成为一片瓦砾场,所经街巷,无论往日繁盛市场或人烟稠密地区,一概关门闭户,既无人声,也无炊烟。进入所谓难民区后,除房屋较为完整外,大致情况并无差异。”不知此情此景,是否让孙积诚对坚守城内的韩湘琳多了几分挂牵?
其实,在日军丧心病狂大屠杀的悲惨岁月里,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是安全区、也是整个南京最为安全的地方,难民无一人被日军残害。“难民对拉贝先生特别感恩,韩湘琳将难民们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先后写了三份感谢信,报送西门子总部,另誊抄一份难民登记表和感谢信送给拉贝先生。在130多户难民中,124人在感谢信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肖昭华说,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撤销,改名为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拉贝奉召返回德国。拉贝特地写信给韩湘琳等人表示感谢,相约保持联系,今后如有机会,将继续聘用。2月21日,人们送别拉贝,韩湘琳夫妇带着两个儿子到会相送,并在感谢信上签名。
“拉贝先生致答辞时强调:我们的工作是捍卫人道主义权利的伟大事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忠实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的中国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这番话用在韩湘琳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肖昭华说。
感恩——
历史贡献将进一步挖掘
拉贝离开后,韩湘琳一家留居小粉桥1号。据韩湘琳之子韩克仁生前写给拉贝纪念馆调研组的回信记载,拉贝离开南京回国时,他的房主是谢家声,当时在重庆,“经由同意,拉贝将他住的房子交由我父亲看管,于是我们一家搬了进去。”
局势稳定后,韩湘琳与故交孙积诚频繁往来。据统计,“韩湘琳”这个名字在《金陵日记》中出现的次数有91次之多。
韩湘琳一家在小粉桥1号一直住到1946年,期间,女儿韩云慧及小儿子韩克铎相继出生。12月5日,记者赶到韩云慧女士位于上海的家中。
73岁的韩云慧,说起话来亲和温柔,记者问她是否继承了父亲的“好脾气”,她却连连摆手,自谦地表示“差得远”。她告诉记者,自己是1940年出生的,对于南京大屠杀时的经历,他很少听父母讲起,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幼年时院子铁门上的刺刀洞。“父亲说,那是日本人刺的。日本人要进来,不停地敲门,佣人去汇报时,敲门人等不及了大发脾气,用刺刀刺了两刀。那扇铁门直至我家搬走,仍留有两个刺刀洞。”
韩云慧家保留着不少老照片,有她自己的童真照,有她与母亲、兄弟的合影,却极少见到一家之主韩湘琳。韩云慧解释说,因为这些照片都出自父亲之手,他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有一部很不错的照相机。解放后,父亲失业时,无奈中把相机卖了,换来的钱全家人吃了一年。
“除摄影外,父亲还有很多爱好,他喜欢刻图章,小时候每到端午节,他都会给我们做漂亮的蛋雕。他非常喜欢听戏、唱戏,在小粉桥1号住时,他还专门请了戏班子来唱大戏,那时家里还有很多他收藏的戏服。父亲也是一位很幽默风趣的人,1985年,他患病住院时,还常跟护士开玩笑。”韩云慧说。
记者询问韩湘琳是否跟他们提起过孙积诚这个老朋友,韩云慧思索过后,摇了摇头。记者致电孙积诚的儿子孙善裀与外孙女张同霁,他们也未曾听老人提起过韩湘琳。但在孙金铭替四叔孙积诚整理的日记索引中,记者发现,1959年6月,孙积诚曾与韩湘琳一同吃饭。1961年9月的日记中,则详细记录了韩湘琳的地址“南京上海路华新巷八号”,工作单位“南大图书馆”。对于这位同乡老友,老人时有挂牵。
“在南京大屠杀中,韩湘琳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孙积诚虽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不在南京,没有直接看到许许多多血腥的事实,但他每天都在记录耳闻、传闻,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拉贝先生在南京难民区工作只有70几天,孙积诚日记的时间跨度更大,《海洋一滴》与《金陵日记》都非常珍贵。”肖昭华说,还有一位山东人、义和东砖瓦厂的老板孙耀三,捐赠了两辆汽车和一批粮食、汽油,这是国际委员会收到的最早一批捐助,他也被拉贝称为“我的施主”。
拉贝纪念馆主任杨善友说:“这些山东人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施救工作的贡献,应该深入地挖掘。拉贝纪念馆对施救方始终没有忘记,自2008年着手调研韩湘琳的事迹,2009年起广泛征集中方施救者资料以来,我们作了极大的努力。南京大屠杀中还有许多山东人,他们的情况目前我们还了解得不够,我们也希望与山东的媒体继续合作,进一步挖掘他们的历史贡献。”
(感谢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山东省档案馆、孙积诚侄孙孙卫东为本文完成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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