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说:文理分科只能教出“1/4个人”,这话说得不错,现在教育越来越畸形,为什么现在办教育越来越背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呢?真是咄咄怪事。
文理分科,始自上世纪50年代,那时把高等教育搞了一个院系调整,许多研究性的的大学,办成纯理工、甚至是纯工科的大学,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应付全国统一的高考,于是在高中阶段开始文理分科。我是1957届的高中生,在1959年就开始了文理分科。这种做法不仅在高中时代就剥夺了学理工的同学接触人文学科的机会,而且到了理工科大学或纯工科的学院,再也感受不到文人的气息,整天与符号、公式打交道,培养了许许多多单面人。这些年来,许多有人文素养的理工科的老教授谈起此事无不痛心疾首,而喜欢津津乐道的数学家苏步青如何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地矿学“开山大师”丁文江,如何广泛涉猎人文学科领域,对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我想,杨叔子先生大约就是这一类理工科教授,不同的是杨先生不仅感慨,而且还在积极地致力于改善。
然而改善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提高人文科学生的科学理念、科学兴趣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只是少数高校教授的事,甚至不单纯是学校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人文素质应该从孩子的学前就受到关注,家庭是第一关(当然不是逼迫孩子学这学那,而是家中有一种文明氛围)。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受教育面扩大了、受教育的人大大增加、普遍文化水平空前提高了,然而,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却是文明下降呢?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用杨先生的话说怎么就少了点“文气”呢?关键在于人文素质的降低,这不仅体现在学校里,更多的还反映在社会上。
提高人文素质要从小学做起。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五十年来中小学文科教育之弊,其中提到过去我们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然而,语文难道只是单纯的教学生写文章吗?我认为也不是,语文课应该担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举凡传统上优美的诗文,古今中外进步的、具有博大爱心的、有代表性的著述都应该让孩子接触到,篇幅巨大的也要做些节选,哪怕尝鼎之一脔。中小学教育有十二年,长久的浸润其中,其素质必然会受到熏染。到了大学我主张无论文理医农都要有“大一国文”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从成年人的角度理解人文精神,培植人文素养,懂得社会的责任。读这些多了,必然是心胸开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杨先生说的“文人气”也就来了。过去研究性的大学所实行的通才教育也是建立在有一定人文素养的中学毕业生基础上的。几十年前痛批过通才教育,后来好像也并未为之正名。
当然,这些说起来,好像有些迂缓,但人文素质的“素”,正像《中庸》所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素”一样,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把外在的东西变成一个人内在的“气”、而且能向外发散的时候,这需要长期的浸润熏染。用一些机械方法让他口诵、默写、甚至倒背如流,大约也只是“入乎耳,出乎口”,“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我欣赏杨叔子先生一些惊世骇俗的大胆作为,例如,他要求博士研究生,在上台答辩前先要背《老子》,后又增加背诵《论语》前七篇。过不了《论语》和《老子》关,休想从他手里毕业。这些反映了他对单面的畸形教育的挑战。实际上,这种不满是许多人都有的,大家只是说说就算了,可贵的是他就敢把这种不满化为行动,并在自己工作中实施。如果这种做法作为象征性的行动是值得张扬的,但对他的博士生人文素质提高有多少帮助、对整个教育中的人文教养的缺欠有多大补益是值得推敲的。
不过杨先生在南京教育论坛上所讲的:想当我的研究生,必须先考古文。不仅表明了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关注,也表现出教授在招收研究生问题上的独立自主性,这同样是目前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
□王学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