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任城话梁祝 – 孔孟之乡

序言

梁祝爱情故事在中国流传已久，在民间家喻户晓。但真正的梁祝故事发源地在哪里，故事起源于何时，原型人物为何人，本源人物是否真实存在，多少年来一直困惑着人们，也成为学界的一个待解之谜。

全国有梁祝墓祠、庙等遗址近十处，尤浙江鄞县、江苏宜兴规模甚盛，对梁祝爱情故事的挖掘极为深入，成为当地的一大文化亮点，十分引人注目。梁祝故事在济宁，特别在邹城峄山，微山马坡一带，流传甚久，是妇孺皆知的故事，并津津有味的说出祝英台是某某村，故事中的马家在马坡等，因此在马坡不让演梁祝一类的戏曲，怕是伤及马家老祖宗的声誉，多少年来似乎成了约定俗成的规距和禁区。梁祝故事或者传说应该说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但长期以来没有人专门研究，在我们济宁仅限于流传而已。

当越剧梁祝演唱得如泣如诉时刻，当梁祝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响彻世界的时刻，当南方许多城市开发梁祝文化说梁祝二人是他们当地人的时候，济宁的有识之士坐不住了，如果不大胆陈词明说“梁祝原型人物是我们的”或许有可能坐失这一梁祝优秀文化遗产。

话虽好说，你说是你的，但你的根据在哪呢？如果没有根据，没有严谨学术研究，任何人都不会服气的。济宁第一位倡导梁祝文化研究的人是上官好岭同志，他是济宁市第八届政协委员。一九九五年政协会上，他就联合卞雄杰等委员写成提案，要求重视研究、整理、弘扬梁祝文化，该提案得到政协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为此他们用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对梁祝文化进行了较详尽的考察，考察完毕并形成文字资料《关于梁祝原型的考察及建议》上报时任市委书记的贾万志同志，考察报告并得到文字批复。不久，市里便成立了梁祝研究会，于是，梁祝文化的研究便真正地拉开了序幕。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一份研究论文《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济宁》，在济宁日报公开发表，即引学界人士注目。二0 0 0年十月又在济宁日报、春秋杂志公开发表《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人》长篇论文，又一次引起轰动，两篇研究成果被多家媒体和网络转载，令人可惜的是，梁祝文化研究的首倡者上官好岭先生罹病，并于一九九八年底辞世，使梁祝文化研究痛失一位良师益友，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上官好岭临终前郑重托付卞雄杰先生一定要把梁祝文化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并把未竟的全部草稿交给卞先生。这时，卞先生也有六十几的高龄，他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重任。

卞雄杰先生是很令人钦敬的，他自费购置了电脑、相机等器材，以方便研究之用，在60多岁的年龄段，硬是学会了操作电脑，并能熟练运用五笔打字，真可谓是老而好学，老而好研，老而有为的老年人中的好榜样，他的夫人贾翠英作助手，与老伴一同并肩研究十余年，如今终于汇集成书，并自成一家一言。他从近年出土的梁祝碑记文入手，逐字句分析，层层剥离，终于展示给人们一个清晰的梁祝原型人物的一个新鲜轮廓，他非常自信和坚定地告诉人们：梁祝生活在春秋时代，属春秋任国人。进一步揭示出了：梁山伯的出生地，祝英台的出生地，二人的求学地点，死亡时间与地点，迁葬地及合葬的风俗习惯。其用心之苦、用工之勤充溢于字里行间，治学精神的确令人感佩！

朱继德是卞雄杰先生的学生，中专时期跟卞雄杰先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等，他与卞先生和上官好岭关系都很好，交往颇深，感情甚笃，他亦属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因卞先生年事已高，加之近年卞先生老伴患病，便把编排及出版的事情交付给了继德，继德没敢懈怠，他极富耐心地对书稿进行了梳理和校雠工作，并多次征求卞先生和我的意见，他两位多次到办公室找我磋商出版事宜，并诚聘我担任编委主任并嘱再写几句话，于是便有了这篇小序。因卞先生他们的是学术著作，许多观点颇新，在学界定有裨益。然毕竟是一家之言，也可能引起争鸣，不管怎样，这部书确是梁祝文化研究上的一件大事！谨此祝贺！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发轫篇

一、中华文明的浓缩与华夏文化的展现

——孔孟之乡文化的底蕴及现实意义

贾万志李靖

在中国文化版图和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孟之乡济宁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她既因养育了孔子、孟子这样的世界文化巨人而享誉天下，又因历史悠久、文化繁盛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缩影。

济宁市地处鲁西南，面积１、１万多平方公里，东依泰沂山脉，西接中原平地，古泗河流贯全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一区域是上古东夷族群聚居的地区，曾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稠密和最领先的地区，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文化辉煌期：第一次是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伏羲氏、女娲氏、炎帝、黄帝、少昊帝一脉相承的东夷文化高峰，龙、凤图腾的肇始是其灿烂的文化标志。第二次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邾娄文化和鲁国文化，并由此造就了主导中国文化二千多年的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说。第三次是明清两朝的大运河文化，形成了济宁市包容性颇强的多元文化基调。

7000年的历史，使济宁地区积淀了层层叠叠的文化“矿藏”，掀开哪个层都是一篇波澜壮阔的文章。概括起来讲，这里“雅”文化与“俗”文化并存，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并存，“武”文化与“文”文化并存，山文化与水文化并存，儒、释、道并存，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这一地区的文化资源，对于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强化华夏文明的感召力和纽带作用，形成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的伦理道德体系，推进“以德治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孕育和滋养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化土壤

孔孟儒家思想能在济宁地区产生并发展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这与济宁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简言之，中华上古文化经夏、商、周，三代至鲁国（今济宁市曲阜）之思想文化传统对孔孟影响巨大。为了揭示孔孟儒家思想之所以会在济宁地区孕育发展的文化渊源，我们有必要追溯当时济宁地区的历史文化沿革，它既是济宁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深远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华龙图腾的原始写照济宁现有羲皇庙、伏羲庙、景灵宫（黄帝出生地）、少昊陵、周公庙以及北辛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孔子之前的文化遗迹多处。七、八千年前，上古东夷部落正活跃在今济宁市的泗河流域。泗河流域是我国上古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东夷族群最富盛名的是风姓一族，其首领据传是伏羲、女娲氏。史料记载“伏羲女娲蛇身人首”。济宁地区嘉祥县武氏祠汉代画像石，西壁首图就是伏羲女娲造像：蛇身人首盘结而立。蛇为小龙，是中华龙图腾的最早形态。《史记·补三皇本纪》载“庖羲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是风姓族群龙图腾系列的原始写上溯至照。伏羲之后，在济宁地区活动过的人文始祖是炎帝和黄帝。

黄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文始祖 “炎黄大战”后，黄帝为巩固统一局面，先是安抚炎帝部族上层，提倡炎黄通婚；其次是对不服从的蚩尤部族采取大迁徙政策。黄帝时代的民族迁移政策对中国后世文化和各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纪念黄帝这位人文始祖，宋代在今曲阜城东曾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景灵宫。元代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对黄帝十分尊崇，下令重修景灵宫，准祀轩辕黄帝。碑文记曰：“宋既有国，推本世系，遂祖轩辕……”。当时景灵宫，广一千三百二十楹，有玉像供于中殿，行太庙之仪，朝太牢之礼。由此可见黄帝的深刻影响。

中华凤图腾的出现黄帝之后，治理东夷的是黄帝之子少昊帝。少昊在济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以“凤”为氏族的图腾。少昊上任之时，有一只凤鸟降临宫庭，为求吉祥，少昊帝开始以“凤”鸟为图腾。《左传》：少昊统领众鸟，便称为“帝挚”。帝挚即帝鸷，为众鸟之王。少昊嫡支为凤鸟氏，他支为玄鸟氏（这一支后来发展成强大的商族）、青鸟氏，总计各类鸟族二十四个分支。中国以“凤”为主干的图腾系列由此而生。此后，这只美丽的鸟与龙比翼长空，俯瞰华夏，几千年来萦系着中华民族的心。

夏、商、周三代及鲁国文化的繁盛济宁泗水县城之北现有“尧王墓”，是尧在这一地区活动过的重要实证。尧之后，舜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石器于寿丘”。“历山”、“雷泽”均在济宁泗水，现仍有“历山村”“雷泽村”。“寿丘”则在曲阜与泗水之间。禹的活动据《史记》载在江、河、淮、济之间，说明济宁也是禹的一个重要活动地。中华上古文化经尧舜禹传至商周，最终汇聚到东鲁。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之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就国之际，便将大批的典章文物带往鲁国，故有“周礼尽在鲁”之称。尤其是鉴于周公的勋劳，当其去世之后，周王室允准鲁国破格使用天子之礼乐，这为周礼在邹鲁之地的扎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才孕育产生了孔孟儒家文化。换言之，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趋缩小，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几乎荡然无存，而鲁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遂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和文物。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孔子目睹列国交争，愈加感到西周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物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从而发出了“吾从周”的赞叹。似乎可以说，正是孔子面对现实而生发的思周情怀，才使他有条件据鲁而创立儒家学派。

博大精深的孔孟儒家文化孔子生于济宁市曲阜，他集夏、商、周三代德治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儒学。孟轲生于济宁市邹城，他继承发扬并丰富了儒学，被后人推崇为“阳刚之儒”。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完整、最普及、感染力最强、凝聚力最大的思想体系。

今天，儒学以独具东方特色的内蕴，被世界各国学者重视、研究、开掘，孔子也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巨人之首。联合国总部大厅里就写着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十世纪末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突出，孔子的“大道归仁”、“仁者爱人”的深刻而富有亲情的学说，成为西方学者寻求博爱回归的重要依托。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集会巴黎，共同对孔子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殷切希望：“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使孔孟之乡济宁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显得更加不同凡响了。

济宁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作为孔孟之乡的济宁，其文化传统的主干无疑是儒学；但济宁文化同时又体现出多元性和兼容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姿，集中体现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其“厚德载物”的精髓。

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史传千年的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其历史原型人物实际是山东济宁人。济宁市峄山有一巨石，上书“梁祝读书洞”五个大字，落款时间是明万历十七年。这是游人窥视济宁“梁祝文化”的切入点。梁祝故事在济宁久有传说，为人所确信。1995年济宁城区东南微山湖北端老泗河边，梁祝合墓碑出土，确证了一个世传之谜：梁山伯、祝英台确是济宁人。据专家考证，梁祝原是春秋时期任国人。梁山伯居吴桥村，祝英台居九曲村，马郎住西庄。据出土碑记推断，梁山伯当生于公元前698年，祝英台当生于公元前696年。二人由乡举而去邾国峄山读书，在学习生活中萌发爱情。但由于礼法约束，英台父母将女儿许婚马郎。山伯在绝望中忧思致死，英台又以死殉情。英台丧葬之际，“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梁祝与孔子所处时代仅差一百多年，后者在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殚思竭虑忧心忡忡，而前者却在纯净的情感中寻求爱的自由和永恒。一个用全部生命呼唤礼教，另一对却为挣脱礼教的束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具有文化内涵色彩的是，作为梁祝故里的家族后裔，一直被封建礼教笼罩着，始终将二人的品节视为讳谈。他们无力封缄舆论，只以沉默抗守。这是两种具有强烈反差的文化质地，并行于不同的两个阶层之中，折射出济宁地区强烈的文化多面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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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连城的汉碑汉画石文化济宁是我国汉碑、汉画像石等汉代文物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中国目前保存下来的汉碑有五十余块，而济宁一地就藏有二十四块，所以人称“天下汉碑济宁半”，其中西汉石碑最珍贵，济宁独占五块，这是全国可谓最富有的“囤积”。曲阜《北陛石刻石》，刻于西汉景帝乾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资料；《五凤二年刻石》是西汉时期隶书定型的例证，为西汉石刻代表作。《鲁峻碑》、《范氏碑》是东汉文学家蔡邕手书，字体如虎踞龙跃，遒劲典雅，被书法家珍重。《景君碑》、《郑固碑》、《武荣碑》等是我国著名的东汉石碑。嘉祥县武氏祠汉画像石刻于东汉末年，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久远，更在于其内容的丰富和艺术高超。如它把伏羲、女娲以及黄帝、祝融、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先祖人物排列在一起，就是了不起的贡献。在世界美术史上，一个武氏祠可以称得上一座古代历史博物馆。

融和汉藏文化的文成公主据专家考证，济宁曾是文成公主生活过的地方。公元622年，李渊的堂侄李道宗受封为任城王（济宁在唐时称任城）并在济宁（任城）居住20多年，死后葬于济宁（任城）城南。文成公主早年曾随李道宗在济宁（任城）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致使孔孟之乡济宁与雪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成公主进藏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婚姻佳话，开创了汉藏团结友好、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当年吐蕃是西藏地区的强大部落，早就仰慕大唐文明，愿通过与唐室联姻来加强双方的团结与交流。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吐蕃遣使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春，文成公主在李道宗的护送下取道青海前往西藏。松赞干布亲率大军到扎陵海迎接，并向道宗行了子婿大礼。《资治通鉴·唐记十二》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对藏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和睦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济宁大地因养育过文成公主，至今对西藏高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忠义刚烈的水浒文化济宁为“刚柔相济”之地。文人不弱，而武人亦强。距济宁不足百里、依傍与中华母亲河——黄河的水泊梁山，代表的是济宁另一层面的文化，这就是水浒文化。《水浒传》出版，使梁山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而以忠义英雄的品格享誉全世界。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相继出现《水浒》研究社团馆会，与此相应的“水浒文化”已然确立，它的载体除了那本《水浒传》之外，就是济宁的梁山。这是中国唯一以农民起义为标志的纪念地。

济宁俗称“东文西武”，“西武”就是指梁山。这并不仅仅因为梁山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还因为这里至今仍保留着习武强身、以武会友的传统。作为中华武术四大发祥地之一，梁山向来与武当、少林、峨眉齐名。民间武术风行，至今梁山县民间武术场、点有190多处，具有一定规模的武术馆校20余所，他们为国家输送了不少武术冠军和武打演员，梁山遂成为培养中华武术人才的重要基地。

融南汇北的大运河文化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济宁以水兴市，从此进入南北文化汇聚济宁的鼎盛时期，使济宁文化具有了融南汇北的特色。清雍正二年济宁升直隶州，在济宁设“河督军门署”，掌管黄河、运河、永定河事宜，官秩二品。于是朝廷命官纷至沓来，南商北贾来往不断，济宁遂成“水陆要冲，舟车云集”之地。因运河之故，济宁成为回民的集居地，产生了回汉文化结合的清真东大寺；因运河之故，江南文化在济宁驻足，济宁城市建筑明显带有江南特色，被称为“江北小苏州”；因运河之故，塞外大漠的皮毛业等在济宁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运河之故，佛教在济宁扎根，佛教文化兴盛一时，著名的有宝相寺、崇觉寺；因运河之故，道教来济宁传教，形成儒、释、道并存的局面。济宁文化的包容与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体现回汉文化结合的清真东大寺济宁是回民集居地，古有清真寺九座。现仅存东大寺一座。清真东大寺位于济宁市中区古运河西岸，它既完全保存了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原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文化建筑的精华，是回汉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代表作。济宁回民众多，长期以来，伊斯兰文化对当地汉文化有相当深的浸润。回汉相习相容，济宁成了民族和睦团结相处的典范城市。

华采无边的才子文化济宁不仅出了孔子孟子，出了梁祝，而且有四位文史巨匠在济宁生活、活动，这就是左丘明、李白、杜甫和孔尚任。这使济宁的文化更加显得光彩照人。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杰出史学家，《春秋左氏传》是其一生的杰作。《左传》开我国编年史书体例的先河，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白曾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三十六岁时，偕同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绕道太原“寓家东鲁”，一住就是二十年，济宁成了李白的第二故乡。李白在东鲁饮酒赋诗，会朋聚友，不少名篇出自此时，如《行路难》、《梁甫吟》等。杜甫之父杜闲曾在兖州做官，他因投奔父亲曾两次来到济宁。天宝五年，李白、杜甫在济宁相会，二人泛舟泗河又策马曲阜同访隐居的范十，醉酒吟诗十余天后又相约同游兖州。这是李杜友谊的高潮期。李白、杜甫在济宁的活动为济宁文化平凭添了几分风骚气象。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祖居曲阜城南小湖上村，他一生最杰出的成就是写出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桃花扇》。《桃花扇》上演后，立即轰动京师。《桃花扇》是中国戏剧史上划时代的巨作，史称“南洪（《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北孔”。

流艺无声的匠圣文化济宁是中国匠圣鲁班的家乡。鲁班，曲阜人，姓公输，名般，民间俗称“鲁班”。他大约生于鲁昭公时代，卒于鲁悼公时代。西周鲁国是个文化先进的地方，不仅养育了文圣孔子，而且也养育了匠圣鲁班。鲁班是个发明家，他的发明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鲁班的杰出贡献，历代工匠均推崇鲁班为祖师，许多事迹祖孙相传而成神话。后人为纪念鲁班，在他的家乡——曲阜犁铧店立了一座工艺精湛的“鲁班坊”。几千年来，鲁班以一个平民匠圣的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铁道游击队在孔孟之乡济宁，不仅优秀传统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而且也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文化，突出代表是广为流传的铁道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素有忠义爱国传统的济宁地区人民，依托微山湖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济宁人民对爱国志士一直非常推崇。目前在微山湖东岸仍存有纪念民族女英雄花木兰的“木兰祠”；在微山岛商代贤人“微子墓”旁有“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在微山湖之西的济宁市金乡县，有英雄王杰纪念碑，英雄王杰是济宁金乡人；在微山湖之北的济宁市汶上县，是现代好军嫂韩素云的家乡；在微山湖之东的泗水县以及与泗水县相连的沂蒙山区，是著名的沂蒙山革命老区。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的有机统一，使孔孟之乡济宁具有了更加迷人的文化魅力。

挖掘和研究济宁文化底蕴的现实意义

为“以德治国”提供宝贵的精神遗产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并阐述了在治理国家中必须坚持“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意义。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吸收并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有利于使社会主义道德具有民族的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内涵，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合力”发挥精神感召力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漫长岁月，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这与民族文化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其实，纵观历史，一部民族团结、统一史也是文化认同史：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这些分裂朝代走向统一的过程就是国内同一种族、语言的民族对同一文化（汉文化）的认同过程；元朝、清朝的统一则是国内不同民族对同一文化的认同。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文化的民族很容易被同化掉，相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民族的凝聚力就会日渐增强。中华民族自古繁衍生息在共同的区域，有着共同的奋斗经历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中华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出现了文化台湾化的叫嚣，强调所谓的“文化本土化”，否认华夏文化的纽带作用。无独有偶，在海外，也有少数人妄图割裂华夏文化的整体性，扭曲甚至诬蔑华夏文化的内涵。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8年批准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作为一项承载着宣传与弘扬中华文化的“纽带”性质和作用的全国性的学术文化工程，其发起后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随着“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一系列活动的陆续开展，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将逐一展现。可以预料，在21世纪的头十年，海内外华人中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中华文化热。无疑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统一的巨大力量。

积极推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专门在济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体认为孔孟之乡济宁基本具备了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的条件，在强化补充后就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是认识为济宁市具有文化的源头性，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补充建设能够体现源头作用的主要文化标志物。济宁作为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已有孔府、孔庙、孔林和孟府、孟庙、孟林以及伏羲陵、少昊陵、黄帝诞生地景灵宫、周公庙、孟母林、纲鉴碑、武氏祠等一批成规模、重量级的文化景观，目前需要补充建设的是能集中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又可供瞻仰的主要文化标志物。二是具有中华文化的神圣性，优秀传统文化氛围日趋浓厚。儒家文化至今为止在海内外尤其在华人中仍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不少旅游者到济宁来都有一种朝圣心理。改革开放以来，“左”的不良影响得到了根本性的消除，儒家文化中优秀的精髓东西正在得到很好的弘扬，在济宁周围正在形成浓厚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的良好的文化氛围。三是具有文化的综合性，稍加梳理整合就能系统配套，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专家认为，在济宁“文”文化和“武”文化是统一展示的：孔孟故里和水泊梁山并存于济宁地区，诗书礼乐和习武健身的传统并行不悖；“抽象”文化和“形象”文化是统一展示的：济宁既是孔孟诞生地和主要活动地，也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重要活动地，并保存着“太白楼”等重要的历史性建筑文物；“思辩”文化和“技能”文化是统一展示的：济宁既出了“文圣”孔孟，也出了“匠圣”鲁班；“上层”文化和“世俗”文化是统一展示的：这里既有儒家文化这一被士大夫阶层称道并接受的文化，也是梁祝故事原型人物的所在地，梁祝故事最早起源于这里。同时，济宁展现的中华文化还有许多独特性如被誉为“汉代百科全书”的汉代石画、石碑，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少昊陵，以及体现回汉两大民族团结和睦的清真寺等。这些至为宝贵的文化胜迹，只要引起足够重视并在总体上加以系统整合，就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系统综合地加以宣传展示，并能更有效地使观光者从中充分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新世纪，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点开掘、整理、弘扬济宁地区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家文化资源，大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在世界范围内突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已成为我们所有华夏儿女共同关心的课题，我们愿与海内外同胞一起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奋斗不息。

贾万志：原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书记，现山东省副省长；李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总干事、“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长自《济宁通讯》（2001·5）

二、原市领导贾万志书记对济宁梁祝研究的两次批示

（一）对1995年市政协关于“梁祝”考察报告的批示：

“此考察，我认为很有价值，考证也较翔实。我云可由市政协有关领导主持召开次小型的论证研修会，在此基础上对外搞些宣传。” 贾万志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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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2003年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文物局报告示的批示

“加强对梁祝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前期做了许多有益工作，还要加强宣传、加大力度积极申报历史文化遗产。”万志22/1

在贾万志批示左下方，还有赵树国的批示（因复印件太靠边，有些字看不到，只能用“—–”来表示）：—-部长：此事要按照贾书记的指示认真研究一次，可请有关—–志就申报“文化遗产”这条主线—-些相关准备工作。适当时机——们开一次座谈会。赵树国9/2

三、解读济宁《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的前奏曲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济宁市八届三次全委会上的提案

类号：（1995年2月，八届三次）第153号

案由：关于考证梁祝合葬墓志的建议

提案人：肖守均上官好岭卞雄杰

提案内容：我市辖区文化遗迹很多，是我市文明古老历史悠久的见证，也是开发旅游、繁荣经济的优越环境。但目前仍有一些文化古迹尚未发现和证实，“梁祝”合葬墓志就是其中之一。为开发我地旅游、繁荣区域经济、解决我国文史界一大历史悬案，建议我市主管部门责成文管处组织人员对梁祝合葬墓及有关文物资料加以考察、鉴定，并组织文章论证，为梁祝身世正名。我们根据诸多史实及有关佐证，判断梁祝故乡在我市辖区之内，谨提出如下理由：

1、从马坡村南“梁山伯与祝英台合葬之墓”立碑年代“武德年间”（唐初）推断，比我国最早记载梁祝故事的文献唐初梁载言《十道志》早三百年。

2、据《联合报》（1994年9月14日）所载纪根垠的文章《梁祝墓在嘉祥》（实为祝英台墓），与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所载，互为佐证，确定了祝英台的家乡在九曲村。

3、济宁任城区接庄乡垞河村有祝氏后裔，乃九曲村祝氏家族避水迁居而来，对其先祖祝英台共认不讳。

4、峄山“书门”为秦李斯题写，在峄山设书院课读由来已久，山前有梁祝读书洞。

5、峄山离两城、九曲（今九店）仅60—70华里，从九曲两城赴峄山读书，途中相遇要同行40—50华里，据此，梁祝故乡地理位置客观。

6、峄山建有梁祝祠，1958年被拆毁，读书洞中至今留存梁祝石像和清代文人题诗。

7、我国文学界对杭州梁祝考查结果，并未查出具体乡址；所传济宁市区梁祝却有丰厚生活内容和具体乡址。据此，推断北方为源，南方为流，由北向南流传的结果，经艺术加工变为神话。

8、周总理称“梁祝故事”为我国古代四大爱情悲剧之一，其发生在孔孟之乡是必然的，是封建礼教的苦果，而不大可能发生在南方。（提案日期:1995年2月）

（附）提案复印件：

笔者对提案的说明：该提案是根据上官好岭同志的提议并由他本人亲自执笔写成；从上述提案内容可看出上官好岭同志已对济宁梁祝做了初步考察，并依据他所发现的“武德碑”等，判断梁祝故乡在我市辖区之内，提出八条依据。特别是第八条“周总理称‘梁祝故事’为我国四大爱情悲剧之一，其发生在孔孟之乡是必然的，是封建礼教的苦果，而不大可能发生在南方”；这当是最早提出梁祝故事“发生在孔孟之乡”的；上官好岭当是最早进行梁祝研究的发起人和带头人；肖守均、卞雄杰在当时只是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该提案被市政协立为153号，转济宁市文物局办。市文物局高度重视并于1995年4月4日，由袁久泗副局长带队组织有关人员（并邀提案人上官好岭、卞雄杰参与）对微山县马坡乡的“梁祝墓”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发掘出“梁祝墓记”碑一个，并将碑文做了拓片，由此拉开济宁对梁祝考察和研究的序幕。此后，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张自义同志亲自作了部署，开始了我们的访查和资料的搜集活动。在此基础上，张自义同志亲自组团，率领两位政协委员，到梁祝传说集中地江苏的宜兴和浙江的上虞、鄞县考察，此后，则以“市政协学习文卫委员会”的名义，汇报给市领导。

（二）市政协学习文卫委员会《关于梁祝原型考察及

考察报告》——汇报、请示报告原文

贾万志领导：

为整理、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服务，我市两名政协委员，用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对梁山伯、祝英台原型进行了较详尽的考察，现把整理的材料和建议呈上，请批评指正。

济宁市政协学习文卫委员会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

关于梁祝原型的考察及建议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借用历史名人、名作和一些文化现象，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以此为题材创作的戏曲、电影、电视和音乐作品，不仅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而且在朝鲜、日本、东南亚、欧美一些国家也享有盛誉，被欧美称之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新改编的梁祝作品和小提琴协奏曲，在美国和加拿大演出，甚而超出了对“罗朱戏曲”的评价。

关于“梁祝”，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称为“我国四大爱情悲剧之一”。关于梁、祝的真人原型，在我市民间多有传说，史书亦有记载。1958年郭沫若曾派员来嘉祥考察，因地点有误，未果而回。欧美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感叹：“茶花女”有真人原型，而梁祝没有真人原型。国内也有人提起梁祝探源之事，上海、江苏、浙江文化界曾多次召开梁祝研讨会，探讨这方面的有关问题。为了对历史传统的梁祝文化现象作进一步研究，更重要的是以此文化现象为条件，进一步提高济宁的知名度，发展旅游事业、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很有必要进行一番考察，对有关数据进行整理。

基于上述目的，上官好岭、卞雄杰二位市政协委员，在市委、市府的有关领导和市政协领导的支持下从1994年底至1995年9月，历时十个月，先后在微山马坡、峄山、曲阜、任城、江苏省宜兴、浙江上虞、鄞县等地，进行了墓志发掘、遗址考察、查阅史料、走访民间等工作，找100余人次进行座谈，查阅资料800多页，通过综合分析，对梁祝的真人原型问题基本有些眉目，现将调查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关于梁祝原型在我市的流传及考察情况

梁祝墓的考证：据邹县旧志“朱志”载：梁山伯祝英台墓位于（邹）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墓志与现存墓葬方位完全相符。梁祝墓于1976年平整河岸（已废旧河故道）时，连同诸坟被平掉，墓志被深埋地下。今年四月五日，与市文管部门一起对马坡合葬墓志作了发掘。梁祝墓原高1·5米，周长25米，碑高1·84米，为明代正德十一年重修梁祝祠和坟墓时所立。据当地几位老人说，“此处就是梁家林”。原为寺院，占地十八亩。林西原有吴桥，跨白马河上，桥于明隆庆年间被大水淹没。林东有从马坡直通凫山的大路，古名山伯路。明代之前，梁林内坟墓叠积，松树浓密，华表兀立，祭器俱全，梁祝祠于中矗立。后因梁代家族迁徙，坟和祠堂因年久失修，遂至荒废。明正德十一年，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路经此处，深为梁祝二人高节忠义所动，认为“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冰霜，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遂奏明圣上，重建梁祝祠，旌表二人“义节”。

墓志载明了梁祝身世：济宁九曲村祝员外，其家巨富，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见父为膝前无子叹息，便女扮男装出外攻读。时至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住，不约而会，家住邹城西边叫梁山伯的书生，同往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不解衣，可谓笃信好学者。后来英台还家，山伯应英台之请，如约拜会，英台女装出见，山伯始明真情，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祝父将英台，许婚西庄富室马郎。迎亲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不肯更适他姓，以异初心，遂作舍生取义，悲伤而死，马郎旋车而归。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

墓志有四点与全国各地史料不同：1、记事无神话色彩和艺术加工；2、碑文记载合葬始末及归葬梁家林，符合孔礼及当地葬俗。在孔孟之乡，葬礼严肃，合葬墓绝非好事者所为；3、马氏娶亲用车而非用轿，有别于他处，尤其起初的记载是娶亲非抢亲；4、记载的三方、乡址距离靠近，均有遗迹可考。

梁祝祠的考察：本市有梁祝祠两处，位于合葬墓地和峄山。马坡“梁祝祠”与合葬墓同在一处，建筑年代很久。至明正德十一年，祠堂坍塌，林墓荒芜。据马坡盛保东等六位老人说：“天旱郑家打井时，在2米以下挖到了旧墙基和古砖”。明代崔公走马过境，“顾兹废圮（冢）时，遗迹尚存，乃重建梁祝祠”。墓志记载：“载度载谋，四界竖以石，周围缭以垣，阜其冢，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役”。

峄山“梁祝祠”又名万寿宫，为士人读书爱慕之处。万寿宫是一所神圣殿堂。元代人崇尚梁祝高节，将其与神祗同列，以汉白玉刻像。旧峄山志载，“石像为元代刻石，像下有序文”，附清代陈云琴题诗：“信是爱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行人至此偏酸眼，小像一对万寿宫。”即证“梁祝祠”就是“万寿宫”。

峄山读书处：入山门过子孙石半里许西折不远处，有梁祝读书洞，洞外石壁上方刻“读书洞”三字，为明人勒石。此洞原为古学宫，清人题：“青灯常照读，黄土尚留踪。”关于梁祝读书事，峄山志有记载，在峄山地方传说甚多。梁祝学习踪迹见于邹县志跋曰：“仰观风偃石孤桐观犹话前朝，大通岩空明中，孔颜石像依然，迷陀庵剥落荒芜，帝子羊车何在，源头活水、心契妙光亭上，逍遥书残梁祝，登门板而瞰船踪”。我们考察峄山读书处，经测算，距离梁祝故乡仅五十余华里。此处原为古邾国都城，是鲁西邹地文化教育中心，与曲阜并称邾鲁文化之乡。这里学宫处处，仅峄山之阳，即有春秋书院、子思书院、孤桐书院、峄阳书院四处，可见，梁祝在峄山读书是可能的。

梁祝故居与其家族后裔：经过村庄访查，初步查清了梁祝后裔的去向。根据墓志“祝英台家居济宁城南九曲村”，查得：九曲村位于泗河南岸，济微公路西侧，因泗河从兖州至此九处弯曲得名，今已改称东九、西九。祝氏家族因避水灾，早已迁居接庄东南垞合村。村中族人对英台为先祖共认不讳，严禁在村中演唱梁祝戏曲。梁氏家族从马坡附近村落迁徙后，分布在南阳、两城和鱼台的梁岗村等广大地区。还有西庄村马郎的家，也在历史沧桑之中，从西庄迁出定居于今日马坡。马氏家庭在马坡人丁兴旺，他们禁演梁祝戏曲。考察中，我们发现原型人物村庄惊人的靠近，马坡距九曲村十华里，九曲距西庄四华里，西庄距马坡六华里。从九曲赴峄山（五十华里），过西庄、马坡、吴桥，是一条古道，白腊、柳树遍地，故有二人柳荫会，共赴峄山受学之事。

从以上的墓志、梁祝祠和史料记载分析，祝英台、梁山伯原型在济宁是可信的，由于梁祝只是普通书生、年轻、无官位，不见经传，确切的生活年代不好断定，从史料记载中，也只能推断英台为士族家庭，梁祝之事可能发生在西晋年间。

另外要说明的，嘉祥梁祝墓的记载并无其事。据《中国戏曲史》山东卷收入纪根垠文章“梁祝墓在嘉祥”的记载，经过实地考察和史料分析，只有马坡的梁祝墓，嘉祥考无其事。嘉祥一说大概是清乾隆60年，山东学使阮元编修《山左金石志》时，他的幕宾著名戏曲理论家焦循，将马坡墓志误为嘉祥墓志记录在《剧说》卷二里面。经查对墓志的内容与马坡梁祝墓志内容完全一致，后者即为前者，又经济宁市文物局向嘉祥文管会查询，确证了这一事实，嘉祥实无此墓志，所以1958 年郭沫若派员对嘉祥考察无有结果，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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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祝原型在外地的传说及原因的考察

关于梁祝原型在外地的传说主要三个地方，一是江苏省的宜兴市，二是浙江的上虞县，三是浙江的鄞县。此事既然出于济宁，缘何又在南方一些省市流传呢？通过史料可以分析出一些原因。

宜兴西南约40里有一国山，在闻名中外的善卷洞外有“梁祝读书处”、“祝英台琴剑冢”、“祝英台故里祝陵村”等遗存。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冯梦龙小说《喻世明言》中《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记载的梁祝故事。冯梦龙生于明代1575年，比我市马坡墓志晚60年，到冯写书时至少晚80年。由此推想冯梦龙写书前看过马坡的梁祝墓志或听人谈过其事，便以此为题材创作故事，所以书中有些话“日则同食，夜则同卧，如此三年衣不解带”和“墓志”几乎相同，只是在小说结尾增添了梁祝化为蝴蝶的神话色彩。冯梦龙是江苏吴县人，离苏州宜兴很近，在写书时把英台说成宜兴人，把山伯说成苏州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由于此书影响，后人便认为祝英台是宜兴人，宜兴县志也作此记载，于是便流传下来。对此事，远在清代吴骞所著《桃溪客语》里就怀疑宜兴无英台此人，“骞尝疑祝英台当尔时一重臣，死而葬宅旁……故称之曰：‘陵’”便有“祝陵村”。按封建礼制规定，一青年女子墓是绝不能称为“陵”的。

上虞、鄞县二地流传的原因。在《光绪年宜兴荆溪县新志》和《康熙年鄞县志》都记载祝英台为“上虞富家女”，当地民间亦有流传。为何南北相距千里同传一事呢？经和上虞梁祝协会副会长阮先生座谈，可能和“文化南移”有关。在西晋末年北方发生战乱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祝英台家为“巨富”，也可能在那时举家逃到上虞一带地方，在那端安家落户，故有英台为上虞人氏之说，并因此有了一系列传说，有了鄞县的英台“义妇冢”一类的故事，可见在上虞、鄞县流传“粱祝故事”是事出有因，只能说“可能”是这个缘由吧。

几点设想和建议

在宜兴、鄞县等地，利用梁祝故事和传说，有的建成游览点，有的建了梁祝蜡像馆，还有的正筹建“梁祝公园”，以此开发旅游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已见成效。我们济宁是孔孟之乡，文物众多，梁祝之事似分量较轻，无列入议程，因而没有人研究，更没有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需要进一步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需要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凡能为经济服务的资源都要开发。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的设想和建议：

建议文化、文物部门和有关热心这项工作的同志，进一步对“梁祝”进行考察和研究，撰写文章，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此事，为发展我市旅游业作好舆论准备。

随着经济的发展，待财政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发马坡梁祝祠及梁祝墓，可与任城的小北湖、微山两城伏羲庙为一条旅游线，增加我市人文景观。

到条件成熟时，可在峄山开发“万寿宫梁祝祠”和“梁祝读书洞”，以增加旅游项目，为历史名山增辉。

在马坡梁祝墓前建复制碑，将现存的原碑运博物馆珍藏。

以上建议不一定妥当，仅供有关领导参考。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

四、济宁“古籍方志”所载，是论证“中国梁祝历史原型”的依据

(一)济宁方志①，《明·刻石方志》山东济宁市微山县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载梁祝篆额碑全文：

梁山伯祝英台墓记

丁酉进士前知都□县事古邾赵廷麟撰

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杨环书

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篆额

外纪二氏出处弗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乡人呼为员外。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其贵，而贵里胥之繁科，其富如何！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聪慧殊常。闻父咨叹不已，卒然变笄易服，冒为弟子。出试家人不认识，出试乡邻不认识。上白于亲，毕竟读书丕振门风，以谢亲忧。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大）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旷定省，言告归宁。倏经半载，山伯亦如英台之请，往拜其门。英台肃整女仪出见，有类木兰将军者。山伯别来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西庄富室马郎亲迎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与其忘初、而爱生（二字迹不清楚），孰若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少间，愁烟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马郎旋车空归。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越兹岁久，松楸华表为之寂然。俾一时之节义，为万世所湮没，仁人君子所不堪，矧惟我□朝

□祖宗以来，端本源以正人义，崇节义以励天下。又得家相之佐理，斯世斯民何其幸欤？

时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

总督粮储，新泰崔公讳文奎，道经顾兹废冢，其心拳拳，施于不报之地，乃托阴阳训术鲍恭干，昔有功于张秋升以奉禄，近有功于阙里，书以奏明，授命兹托岂无用心哉！载度载谋，四界竖以石，周围缭以垣，阜其冢，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役。昔之不治者，今皆治之，昔之无有者，今皆有之。始于上年乙亥冬，终于今岁丙子春。恭干将复公命，请廷麟具其事迹本末，岁月先后，文诸石。不得已而言曰：土地降哀不啬于人，惟人昏淫丧厥贞耳。独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与之倩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噫！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之下。伊谁力欤？忠臣力也，忠臣谁欤？崔公谓也。不然，太史尝以忠臣烈女同传。并皆记之。

卷里社□□林户符孜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丙子秋八月吉旦立（石匠梁圭）

(1995年4月4日考正：碑高1.8米，碑宽0.84米，碑厚0.24米；碑文共26行，满行43字，全文总计841字，正文758字)。

（二）对《梁祝墓记》的初始释文：

《外纪》这部分书介绍梁、祝两姓的出处由来不详细。近来询访过去老年人的传说。在从前济宁九曲村有位姓祝的人，他家很是富有，乡里人称他为员外。他见到世上有儿子上学念书的，往往提高了社会地位，使门第增加光彩。只有我没有儿子，没有人敬重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有差役科敛赋税时要得格外多，富又能怎么样呢！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英台，聪明颖悟与一般的人不同。听见父亲不住地叹气，便突然变头发的样式和改换了衣服，冒充为儿子。出试试家人，不认识；试试乡里邻居，也不认识。向上禀明了父母以后，竟去上学读书以振兴家门，以减少父母官的忧虑。当下正在春天将尽的时候，景色鲜艳明媚。跟从的人背着书箱，过了吴桥几十里路，在柳树萌下暂时歇息。碰巧遇见了邹县西居人梁太公的儿子梁山伯。至相问答后觉得性情很投合，便一同到峄山先生那里去学习。白天在一个窗下求学，夜里在一块睡眠。三年没有解开过衣服，可称得上是诚信好学的人。有一天，英台想到好久没有问候父母了，便告假回家探望。转眼过了半年，山伯也应英台的邀约，到她家中拜访。英台很快地整理女子的装束仪容出来相见，好像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将军一样。山伯别后不到一年，因病死在家里，埋葬在吴桥以东。西庄的富户马家的郎君到了来取亲的日子。英台苦苦地思念梁山伯是个人品好的人。我曾经内心中愿意嫁给他。但是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人说合，使我们作成好事，成为一家人。要是再嫁给别姓人家，就是变心了。与其变了心想活着，倒不如舍弃生命成全道义。于是便悲伤过度地死了。稍微静下来以后，但见满屋都是愁烟，飞鸟也哀声叫着，听到的人都很惊讶。马家的郎君回转空车回去了。乡里的人们说她保持了很好的节守，把她合葬梁山伯的坟墓里，以顺遂她生前的愿望。这与天理和人情都是正当。

过了很多年，林中的树木和墓前的华表都沉寂了。使那一时的坚贞的操守和正当的行为成为永远被埋没的事情。这使有仁德的好人受不了。何况我们这个朝代，从上代起到现在，都注重道德教化以端正人心，敬重有节义的人，来勉励天下的人。又得到当朝的前相以这种精神来辅佐天子。这个时代的这些老百姓，是多么幸福呀！在这个时候，南京工部右侍郎，曾担任过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现奉旨总督粮储事务的新泰人崔公名讳叫做奎的路过此处。看到这里败坏废弃了，心里总是放不下，作出不求报赏的施舍。于把此事托付给阴阳训术鲍恭干。鲍恭干这个人从前在张秋水利工程上立过功绩，升了官职和俸禄，近来又在曲阜孔庙的事情上立了功绩，上报了升赏名单，任命了现在官职。这个托付难道是没有充分考虑的吗？于是他侧重谋划，四边立了界石，周围绕上一圈围墙，把坟子筑高。有祠堂安置神灵，有门可供出入，有差役以供守护。从前没有办理的事情，现在都办理了，从前没有的，现在都有了。从正德十年已亥冬天开始，到今年丙子岁的春天完成。鲍恭干准备向崔公交差，请我（赵廷麟）把事从头到尾以及时间的先后，写篇文章刻在碑石上。我不能不答应，只得说以下的话：上天把福和善降赐给下界的民人，对人是不吝啬的，只是因为人们昏暗不明，做事过份，才丧失了他们好品行罢了。只有祝英台得天地间的正气，聚集了一切的好品质量。把真藏在心底，住在一起不改变节操。活着知道义，死则向上天呼吁。她的心像太阳星辰一样光明，她的操守像秋天的严霜那样洁净。推广这种精神可以做忠臣、可以做孝子、可以激励世俗。有关道德教化的本源，是不能够让它泯灭的。咳！节义垂范在一千年以上，换回节义的倾颓在千年以下，这是谁的力量呢？这是忠臣的力量啊！忠臣是谁呢？就是说的崔公啊！这是明显的和伟大的。在史学家们写的正史上，曾经把忠臣和烈女一同立传让他们流传，因此在这篇文章里也一并记述。（上述释文源自2003年10月18日山东省集邮公司、济宁市邮政局发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特种邮票集册）

（三）济宁《方志》载：“梁祝”遗迹

《邹县旧志汇编》载“梁祝”遗迹（邹城市政协办公室高善东主任提供，1995年5月17日，上官好岭、卞雄杰、贾翠英于邹城市招待所，摘抄）：1、《邹县旧志汇编·跋》曰：“仰观风偃石、孤桐观犹话前朝，大通岩空明中正，孔颜像石依然，迷陀庵肃荒芜，帝子羊车何在?源头活水，心契妙光，亭上逍遥，书残梁祝”。

峄山《朱志》（朱成运，康熙11年，公元1673年邹县令）梁祝洞在大通岩内。梁祝读书洞（石勒此五字），俗传梁山伯、祝英台在此读书

2、第八章，桥梁[娄志]第31页，吴桥——在邹县之西六十里，跨白马河，隆庆年间被水淹没。

3、第十二章，林墓[朱志]第50页，梁山伯祝英台墓在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

《峄山志》：为手抄本，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新修订（公元1864年）所载梁祝遗址和对《墓记》的解读：

①梁祝读书洞，在至圣祠右。相传梁山伯、祝英台读书于此。万历16年（1588年），知县王自谨于洞口大石南面,勒“梁祝读书洞”五字。考之邹志，并未详明。

②“惟云梁祝墓在邹城西60里，马坡村西南隅吴桥之侧。”

明正德丙子（年）知县杨环立石。阅其碑文，亦荒唐附会而无实据。峄山梁祝洞洵不可信也。王公刻此五字，不徒以讹传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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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记述中明显看出，“峄山志”的撰写者对史迹没认真阅读和考证，济宁《梁祝墓记》以真实“梁祝原型”人物，校正了《宁波志》所记“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闻有山伯墓，临冢哀恸，地裂而埋壁焉”的误传、误解；正是由于不解这一深层的内在含意，就武断地说“阅其碑文，亦荒唐附会而无实据”。就这样把发生在东土商奄之地——鲁国故地——今日之济宁的“梁祝之原生态”，移植到“梁居会稽，祝居上虞，南土人也”的“梁祝传说”。关于“梁祝之乡”的争论，历史久远，《峄山志》撰写者的这些记载，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济宁《梁祝墓记》的考究，更影响到对“梁祝原型”——判断“梁祝传说”的标准认定和真正起源地的认定。

③洞石之南面，刻“太空色像”四字。万历16年（公元1588年）6月心吾书（心吾即王自谨，洧川人，进士，文林郎，邹县令）

梁祝诗，详见东峰万寿宫梁祝像下

题梁祝洞词并序

闫东山，滕邑

峄山梁祝读书洞，见于文集者不一，继阅宁波志，梁祝系东晋人。梁居会稽。祝居上虞。曾改男装同学。及梁知之已许马氏。怅然若有所失。后三年，为鄞令。病且死。口属葬（于）清道山下。祝适马氏近此。梁冢忽裂。视即投死于中。丞相谢安请封义妇云云。又按舆记，宜兴善卷洞中，亦有祝英台读书处。究之若假若真。无须深辨。聊题一词以俟博识者。

学同学，坟共死，梁祝是千古，笑问山灵此事见真否，

至今裙履留装雌雄莫辨，若争羡俊男痴女，究无据。

何为清道山边，高封义忠墓，善卷洞中，亦有读书处。

要信化蝶香魂那分南北，便浙江，总教团聚。

④梁祝泉在梁祝读书洞右，泉侧石上刻“梁祝泉”三字。

游峄值梁祝读书洞

盈盈人未去，袅袅韵初终。翠石文犹缘，榴花色更红。

泉清思濯足，枼乡忆临风。坐欠摊沙卧，山莺唤竹丛。

峄山附会辨

邾文公所迁之国而纪王城之名，相传已久，至问其为何代之王为纪王姓氏。则茫不置一词殊可笑已。至于梁祝一事，按宁波府志，梁居会稽，祝居上虞，南土人也，而好事者确谓山阳有梁祝读书洞，且设像于万寿宫，使人狎戏之，侮谩之甚者，下里巴人之词，并以淫邪之行，无益名胜，实污山灵，抑何取尤可异者，我天子以天下纵之圣幼师项氏，长适周问官学琴……

笔者认为清代这位《峄山志》的撰写者，治学态度不够严谨，如，“纪王城”之说，实为唐太宗之子被封为纪王，都于邾国都城，故而称之为纪王城；仅仅根据宁波府志的记载，也不考究是否真实，就认定“梁祝”为“南土人也”、“梁祝宁波人也”；并用一些苛刻的语言，甚至认为“梁祝读书洞”、万寿宫梁祝像“无益名胜，实污山灵，……其议去之”。

⑤万寿宫梁祝像（七绝）

陈云琴

信是荣（爱）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

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

⑥万寿宫梁祝像（五律）

颜崇果

江陵烟水阔，此际白云封。

好事凭工手，无端会冶容。

青灯常照读，黄土尚留踪。

昔日想思恨，惟余对冷松。

“梁祝宁波人也，而设像于此无理之甚，且使□□谩之，狎侮之，下里巴人，又蔑以邪秽之行，未必此像阶之厉也，其议去之。”摘自同治三年上元甲子订新修《峄山志》（手抄本）卷之五绎阴基俊堂藏书。

滕邑龙印麓先生峄山纪略

峄阳齐越千先生峄山纪实（实记）石本

古邾峄山老人侯文龄萝九甫编次

男折桂步月、丛桂季山同校阅

（1995年6月1日，由上官好岭、卞雄杰、贾翠英三人摘抄于曲师大图书馆）

《峄山志》中关于陈云琴的几种说法

陈云琴国朝陈云琴邹人陈云琴森庵

此后，相继阅读了《峄山新志》（田振铎、刘玉平编、济宁新闻出版局1993年7月版）、《峄山风情轶事（张奎玉田振铎著山东出版总社济宁分社1990年8月版）、《峄山奇观》（冯广鉴张奎玉编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7年版）。

[NextPage]

（考察资料汇编）

是谁首先提出对梁祝进行考察的？又是谁组织考察的？收集了那些资料？

（一）是上官好岭等首先提出《考证梁祝合葬墓志的建议》从此拉开解读济宁《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的序幕，唱响济宁梁祝研究的前奏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济宁市八届三次全委会上的提案

类号：（1995年2月，八届三次）第153号

案由：关于考证梁祝合葬墓志的建议

提案人：肖守均上官好岭卞雄杰

1、从马坡村南“梁山伯与祝英台合葬之墓”立碑年代“武德年间”（唐初）推断，比我国最早记载梁祝故事的文献唐初梁载言《十道志》早三百年。

3、济宁任城区接庄乡垞河村有祝氏后裔，乃九曲村祝氏家族避水迁居而来，对其先祖祝英台共认不讳。

4、峄山“书门”为秦李斯题写，在峄山设书院课读由来已久，山前有梁祝读书洞。

5、峄山离两城、九曲（今九店）仅60—70华里，从九曲两城赴峄山读书，途中相遇要同行40—50华里，据此，梁祝故乡地理位置客观。

6、峄山建有梁祝祠，1958年被拆毁，读书洞中至今留存梁祝石像和清代文人题诗。

（附）提案复印件：

（二）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张自义同志支持和组织考察、考证：

㈠市政协学习文卫委员会《关于梁祝原型考察及考察报告》：

贾万志领导：

济宁市政协学习文卫委员会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

关于梁祝原型的考察及建议

关于梁祝原型在我市的流传及考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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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祝原型在外地的传说及原因的考察

几点设想和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待财政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发马坡梁祝祠及梁祝墓，可与任城的小北湖、微山两城伏羲庙为一条旅游线，增加我市人文景观。

到条件成熟时，可在峄山开发“万寿宫梁祝祠”和“梁祝读书洞”，以增加旅游项目，为历史名山增辉。

在马坡梁祝墓前建复制碑，将现存的原碑运博物馆珍藏。

以上建议不一定妥当，仅供有关领导参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

㈡贾万志对市政协学习文卫委员会《关于梁祝原型考察及考察报告》的批示：“此考察，我认为很有价值，考证也较翔实。我云可由市政协有关领导主持召开次小型的论证研修会，在此基础上对外搞些宣传。” 贾万志12/12

（三）济宁“古籍方志”所载，是论证“中国梁祝历史原型”的依据

㈠《明·刻石方志》山东济宁市微山县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载梁祝：

梁山伯祝英台墓记

丁酉进士前知都□县事古邾赵廷麟撰

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杨环书

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篆额

□祖宗以来，端本源以正人义，崇节义以励天下。又得家相之佐理，斯世斯民何其幸欤？

时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

卷里社□□林户符孜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丙子秋八月吉旦立（石匠梁圭）

(1995年4月4日考正：碑高1.8米，碑宽0.84米，碑厚0.24米；碑文共26行，满行43字，全文总计841字，正文758字)。

（二）对《梁祝墓记》的初始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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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多年，林中的树木和墓前的华表都沉寂了。使那一时的坚贞的操守和正当的行为成为永远被埋没的事情。这使有仁德的好人受不了。何况我们这个朝代，从上代起到现在，都注重道德教化以端正人心，敬重有节义的人，来勉励天下的人。又得到当朝的前相以这种精神来辅佐天子。这个时代的这些老百姓，是多么幸福呀！在这个时候，南京工部右侍郎，曾担任过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现奉旨总督粮储事务的新泰人崔公名讳叫做奎的路过此处。看到这里败坏废弃了，心里总是放不下，作出不求报赏的施舍。于把此事托付给阴阳训术鲍恭干。鲍恭干这个人从前在张秋水利工程上立过功绩，升了官职和俸禄，近来又在曲阜孔庙的事情上立了功绩，上报了升赏名单，任命了现在官职。这个托付难道是没有充分考虑的吗？于是他侧重谋划，四边立了界石，周围绕上一圈围墙，把坟子筑高。有祠堂安置神灵，有门可供出入，有差役以供守护。从前没有办理的事情，现在都办理了，从前没有的，现在都有了。从正德十年已亥冬天开始，到今年丙子岁的春天完成。鲍恭干准备向崔公交差，请我（赵廷麟）把事从头到尾以及时间的先后，写篇文章刻在碑石上。我不能不答应，只得说以下的话：上天把福和善降赐给下界的民人，对人是不吝啬的，只是因为人们昏暗不明，做事过份，才丧失了他们好品行罢了。只有祝英台得天地间的正气，聚集了一切的好品质量。把真藏在心底，住在一起不改变节操。活着知道义，死则向上天呼吁。她的心像太阳星辰一样光明，她的操守像秋天的严霜那样洁净。推广这种精神可以做忠臣、可以做孝子、可以激励世俗。有关道德教化的本源，是不能够让它泯灭的。咳！节义垂范在一千年以上，换回节义的倾颓在千年以下，这是谁的力量呢？这是忠臣的力量啊！忠臣是谁呢？就是说的崔公啊！这是明显的和伟大的。在史学家们写的正史上，曾经把忠臣和烈女一同立传让他们流传，因此在这篇文章里也一并记述。（上述“墓记碑”的“拓片”及“释文”均被收入2003年10月18日山东省集邮公司、济宁市邮政局发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特种邮票集册中）。

㈡济宁《方志》载：“梁祝”遗迹

①《邹县旧志汇编》载“梁祝”遗迹（邹城市政协办公室高善东主任提供，1995年5月17日，上官好岭、卞雄杰、贾翠英于邹城市招待所，摘抄）：1、《邹县旧志汇编·跋》曰：“仰观风偃石、孤桐观犹话前朝，大通岩空明中正，孔颜像石依然，迷陀庵肃荒芜，帝子羊车何在?源头活水，心契妙光，亭上逍遥，书残梁祝”。

②峄山《朱志》（朱成运，康熙11年，公元1673年邹县令）梁祝洞在大通岩内。梁祝读书洞（石勒此五字），俗传梁山伯、祝英台在此读书

2、第八章，桥梁[娄志]第31页，吴桥——在邹县之西六十里，跨白马河，隆庆年间被水淹没。

3、第十二章，林墓[朱志]第50页，梁山伯祝英台墓在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

③《峄山志》：为手抄本，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新修订（公元1864年）所载梁祝遗址和对《墓记》的解读：

1．梁祝读书洞，在至圣祠右。相传梁山伯、祝英台读书于此。万历16年（1588年），知县王自谨于洞口大石南面,勒“梁祝读书洞”五字。考之邹志，并未详明。

2．“惟云梁祝墓在邹城西60里，马坡村西南隅吴桥之侧。”

明正德丙子（年）知县杨环立石。阅其碑文，亦荒唐附会而无实据。峄山梁祝洞洵不可信也。王公刻此五字，不徒以讹传讹耶。

3．洞石之南面，刻“太空色像”四字。万历16年（公元1588年）6月心吾书（心吾即王自谨，洧川人，进士，文林郎，邹县令）

梁祝诗，详见东峰万寿宫梁祝像下

题梁祝洞词并序

闫东山，滕邑

学同学，坟共死，梁祝是千古，笑问山灵此事见真否，

至今裙履留装雌雄莫辨，若争羡俊男痴女，究无据。

何为清道山边，高封义忠墓，善卷洞中，亦有读书处。

要信化蝶香魂那分南北，便浙江，总教团聚。

4．梁祝泉在梁祝读书洞右，泉侧石上刻“梁祝泉”三字。

游峄值梁祝读书洞

盈盈人未去，袅袅韵初终。翠石文犹缘，榴花色更红。

泉清思濯足，枼乡忆临风。坐欠摊沙卧，山莺唤竹丛。

峄山附会辨

5．万寿宫梁祝像（七绝）

陈云琴

信是荣（爱）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

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

6．万寿宫梁祝像（五律）

颜崇果

江陵烟水阔，此际白云封。

好事凭工手，无端会冶容。

青灯常照读，黄土尚留踪。

昔日想思恨，惟余对冷松。

滕邑龙印麓先生峄山纪略

峄阳齐越千先生峄山纪实（实记）石本

古邾峄山老人侯文龄萝九甫编次

男折桂步月、丛桂季山同校阅

（1995年6月1日，由上官好岭、卞雄杰、贾翠英三人摘抄于曲师大图书馆）

《峄山志》中关于陈云琴的几种说法

陈云琴国朝陈云琴邹人陈云琴森庵

笔者说明：从上述事实，可以明确：①是谁首先提出对“墓记碑”（“墓志”）考下的？②又是谁支持和组织全面考察和考证的？③是谁组织挖掘的这方“墓记碑”？④时任领导又是如评价的？⑤如何认识“墓记碑”出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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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领导指示精神首先以张自义同志为首第一次明确提出两大命题

——《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济宁》与《梁祝故事源济宁》综合考证篇。

第一奠基之作篇：《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济宁》

——关于济宁祝英台“从葬梁山伯之墓”及其戏曲原型的考证

张自义胡昭穆上官好岭卞雄杰

（刊发于《济宁日报》1996年4月21日周日第三版）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以梁祝为题材创作的文学、戏曲、电影、电视和音乐作品，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而且传播朝鲜、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被欧美称之为“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新改编的梁祝作品和小提琴协奏曲，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演出，其评价甚而超出“罗朱”戏曲。

梁山伯祝英台，作为我国“四大爱情悲剧”之一的文化现象和创作题材，在我国戏曲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其题材之原型，在我市民间广为传说，且史载及当地传说的故事，很少带有神话色彩。五十年代，郭沫若曾派员来我市嘉祥考察，因地点有误，未果而回，由此，我地(济宁)梁祝合葬墓及峄山读书处等多处遗址和反映在当地地方戏曲的梁祝原型人物，均被忽视，从未列入国内外任何一次学术研讨。基于上述事实和历史的责任感，现对我市梁祝考察，作一探源分析。

一、“梁祝合葬墓”的考证

据邹县旧志(清康熙十一年修)记载：“梁山伯祝英台墓(在)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邹志汇编中(娄志)桥梁第八章记载了吴桥的方位：“在城西六十里，跨白马河上，明隆庆年间被水淹没。”白马河为泗水支流，从马坡穿村而过，由村南西折南流入微山湖。梁祝墓位于白马河北岸，吴桥以东，合于史载方位。1976年平整河道时，梁祝墓连同诸坟被平掉，墓被深埋地下。墓原高1.5米,周长25米；碑高1．81米，宽0.84米，为明代正德十一年重修梁祝祠和坟墓时所立。据马坡几位老人说：“墓地就是梁家林(祖坟)，原有寺院，占地十八亩，后因梁氏家族迁徙，坟和祠堂年久失修，遂至荒废。”

“梁祝合葬墓”葬于梁家祖林（坟），符合当地丧葬礼俗，且在丧葬礼仪严格的孔孟之乡，梁氏家族不会接受泊来者埋骨，由此墓原先碑确定梁祝身份，史实是可靠的，此事不仅为梁氏后裔所接受，亦为当地百姓所共认。明正德十一年，南京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路经此处，深为二人高节忠义所动，认为“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冰霜，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遂奏明圣上，重建梁祝祠和重修梁祝墓，旌表二人义节。

崔公身为御史，朝中重臣，当如实奏请，不敢欺君，并托阴阳训术(官名)鲍公干，嘱其用心办理此事，又委托古邾赵廷麟(知县)，查阅“外纪”，采访故老，记载了墓主，即真实生活中的梁祝。墓志记载的梁祝生平是：济宁城南九曲村的祝员外，其家巨富，见世上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庭，膝下一女名英台，闻其父为无子叹息，便女扮男妆出外攻读。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萌暂驻，不约而会，家住邹城西的梁山伯，同往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不解衣，可谓笃信好学者。后来，英台还家，山伯如约拜会，英台女妆出见，山伯始明真情，别后不到一年，山伯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祝父将英台许婚、西庄富室马郎，迎亲期至，英台苦思山伯不肯改换他姓，以违初心，遂作舍生取义之举，悲伤至死，马郎旋车而归。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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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梁祝祠与合葬墓，虽为官府所修，确实为梁族家庙和祖坟，其墓碑撰写当严守如实记录，不会附加任何具有浪漫色彩的传说，然而，由于祝英台女扮男装这一刻苦攻读的创举，以及与山伯共读时，同居不移所守的高尚品格，堪称奇闻，加之二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前者相思而死、后者以死殉情，终获家族和社会同情，实现了未婚合葬的宿愿。这一简单而又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一曲反抗封建婚姻的悲歌，后又有人编出死后化蝶双飞的浪漫主义故事，致使二人爱情故事流传全国各地。

墓碑有六点与各地记载不同：(一)记载富传奇色彩而无神话色彩和艺术加工；(二)柳荫会为二人去峄山读书，驻足休息，道遇初识，不存在婚恋内容；(三)合葬由“乡党士夫”（地官）及双方家庭议决，按旧礼“从葬山伯之墓”，无化蝶等附会之说；(四)作为反衬人物的马氏，原型并无抢亲霸婚之举，只因娶亲日，英台悲伤殉情，才旋车空返；（五)梁祝故事源远流长，马氏娶亲用车而非用轿，有别于他处用轿之说，属于年代古老的真实记录。轿子的使用，最早见于宋代，这是有据可查的；(六)梁、祝、马三氏居址靠近，他(她)们的故乡村落至今有地可考，且为族家后裔所接受，向我们显示出墓碑记载的真实性。

二、梁祝祠的考察

济宁市区有梁祝祠两处：一处在马坡梁家林，马坡梁祝祠与合葬墓同在一处，至明正德年间，祠堂坍塌，坟墓荒芜。据马坡盛保东等六位老人说，“有一年天旱,郑家打井时,在2米以下挖到了旧墙基和古砖”。地下出土的兽头脊瓦,超出一般庙宇用料规格。明代崔公走马过境，“顾兹废圮(碑载)，遗迹尚存”，崔御史看到了森森松柏，残存的望石，听讲梁祝忠义高节，遂起崇敬之心，乃重建梁祝祠，墓志是这样记载的：“经载度载谋，四界竖以石，周围缭以垣，阜其冢，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役”。经一年的筹划，重建后的梁祝祠不仅有了院墙，而且设专人看守。墓碑曰：“昔之不治者，今皆治之，昔之无有者，今皆有之”，供族家后裔及村中百姓四季奉祀。

一处在峄山万寿宫，峄山梁祝祠，位于峄山之阳，又名万寿宫。万寿宫是古邾国一所古殿堂，后为道家修炼场所。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世人崇尚梁祝，以汉白玉刻像，与神祀同列。据旧峄山志记载：“石像为元代刻石，像下有序文，附清代国朝陈云琴题诗‘信是爱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行人至此偏酸眼，小像一对万寿宫。”此诗确认了梁祝祠即万寿宫。万寿宫梁祝原为石像，至建国前，祠中像已是泥塑，祠堂毁于日军破坏，它与马坡墓碑合为梁祝峄山就读的史证。

三、峄山读书处

进峄山门，过子孙石半里许，西折，不远处，有梁祝读书洞。洞外石壁上方有“梁祝读书洞”字迹，为明人勒石。此洞原为古学宫(原有洞外建筑物)，清人题写 “青灯常照读，黄土尚留踪”。可在峄山多处找到二人活动遗迹(遗迹见于峄山志)。峄山地方传说甚多,《邹县志》跋曰：“仰观风偃石，孤桐观犹话前朝，大通岩空明中正，孔颜像石依然，迷陀庵肃荒芜，帝子羊车何在?源头活水，心契妙光，亭上逍遥，书残梁祝”。洞西首有梁祝泉，洞北不远处有泮池，供生活饮水之用。据我们考察读书处，从现在交通条件测算，距梁祝家乡还不到五十华里。峄山，原为古邾国都城，是邹城文化教育中心，与曲阜并称邾鲁文化之乡，这里学宫处处，仅峄山之阳，即有春秋书院、子思书院、孤桐书院、峄山书院四处，是我国历史上科举育才的一处重要地方。山东各类地方戏曲“梁祝下山”，均以“红罗峄山读文章”开篇，属家喻户晓的地方戏曲，梁祝在此读书是可信的。

四、梁祝故居及家族后裔

据碑文“祝英台家居济宁城南九曲村”，经村庄访查得知：九曲村位于泗河南岸，济微公路西侧，因泗河从兖州至此有九处弯曲得名，今已演变为东九、西九两个村庄。祝氏家庭因避水灾，后迁济宁任城区垞河村。村中族人遵英台先祖，讳与马氏通婚，严禁村中演唱梁祝戏；梁氏从马坡附近村庄迁出后，定于两城、南阳、梁岗三大区域。据梁姓人说，两城梁氏为其近支嫡传；西庄马郎，其后裔于明代从西庄迁出，即今日马坡之马氏。梁祝马三姓氏村居靠近，从九曲距西庄四华里，西庄至马坡六华里，吴桥距九曲村仅有十华里。从九曲赴峄山读书，过西庄、马坡、吴桥，入柳荫之乡(鲁西笸篮簸箕产地)，经古路口，住两下店(因梁祝住宿得名)，登峄山是历史上的一条古道，二人柳荫驻足相会，纯属自然。由地理位置所规定和影响的三者关系或爱情瓜葛的产生，均合情理。

五、梁祝故事流传的踪迹

梁祝事既然出于济宁，缘何又在全国流传呢？通过史料可以分析了解一些原因。

江苏宜兴梁祝宜兴西南约40里，有闻名中外的国山善卷洞，洞外有梁祝读书处“祝英台琴剑冢”，离洞不远还有“祝英台故里祝陵村”等。宜兴的故事情节，主要根据冯梦龙小说《喻世明言》中《李秀贞义结黄贞女》上的梁祝故事写的。冯梦龙生于1575年，比济宁明代重立的梁祝墓碑晚60年。至冯写书时，至少晚80年。由此推想冯梦龙写书前看过马坡的梁祝墓碑或听人谈过其事，便以此为题材创作故事，所以有些话“日则同食，夜则同卧，如此三年衣不解带”等与墓碑上的话几乎相同，只是在小说结尾增添了梁祝化蝶的神化色彩。冯梦龙是江苏吴县人，离宜兴苏州很近，所以，在写书时，把英台说成宜兴人，把梁山伯说成苏州人。由于此书影响，后人便认为祝英台宜兴人，宜兴县志也作此记载，故事便流传下来。对此，远在清代吴骞所著《桃溪客语》里，就怀疑宜兴无英台此人，“骞尝怀疑祝英台当尔时一重臣，死而葬宅旁……故曰，‘陵’”，便有祝陵村。按封建礼制规定，一青年未婚女子死后是绝对不准许埋入林地的，其墓也是绝不能称为陵的。

北方战乱与文化南移我国浙江上虞、宁波一带也盛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上海、江苏、浙江及文化界曾多次召开梁祝研讨会，据称“故事的历史原型，由于年代久远，已难查考”。(见吕洪年《梁祝故事集·序》，)。为何我国南方会有类似济宁梁祝故事流传呢？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向内地渗入。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太尉郗鉴(山东金乡人，书圣王羲之岳父，西晋三贤之一)统领五万人马防守峄山，“在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里，争战数以百次。胡人攻守不能得”，故邹地百姓逃往峄山避难。后，峄山失守，军队保护百姓南移，史载，“兵荒马乱，百姓走一半”。由于人口的南移，同时带去了北方的耕作技术和艺术文化。峄山防区的邹地百姓，途经宜兴、杭州，定居会稽一带。大书法家王羲之，即在此地为官曾做会稽内史。南去的北方百姓讲述梁祝故事，也是难免的。据明代徐树丕《识小录》载述：“梁祝事异矣，金楼子与会稽异闻皆载之。”据此，当时会稽一带即有梁祝传闻。

梁祝故事成型，变成神话，见于唐代张读所撰《宣室志》的记载。唐张读，深州深泽人，十九岁中进士，终于尚书左丞，其祖父张荐为《灵径集》的作者，其外祖父著有《玄径录》，张读喜见奇幻不经的志怪文字，受此影响撰写成《宣室志》。宣室是汉文帝召贾谊问鬼神的地方，用以名书，以志怪为主。张读的祝氏钻坟说，大概就是真实的梁祝故事，加以神化，附会在同名的人物身上，故张读笔下的梁山伯为会稽人。

六、嘉祥梁祝墓的辨伪

分布在全国的梁祝墓有九处，然而真正的原型梁祝墓葬只有一处，从“全国梁祝古迹一览表”（见《梁祝故事集》，今日中国出版社，周静书白石坚编）中，我们发现也有“山东嘉祥县梁祝墓”。据我们考察：清乾隆60年，山东学使编修《山左金石志》时，他的墓宾、著名戏曲理论家焦循整理各州县送来的碑本时，将嘉祥墓志记录在《剧说》卷二里面。经查对，所记内容与马坡墓碑完全一致，此事又经市文物局向嘉祥文管会查询，嘉祥没有“梁祝墓”及“墓志”，实为马坡“墓志”的误载，确认了这一事实。所以，五十年代郭沫若派员赴嘉祥考察，无有结果，原因就在这里。济宁是孔孟之乡，儒家学说的发源地，梁祝爱情受封建婚姻约束严紧，悲剧发生在这里是很自然的，我们的考察分析只是一孔之见，为进一步搞清梁祝原型，还请各界梁祝学专家及广大同好给予支持和指导，以更充分的史实发表卓见。

编者的几点说明：

（一）该文是对“梁祝原型”的探索，并紧紧把握住着判断与认定“梁祝传说”起源地的惟一标准，以此作为出发点明确指出：我地(济宁)梁祝合葬墓及峄山读书处等多处遗址和反映在当地地方戏曲的梁祝原型人物，均被忽视，从未列入国内外任何一次学术研讨。基于上述事实和历史的责任感，现对我市梁祝考察，作一探源分析。

（二）基于上述目的与事实，以张自义同志牵头，对济宁梁祝进行了全面考察和论证：首先对济宁“梁祝合葬墓”进行了考证。明确指出“英台还家，山伯如约拜会，英台女妆出见，山伯始明真情，别后不到一年，山伯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祝父将英台许婚、西庄富室马郎，迎亲期至，英台苦思山伯不肯改换他姓，以违初心，遂作舍生取义之举，悲伤至死，马郎旋车而归。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此段记载，极为重要，笔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明代梁祝祠与合葬墓，虽为官府所修，确实为梁族家庙和祖坟，其墓志撰写当严守如实记录，不会附加任何具有浪漫色彩的传说，然而，由于祝英台女扮男妆这一刻苦攻读的创举，以及与山伯共读时，同居不移所守的高尚品格，堪称奇闻，加之二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前者相思而死、后者以死殉情，终获族家和社会同情，实现了未婚合葬的宿愿，这一简单而又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一曲反抗封建婚姻的悲歌，后又有人编出死后化蝶双飞的浪漫主义故事，致使二人爱情故事流传全国各地”。其次，对济宁“梁祝祠的考察”。有梁祝祠两处，一处在马坡梁家林与合葬墓同在一处；一处在峄山万寿宫，万寿宫是古邾国一所古殿堂，后为道家修炼场所。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世人崇尚梁祝，以汉白玉刻像，与神祀同列；其三，对“梁祝峄山读书处”的考证，“仅峄山之阳，即有春秋书院、子思书院、孤桐书院、峄山书院四处，是我国历史上科举育才的一处重要地方”。其四，对“梁祝故居及家族后裔”考究。“祝氏家庭因避水灾，后迁济宁任城区垞河村。村中族人遵英台先祖，讳与马氏通婚，严禁村中演唱粱祝戏；梁氏从马坡附近村庄迁出后，定于两城、南阳、梁岗广大地区”。该处亦禁演梁祝戏。笔者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在南阳演梁祝电影时，曾发生过被砸事件；其五，对“梁祝故事流传的踪迹”的考证。初步阐明“梁祝传说”产生和广为流传的原因。这就是有“孔孟之乡”济宁人“首次”或者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上述问题；并肯定地提出《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济宁》一文。该文经修改后，又以《梁祝故事源济宁》为题转发于1996年6月15日出版的《春秋》双月刊上，这就是张自义同志提出的两大命题。正因为“梁祝原型的合葬墓”在“孔孟之乡”济宁；所以上文分别刊发后引起广泛地社会反响。因此，笔者与上官好岭等，又撰写了下文《梁祝为春秋任国人》

第二奠基之作篇：《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人》

——关于济宁市微山马坡墓碑考

上官好岭卞雄杰顾承银

该文刊发于《济宁日报》2000年10月1日和10月8日第三版。上官好岭，高级经济师，市八届政协委员，1998年12月14日病逝；卞雄杰，贸易学校高级讲师，市八届政协委员；顾承银，济宁市文物局文管科科长

微山马坡梁祝合葬墓及其墓碑，发掘于1995年春季。墓址位于济宁市境微山湖北端，老泗河北，梁氏祖茔、群墓之中。经历代淤积，墓碑深埋地下，因此学界少有人知。经碑文及有关史料、遗址考证，确证梁祝为我国春秋初期任国（今济宁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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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祝外传的复出

马坡梁祝墓是全国九处墓址中，惟一有墓志纪事，且于纪事中载明二人合葬的地方。墓志全文843字（正文756字），分别记载其生平和颂扬义节（通过重建祠堂起因）两个部分，详载了真实生活中的梁祝其人及其爱情瓜葛，其死因和地官指令二人合葬，与世传神话截然不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墓志碑的撰写者，在此为我们清楚地指明了墓志全文的依据来源。序曰：“外纪二氏出处弗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祝）在昔济宁九曲村。”此处交待十分明确，墓志关于梁祝的纪事，本于梁祝“外纪”，由于“外纪”对梁祝出生地记载不够详细，故有对故里老人的采访。

赵氏为我们说明的上述“外纪”，在我国学界并未有人提及，在所有关于梁祝的其它文献资料上，无任何笔载记录，可惜碑文撰写者赵廷麟所藉以为梁祝写志的原外纪，今已佚失。值得庆幸的是，赵氏的说明，使我们得知,墓志梁祝纪事，是原梁祝外纪的转载和刻于碑石上的记录，且根据碑文前言交待，墓碑纪事是忠于原外纪内容的，撰者有“外纪出处弗详，而得故老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不将此项内容纳于正文之中，而提于序中说明，是作者于碑文中，有意保留“外纪”原貌和根据马坡梁氏家庙（梁祝祠）碑的先祖人物纪事求实要求的。撰者的慎重求实还可以从墓志的后文得知，赵廷麟受官府之托，秉皇家之命为梁祝写碑，必得认真严谨，其文曰：“书以奏明，授今（当今皇帝）兹托，其无用心哉。”据此可知此文为原“外纪”转录，当鉴之不谬。

梁祝墓碑既是原“外纪”内容的转载，又何有出处弗详之语呢？据墓志考知，梁祝生活的年代当处秦汉之前的春秋时期（详见后文考证）。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人物传记，传写人物只是简单的记言或记事，汉司马迁开列传之先例，方演为后世传记之格式：记生年、乡籍、生平等项内容，故梁祝“外纪”存在“出处”（生地）弗详之情形，亦不足为奇。但考其墓碑内容其间还确有梁祝故里之披露，如邹邑西居、吴桥、西庄、柳荫、峄山等，均在今济宁市境内，或有遗址，或有至今沿用的村庄旧名，生活年代亦可从中考出。

为让世人一睹《外纪》所载梁祝，将墓碑内容概述如下：“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其贵,而贵里胥(地官名)之繁科。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聪惠殊常，闻父咨叹不已，卒然变笄易服……。竟读书乃振门风以谢亲忧。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为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旷归宁，倏经半载，山伯往拜其门。……山伯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西庄富室马郎迎亲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因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遂将舍生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本文纪事的主要情节基本同于流传全国的故事内容，其重大区别是：（一）马坡梁祝，其结局为人间悲剧，并非神话传说。（二）此处梁祝合葬乃地官所为，无钻坟化蝶附会。（三）碑文纪事贯穿“聪惠、兹孝、好学义节”的礼教主线，有别于“聪明、才貌、婚恋、化蝶、团圆”的民间传说。（四）此处梁祝祠为官府重修的梁家祠，其合葬有墓碑详载，非同记于他地方志上的传说。（五）此处梁、祝、马三姓氏，其家族后裔均取封闭心态。而周边村庄梁、祝、马则无此心态，更不同于其它地方梁祝故事及流传的情形。总之，此《外纪》资料，却为至今未见史载的非神话传说的梁祝传(实为刻石方志）。据《宋戏文辑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曰：“祝英台的故事起源很古，《识小录》卷三（明徐树帜）说在‘金楼子’上已有记载，可惜现在的辑本没有这一条”。唐张读为志怪小说《宣室志》的作者，他记载的“梁祝”为坟裂化蝶的神话夫妻，是民间传说的定型；据清代撰写的《宁波府志》、《宜兴志》所载梁祝也皆为乡居不同的神话人物，载于《中国百科全书》、《辞海》及《戏曲史》、《中国神话》、《文学大辞典》等，无不以神话载写，至今不见有一则原形（型）人物数据加载我国史籍。

综上分析，马坡墓碑即出梁祝外纪，其记事又具备了原形（型）人物几大特征，其墓葬、其族裔、其祠、其墓碑，无不证实梁祝却有其人，其墓志的发掘则是梁祝外传的复出。

二、梁山伯祖居吴桥

在墓碑中有关梁、祝、马三氏住址的记载：“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西庄富室马郎”，祝英台住九曲，马郎住西庄（两村相距四华里）十分明确。唯梁山伯家住在何处，较为笼统。然细读碑文有：祝英台“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山伯”。……“山伯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以）东”的记载，却又向我们提供了解开上述之谜的钥匙。据马坡桥梁遗址考证，从葬墓东白马河上有吴桥，邹县旧志（娄志）桥梁（八章）有载：“吴桥——在城（邹县）西六十里，跨白马河上，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3年）被水淹没。”梁祝墓，若以此桥定位当载“葬于吴桥迤（以）西”，故墓志所记吴桥非指桥梁，实为村庄，且墓西，是一片高埠，林（墓地）近村居亦为当地之俗也。另外，此载亦非撰者所为，墓碑撰于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早于隆庆，此时，墓西吴桥村已荡然无存，白马河吴桥尚在，赵廷麟非以桥梁定位，乃记“葬于吴桥迤东”是抄“外纪”原文之故也。由此分析，合葬墓西有吴桥村，为梁氏所居，故梁山伯祖居吴桥村，桥以村名，村以姓称之谓也。

三、梁祝生于春秋之时，任国人

依据“外纪”撰写的梁祝墓志，不仅语言文字颇具先秦古风，而纪事内容中诸多名词称谓，也是考察梁祝生活时代的重要依据。

乡党士夫墓志“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乡党士夫”的称谓，并非“乡邻”含义的借指，而是处理梁祝丧祭活动的地官之属。墓碑记事出于《外纪》，《外纪》又记“乡党士夫”，是乡党士夫指令里胥族家将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可证梁祝生于有乡党士夫的年代。

“乡党”合用，转意为“乡里”或乡闾，最早见于春秋纪事，据《论语·乡党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孔子生于春秋，春秋有乡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者30余人而东出卫郭门”。此文可证乡党于战国时期尚存，秦改郡县，乡党区划自此消失，后世典籍偶有引用，皆为借指，其区划实体均不付存，因此，梁祝生活年代当在秦汉之前。梁祝生于任，任国被兼并于春秋之末，乡党之区划取消，按此时限推断梁祝生于春秋，是不错的。

春秋之邹邑邹邑，有春秋之初的鲁邹邑，在曲阜东南，马坡之东，原属邾。邹，同陬字，本作鄹。左传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3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被封为“陬邑大夫”。《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因孔子周游列国归息于此，改称息陬。据王献堂《三邾疆域图考》：《左传》鲁喜公三十三年，鲁伐邾，娶訾娄。邾、邹、陬、鄹、耶同音，考邾之都邑初本于此，故称邹邑，时当春秋之初。

显耀门闾邹鲁之乡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早在孔孟之前，便将读书视为极荣耀的事情。“闾”字源于周礼区划，考其使用范围和年代，仅见春秋旧籍。《吕氏春秋》卷一仲冬纪有：“是月也，命阉君，申宫令审门闾，谨户室必重闭。”此文有门庭或门户之意。仲冬纪又曰：“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闭藏也。”吕氏为战国时人，记春秋之事，此书有更一字赏千金之严肃，故有门闾可断梁祝为春秋之时人也。

读书致贵之俗春秋初期，读书人颇受世人尊重。由于诸侯争战需要，举贤世风日重，读书至仕的气候初成，“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的观念和时俗，便是这一时期的反映。国内外部分学者，往往将梁祝视为儒者，严格说是不恰当的。碑文纪事丝毫未提及梁祝为儒家学子，其读书追求尚无“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之境界。为了战争需要，春秋初期的乡举学子，将读书，射御列为并重的学练课目，对学有所成的佼佼者，委以国之重任或命为军事将帅，参与国事或征战杀伐，非同于以劳心为天职的儒家教育。因此，读书往往致贵的这一现实，反映了孔子儒家思想产生之前，春秋时期的世俗和观念。

关于笈的考证辞源谓笈为书籍。书者，箸于竹帛之书（见《说文解字》），此处笈则为盛放书简之用具。《三国志·吴》谢承恩注引《后汉书·李固传》有载：“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铺（汉指长安近畿）学五经积十余年。”可见书简是很重要的，故英台赴峄山读书有“从者负笈”的记载，知梁祝读书年代至古。

中国贯笄之俗地处中原的邹、鲁、任等北方侯国称中国（相对四夷），其服饰礼俗，有别于荆、楚、吴、越。墓志有“卒然变笄易服”的记载，表示梁祝生于春秋，为北方人。《淮南子·齐俗训》曰：“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剪）发”是说我国春秋之时，四地不同风俗；后汉《地理志》，还有“荆楚吴越皆披发跣足”的记载，进而证明，梁祝非为南方，而生北地。

车轿之鉴墓志“祝英台舍生取义……少间愁云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马郎旋车空归”的记载，不同于他处传说。在外地流传的故事中，皆言以轿迎娶，并有下轿拜坟细节，独有此处碑文载为“马郎旋车空归”，毫无附会言语。我国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源于宋代，因宋太祖陈桥兵变，车改轿形，轿字从车。然，时少有官吏乘之，唯康王南渡后，方普遍乘用。墓碑记载马郎驾车迎亲，实无抢霸，其如实作记，诚为可信。

春秋之媒官早在春秋之时，婚嫁即受周礼严格约束。《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人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有关媒官之称，有曰男者为媒，女者为妁。《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贼之。”作为周礼媒官制度，是酿造梁祝悲剧的重要原因。在马坡墓碑有“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的胸中苦痛。碑文的这一生活史实，恰是我国古老婚姻制度的客观反应。也是梁山伯、祝英台所处时代的载录和说明。

梁祝就读厘王时流传于鲁西地方的戏曲《梁祝下山》有“周公之礼定纲常，厘帝（王）君正臣又良，妯娌和睦家不散，兄宽弟忍家能久长。梁山伯祝英台结下故友，就在红罗峄山念文章”的戏词，是说梁祝在峄山读书的时间是周厘王（前681年——前676年）在位期间。横观此段历史与周厘王同时在位的齐有桓公（公元前684年——前642年）；邾有惠公（公元前723年——前678年）；鲁有庄公（公元前693年——前662年）。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内施改革，外盟诸侯，尊王室，强军旅，举贤重教，遂成霸业。与此同时，桓公为振兴国学，培育国之英才，特又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倡举贤之道，正月之初，乡长复事，桓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明，其罪五。”译成现在的话：“在你的乡里发现平日好学，孝敬父母，聪明仁惠，在当地有一定名声的人，就应当向上级报告，如果有这样的人不报告，叫埋没贤明，要判五刑之罪（即墨、劓、剕、宫、大辟）。”概括起来，桓公乡举贤者，所定标准有三：“平日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凡具备这三项标准的乡校等学子，乃为贤者，是国学入读的主要生源。

马坡梁祝墓志纪事，不仅有祝英台聪惠殊常之赞颂，且有为父无子而分忧，竟男装求学之慈孝，尤其还有“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的志节行为。梁祝贤者的品质，优秀学子的表现极富传奇色彩，进而推知，梁祝纪事即以桓公标准而赞之，其就读峄山国学，当于齐桓公或邾惠公之时。在其之后的教育演化中，私学大兴，国学遂废，至春秋后期，孔子课徒，有教无类，交十修则可，何有“荐贤”与“乡举”？对于鲁敏各异的生徒，则取因才施教之法，乡举入选之限制已不复存在。故梁祝读书事亦应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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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生于任，学于邾（峄山）。而峄山国学选贤（招收学生）又何采用桓公规定标准？惠公时邾国三面界鲁屡受侵扰。邾初依于郑，又与鲁盟以缓鲁之威胁。然，鲁毁约伐邾每每相侵，邾为自保国命，又依强齐，修国政盟诸侯，尊周室，深得周王及周边诸侯信赖和赞誉，有效地抑制了鲁国的侵扰。邾惠公追随强齐，于晚年多次随齐桓公征战。由齐桓公奏请周王被封为子爵，其内政改革，尊王复礼举贤重教，有甚于诸侯各国。邾惠公及中原各国受齐国影响，均依桓公之法而举贤兴教，其事亦不足为奇。然，在桓公之后的春秋时期，争战加剧，私学大兴，靠私学成才的学子，无须再通过乡举而进入学校，使周王朝乡校和国学从历史中告退。由上分析，梁祝于峄山读书的时间只限于春秋初期。如按戏曲所言，周厘王在位期间为公元前681-前676年，区间时段为5年，若取上下限的中间数，即为公元前678年，其误差不超过三年。按梁祝上学年龄为20岁或18岁上推：梁山伯当生于公元前698年，祝英台生于前696年。

四、梁祝举荐于乡学，就读于峄山国学

早在殷商之前，我国即有乡学。《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言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注：校、序、庠皆乡学。由此可知，读乡学，是无须出乡的。梁祝峄山就读，并非乡学，应是国学。我国周王朝的教育制度，有乡学国学之分。国学亦称大学。清周礼学者孙诒让曰：“周之大学所教有三：一为国学，即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学而升者也；二为乡遂所举贤者，能者司徒论其秀者入大学是也；三为侯国贡士。”梁祝即非为王太子及元士子，又非侯国贡士那就是乡举贤者。贤者举荐于乡学。据《左传》昭公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故“西周之学，官师合一，至春秋而天子失官，学校不修，民不说学，及其大人。故官师之学分裂，而为私家之学。”（见《中国文化史》柳诒征上卷《学术之分裂》）由官学向私学转变，其原因是：古之教材即官吏所掌之史籍。有官则有教。周王室衰微，官吏失业逃散而至四方各地从教，由官学而转变为私学。私学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故柳诒征曰：“学术之分裂，非一时之事，始则由天子畿内分而之各国，继则由各国之学转而为私家。”“学校教育之衰殆又甚于春秋之初。故（至）春秋时鲁有泮宫，郑有乡校，其风虽不及西周之盛，犹有官学之遗意。春秋以后，则官学泯绝矣。”（见《中国文化史》）。对于官学之废，《史记》则谓官师逸散，在孔子之后。

由上可知，峄山国学的存在，亦应在春秋初时。峄山，为古邾国都城，是邾鲁文化发祥地。孔子于峄山设教，开私人讲学之先河，时在春秋后期，在此之后又有颜、曾、思、孟也于峄山课徒，至邾穆公时，太子从孟子为师，国学已荡然无存。梁祝就于国学，必在孔子之前。

据峄山新志记载：“泮池洞，聚仙桥下即此洞。”峄山有泮池，又有泮池洞即古泮宫。此证，春秋之时，不仅鲁有泮宫，邾国峄山亦有泮宫。泮宫即诸侯国学之处也。《诗·灵台》：“于论瞽钟，于乐辟雍”。瞽钟、辟雍均国学，王太子受业学习的地方；而泮宫，《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意思是，诸侯仿天子之制所建国学，名叫“泮宫”，类似天子国学辟雍，但低于辟雍规格。峄山，邾鲁文化发祥地：伏羲氏，斫峄阳孤桐制五弦，教化万民；禹之时，峄阳孤桐已成珍贵贡品（禹贡）。据峄山考古发现峄山纪王城三村，经常挖掘出西周至汉代的兵器、装饰品、器具、古币等，足见西周至汉代的时期内，峄山始终是诸侯争战的军事要地和古文明教化中心。于此处设立国学及梁祝于此就读均有其据。

另据峄山新志载：“峄山有四处传为梁祝读书修练场所。”令人信以为非，反疑此处为梁祝读书处不可以考。但按周王朝之教育，却证上说更为真实。“辟雍”、“泮宫”皆为天子王侯太子学习的中心校，亦称“中学”；环绕中学，尚有东西南北四学，分别开设礼、乐、射、御等六艺，按照季节分别教之。其太子则不同，《易学·太初篇》曰：“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夕入北学。”

有关四学开设的专业，《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必须按季节安排专业）。春夏学干，秋冬学龠（乐），皆于东序。小乐正（官名）学干，大胥赞之；龠（乐），师学戈龠（乐），师丞赞（辅助）之。胥鼓南（学）。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礼在鼓宗，书在上庠。凡祭于养志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学正学乐于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上文是说，文王世子的学习有四处学校，按四个季节顺序安排课程；春夏学干戈，秋冬学乐。然据文献记载，诸侯四学安排也各不尽同。梁祝去峄山读书，“时值暮春”或许初学之年就是国学东序了。至此方知，梁祝四处读书处那就是他（她）们四校轮换的专业学习场所了。鲁西地方戏“梁祝下山（或十八里相送）”有“辞别上房老师父，又背起琴剑小书箱”的戏词，也反映出峄山四学中的专业内容。

梁祝合葬的成因

民间传说中的梁祝，其合葬为：祭夫、钻坟、化蝶。此说怪诞。而在我国诸多史籍的记载中，也无梁祝合葬的历史真实纪录，有言梁祝合葬就是有钻坟造成，将传说的钻坟合葬，断取为史载“合葬”；不然又说，“梁祝为传说人物，未必真有其人……”此论似有偏颇,依笔者之见,中国之老百姓不会无端造出一个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来。那么,实际生活中的梁祝,即民间梁祝的“原型”人物又是怎样呢?马坡合葬墓碑的发(挖)掘,首次将“梁祝原型”人物的真实死因及其合葬过程展示给世人。

马坡梁祝墓，地处梁家林，世受梁祝族裔奉祀，今林虽毁，墓碑尚存，从其“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的文字考断，便知二氏合葬于“士夫”所为了。“乡”“党”为春秋的地方区划，相当当今之“乡里”。“士”“夫”为地官之属，即乡士及党之下大夫。乡士——周代官名，《周礼·秋官·乡士》掌国中，掌其乡中人数而纠戒。注：此（官）主国中型狱，六乡之狱在国中。国，《周礼·天官·太牢》：“以佐王治邦国。”注：大曰邦，小曰国，掌六乡文狱。周官司徒：“党正，每党设下大夫一人”。按周礼之制：乡设大夫一人，乡士一人；每党下大夫一人；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五家设比，有下士一人。“乡党士夫”，即乡士党大夫之谓也。我国春秋之际，天下之治遵周礼，“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庶民无不囿于礼法，故时时教民读法，全国王法岁首悬于家，纵民观览十日”（见《中国文化史》柳诏征编着）。柳氏于该书中又曰：“周官之精义，莫还于乡遂之自治。乡遂者直隶于天子而行自制之区域也。”又曰：“以乡遂例天下，则天下之咸可以乡之法施之。”乡遂或乡党（有诸侯国区划设党）乃直隶天子（周王）而行礼法的自制区域单位，而乡党之下，又有闾比。《周官·闾胥》：“凡春秋之祭祀，役征、丧纪之数，聚众庶即比（评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意思是“每当春秋大的祭祀活动，瑶役征用，丧纪事宜，要召集全闾众庶，进行查纠告诫，向众庶读法，书写（记录）敬天地父母，聪惠仁义，救助贫弱的人。”故，祝氏悲（横）死，必有闾胥召集全闾众庶，查纠读法，追其死因，评其德节，书其事记其行上报乡党，士夫，由其决断，故“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为其合葬原因，其事出于闾胥召丧记实。细查其情，乡党士夫，既非乡中百姓，也非一般观众庸人，实为礼法执行者，掌六乡刑狱之人，其二氏合葬，盖出官府之意旨也。

六、梁祝荣辱及原型人物被封闭始末

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梁山伯祝英台，可以说家喻户晓，为世人同情和歌颂。然，生于孔孟之乡的梁祝原型人物，其命运和遭遇却又是另一种情形。据墓碑所载：春秋时期，聪惠殊常，慈孝父母，笃信好学的梁山伯、祝英台由于才德出众，品学兼优而乡举去峄山国学学习，在学习生活中，二人情笃意深，青梅竹马，英台以心许婚第。但由于封建礼法约束，在英台下山之后，由父母许婚马氏，在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成室家之好的绝望之中，山伯忧思致死，英台舍身取义，以死殉情。在英台丧葬之际，闾胥书其敬敏、质仁，舍身取义的高节，被乡党士夫许为从葬山伯之墓。此事流传后世，遂为各地百姓歌颂，并演绎为具有神话色彩的爱情忠贞典型。在梁祝故乡的鲁西广大区域，早在宋元之际，就被编为戏文、元曲，于明清时期，又有多种版本的传奇问世，并于戏曲界创作了《梁祝下山》，又名《十八里相送》。早在元至元年间，峄山读书处即建梁祝祠，以汉白玉石为二人雕像。可见，当时戏曲文艺宣传的推动效应；马坡梁家林，不知起于何时，合葬墓附近早就有祭祀梁祝二人的祠堂；至明正德十一年，官府盛赞二人义节，奏明皇上，复建梁祝祠，重新修整林墓以供后世瞻仰奉祀，同时撰写记文并刻石，并于司马迁“忠臣烈女同传”之列；建国之初，全国各地包括鲁西地区上演的梁祝戏曲、电影，成为宣传妇女解放，实行新婚姻法的有力武器。然而，作为梁祝故里的家族后裔，乡居世俗势力，始终将二人高尚品德视为丑行，对其存于故里的“记传”、墓碑、戏文、族谱，无人问津、传抄和留存，其家族更不愿张扬其事，采访者采访其近邻，却惴惴不敢讲其真情，方域文人更对其行为贬低有加。撰写于同治年间的峄山志，一度欲取消峄山梁祝祠，序文曰：“大通岩、孔颜石、通明正大”，“梁祝像有污山景”，更有游人士子、面其雕像，侮之，污谩之，国朝官人题诗轻谩世人同情心理，曰“行人至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在此世俗势力影响之下，孔孟正统思想长期抑制着梁祝美德的传扬，致使家族讳忌莫深，视歌颂为污辱，怕触隐痛，梁、祝、马三姓至今禁婚，梁祝戏曲绝对在梁祝马三村禁演，并使他人自觉做到不在三姓人前谈论梁祝。上述情形，大体概括了梁祝原型人物在故乡被压抑和封闭的情形，也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不能探出梁祝原型人物的主要原因，致使影响全国蜚声世界的历史名剧，在浩瀚的典籍中，只留下民间传说的纪录。鲁西一带，在众所周知的原型人物封闭中，梁、祝、马三家族的反感不正好说明梁祝与其家族后裔有割不断的亲情吗？

七、墓碑内容的辨伪

马坡梁祝合葬墓碑中，以纪事为特点的“梁祝外纪”，正文450余字，远远超过先秦纪事文体，篇幅，其修饰加工痕迹依稀可辨。除撰者对原文风俗、礼仪、名词称谓，文体情节、基本骨架保持不变外，中间加饰的个别补充内容，其原因可能是受戏曲、传记的影响，在此有必要加以考证。其中，较明显的错误有两处。如“乡人呼为员外”即与原文有违。据辞源“员”字条：员外，元朝以来始有员外郎，已别于郎中，“员外”一词出现最早见于我国西晋，指正员之外的官员。除此外后文尚有：“英台女仪出见，有类木兰将军者。”后句不仅文字风格有别先秦用字，其说法也与史实有违。花木兰为我国南北朝时期人，与春秋初期相差千年之久，以后比先，是为说法不确。从碑文整体考证得出，英台慈孝，竟男装读书以谢亲忧，当是冲决封建罗网，为我国奋争女权的第一人，是启迪木兰替父从军的率先者。

编者说明：该文从多方考证阐明“梁祝为春秋”时代人；“梁祝举荐于乡学，就读于峄山国学”；“马坡梁祝墓是全国九处墓址中，唯一有墓碑纪事，且于纪事中载明二人合葬的地方”，“与世传神话截然不同”；“ 碑文纪事的主要情节基本同于流传全国的故事内容，其重大区别是：（一）马坡梁祝，其结局为人间悲剧，并非神话传说。（二）此处梁祝合葬乃地官所为，无钻坟化蝶附会。（三）碑文纪事贯穿“聪慧、慈孝、好学义节”的礼教主线，有别于“聪明、才貌、婚恋、化蝶、团圆”的民间传说。（四）此处梁祝祠为官府重修的梁家祠，其合葬有墓碑详载，非同记于他地方志上的传说。（五）此处梁、祝、马三姓氏，其家族后裔均取封闭心态。而周边村庄梁、祝、马则无此心态，更不同于其它地方梁祝故事及流传的情形。总之，此《外纪》资料，却为至今未见史载的非神话传说的梁祝传(实为刻石方志）”。这又是孔孟之乡——济宁人第一次对《墓记》中“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的载录进行考究，并指出“乡党士夫”的称谓，并非“乡邻”含义的借指，而是处理梁祝丧祭活动的地官之属。……是乡党士夫指令里胥族家将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可证梁祝生于有乡党士夫的年代。（该文基本阐明梁祝合葬的过程、原因、主办者。后文《“梁祝”的“婚礼”与“葬礼”》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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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考证不仅得到贾万志的及时批示肯定；两篇奠基之作又被时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万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总干事、“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长李靖同志的肯定与支持，他们共同撰写《中华文明的浓缩与华夏文化的展现——孔孟之乡文化的底蕴及现实意义》一文中收录：“史传千年的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其历史原型人物实际是山东济宁人”。“这里既有儒家文化这一被士大夫阶层称道并接受的文化，也是梁祝故事原型人物的所在地，梁祝故事最早起源于这里”。（这一收录，实际上被纳入到“中华文明的浓缩与华夏文化的展现”的行列）。正是有此坚实地基础；才有市政府出面与省邮政局共同努力成功地取得“梁祝特种纪念邮票”的首发式在济宁举行。事实说明“梁祝故事源济宁”已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为此后的梁祝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地基础。

补充说明下面几张照片的由来：

① 第一张照片是前文所述济宁梁祝研究的组织者、开拓者——张自义同志的照片；

②第二是笔者手中资料照片；在上官好岭1998年12月14日病逝后，在悲痛之余，所整理、集录了前期自费考察资料并自费打印汇编成册（当时并未作过多的考虑，只是感到我们考察的资料很有必要加以整理）；大约于2000年6、7月份带着这份资料和上官好岭执笔撰写的《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人》一文（并亲笔写下“李木生”三字的嘱托）；可说是授命之托找到《济宁日报》社李木生主任，说明上官好岭的最大愿望是能刊发该文；经审核将该文刊发于10月1日8日《济宁日报》，满足了上官的最后愿望。李木生主任还复印“汇编成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撰文发表于国家级报刊上多篇有影响文章；第二位复印这份资料的是原济宁市委政策研究室高述群副主任（清华大学工学毕业；经济管理专业教授；济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其后见到被原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书记贾万志的肯定；其后所刊发的与文中的基本观点又被收入有贾万志与李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总干事、“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长）纳入（2001·5）共同撰写：《中华文明的浓缩与华夏文化的展现——孔孟之乡文化的底蕴及现实意义》一文中，肯定了前期研究基本事实与观点（详阅上述原文）。

③在文化广场举“首发式”照片的由来：源自第三位原济宁日报社副总编、高级记者贾传宇让笔者把“汇编资料”送给济宁市邮票公司王大明经理。以此资料为基础或者说凭借这份资料，有市政府与市邮票公司出面，通过省邮票公司的共同努力，经国家邮票总公司批准，成功地争取到2003年10月18日上午十点十八分《梁山伯祝英台》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济宁文化广场举行。其上述资料中的“墓记碑文”、“墓碑拓片”、“墓记译碑文”（该译文实为原济宁六中，后改名为职业二中的教语文课的高级讲师，济宁市八届政协委员李心信先生所译）均被精选收入济宁发行的“梁祝特种纪念邮票”集邮册中。（当时济宁市文物局局长高洪林是组委会成员之一；2003年10月18日，浙江省的宁波、杭州、上虞，河南省的驻马店，江苏省的宜兴，山东省的济宁四省六市同时举行了《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特种邮票首发式）。应该说上述活动及资料的整理，为2003年10月16日“梁祝文化研究会”成立奠定了坚实地基础。亦为2006年，济宁参与“梁祝传说”四省六市的联合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准备工作。

《千古任城话梁祝》一书就是上官好岭1998年12月14日病逝后，在悲痛之余，所整理、集录了前期自费考察资料并自费打印汇编成册（当时并未作过多的考虑，只是感到我们考察的资料很有必要加以整理）自费出版成书的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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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济宁“梁祝墓记碑“的专题解读篇：

上述两篇奠基之作，是在市委领导指示精神的鼓舞下进行考察和论证的，是紧紧围绕着“梁祝历史原型”在济宁而展开论述的，并得到市领导与专家的充分肯定，这就要求济宁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遵循“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文明的浓缩与华夏文化的展现”的原则，对“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华采无边的才子文化，济宁不仅出了孔子孟子，出了梁祝”。这一提示，也是给济宁的梁祝文化的研究者，提出一个艰巨性任务，而且是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再就是中华文华内涵丰富，往往是“一字”、“一词”包涵多意，这就要求我们逐字逐句地解读济宁“梁祝墓记碑”和“地方志书”所载“梁祝历史原型”的事实，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流传于济宁地区的“梁祝传说”。“梁祝故事”和曲艺传唱中的情节，以探索和揭示出“梁祝历史原型”人物出生在今日之济宁，并据此说明“梁祝传说”源济宁。否定“梁祝历史原型”这一判断与认定“梁祝传说”起源地的唯一标准，其后果不堪设想，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鉴于此，笔者在以后的探索中紧紧依据济宁《梁祝墓记》所载“历史原型”。通过逐字逐句地解读的形式着重揭示与阐明“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后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实现夫妻合葬，并为之建造夫妻合葬墓的原因和过程；进一步阐明祝英台“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的品德；以区别于传说中的“义妇说”等问题。

专题解读篇之一：济宁市微山县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可解“梁祝”千古之谜——“墓记碑”的最大意义是填补梁祝研究中没有原型人物的空白

（卞雄杰顾承银文，该文曾刊发于2003年10月19日《济宁日报》第二版，现仅作局部补充和修改）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马坡“梁祝”墓及“墓记”（碑）位于今微山湖北岸四公里处，为明正德11年（公元1516年）重修梁祝祠和坟墓时所立,并“文诸（于）石”。距今邹城峄山约25公里，济宁市东南约27公里,马坡乡马坡村的西南偶,老泗河大吴桥以东（即现在的古运河及济微公路东侧），属微山县管辖。原有的坟墓何时所建及原有的祠堂何时所修，不见史载。但该“墓记”碑已在风雨中存在480余年。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仅有少数学者进行研究和考证，亦未得到广大学者特别是史学界的重视和认可。

清·康熙11年（公元1673年）的《邹县志》及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峄山志》（手抄本）的编写者考证了（梁祝）墓碑的所在方位，均载（今邹城市）“城西60华里吴桥地方（今日马坡村西南隅）有（梁祝）墓、碑”。符合史实，但均未收录碑文。

从目前的资料看，最早知其意义并收录该碑文的是：清·乾隆60年（1795年）山东学史阮元编修《山左金石志》时有嘉祥送来的（梁祝）墓碑拓本，予以收录。其碑文又被他的幕宾著名戏剧理论家焦循（江苏人、1763——1829年）收录在《剧说》（卷二）一书中。也就是在明正德11年（公元1516年）重修梁祝墓时所撰“梁祝墓记”在279年后被认知其意义，被重新收录保存。焦循还亲自进行考察和考证，认定“梁祝”实有其人其事，其人其事发生在那里，虽未直接表明。从其收录此碑文及拓本，目的就是留给后人作为探究梁祝故事之源的实物依据。

运用该碑文所载事实阐明梁祝故事之源者，笔者见到的有：

1、市文物局文管科长顾承银同志（约在2000年）查找出郑一桥同志刊发于1957年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文物》杂志第九期（49页）上的《梁祝墓记》全文及拓本（照片）并加按语：“脍炙人口的的梁山伯祝英台这优美的的悲剧性民间故事，过去有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作过考证和研究。因为宁波西门外九龙墟有梁祝的墓，并有大观年间建立的庙宇，一般人认为梁祝故事就发生在浙江。1952年山东省凫山县（今邹县）第六区修浚白马河工程中，挖出梁祝墓碑一块，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在当地保存，兹将全文抄录如下，以供参考”。从此按语可以明确地看出，实际上是对梁祝故事源浙江的质疑，刊发“梁祝墓记碑”全文，是想用不争的事实来说明“梁祝”实有其人其事，“梁祝”其人其事就发生在孔孟之乡的济宁市辖区内。虽未能直言，但加按语刊发“墓记碑”全文的目的就是启示后人去思考，去判断梁祝故事的真正起源地。

2、纪根垠先生依据江苏人焦循收录在《剧说》（卷二）一书中的《梁祝墓记》，撰写了《梁祝墓在嘉祥》一文（刊发于1994年9月17日《联合报》第四版）：

民间流传的“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编成戏文《祝英台》，元杂剧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明清传奇有《牡丹记》、《英台记》、《两蝶诗》、《同窗记》、《访友记》，在地方戏曲中流传尤为普遍。据记载，或称故事发生在浙江上虞（绍兴）、宁波，或说在江苏宜兴，而山东嘉祥县也有一座“祝英台墓”，且有碑碣。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东学史阮元编修《山左金石志》时，他的幕宾、著名戏曲理论家焦循（1763年～1820年）从各州、县送来的碑本中发现“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便将它记录在《剧说》卷二里面。此墓及碑文存留至今。梁祝墓现有高度约六十厘米，周长二十五米。墓碑已在疏浚河道时埋入地下半截，仅有一米左右露出地面，题为“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旦立。古邹赵廷麟撰文”。

纪根垠先生所撰该文的本意，在于以“明人刻石”所载、民间记忆“红罗峄山读文章”、方志载“邹县峄山之南，犹存梁祝读书洞遗址”等事实，对“故事发生在浙江上虞（绍兴）、宁波，或说在江苏宜兴”提出质疑，实际上是以事实阐明“梁祝故事源济宁”。

3、张世镕撰文《山东觅梁祝胜迹》（刊于《齐鲁晚报》2000年5月16日第19版）

偶读明代学者张岱所撰《陶庵梦忆》，该书卷二的首篇《孔庙桧》记有：“己巳（明代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至曲阜，谒孔庙，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进仪门，看孔子手植桧。”这段笔记也的确令人骇异,就是说，370年前，正当年壮的山阴（今渐江绍兴）人张岱，他前往曲阜拜谒孔庙，在观那株名桧前，意外地发现了庙内有纪念梁祝的胜迹，而且楼上专门悬有匾额，上面明白写着它是从前梁祝读书之处。明代的时候，山东人记述梁祝山东胜迹的有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立的梁山伯祝英台墓碑。该碑系出土文物，是1952年在凫山县（今山东邹城市）第六区修浚白马工程中发掘出来的，后由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碑文共760多字，“丁酉贡士前知都口县事古邾赵廷麟撰文”，文内记有：“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膝下一女名英台者，……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峄山在山东邹城市城关镇东南10公里处，山上山下都有与梁祝有关的名胜古迹。其中，以梁祝相称的，峄山西南麓有“梁祝读书洞”，洞额刻有明代人士题写的“读书洞”三个大字。洞的深处有两孔清泉涌流，汇成两处泉池，东泉称鸣心池，西泉称梁祝池。清代诗人陈云琴曾作《咏梁祝读书洞》诗，称赞之：“青灯常照读，黄土尚留踪。昔日相思恨，惟余对冷松”。峄山还流传着一首咏梁祝诗：“信是爱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万寿宫即梁祝祠，据传梁祝在此共读，从师于云道真人，曾在祠内为梁山伯祝英台塑造了一对精美石像供人瞻仰。此外，还有清代学者、江苏人焦循《剧说》一书载：“乾隆乙卯（公元1795年），余在山左（即山东），学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可知，在明鲁西南嘉祥县曾经有过一处祝英台墓址。

该文亦然是对“梁祝故事源宁波”的质疑，虽未直言，但以事实阐述了“梁祝家在济宁”。

4、刘昭瑞，于2008年11月10日发布到网上的《考古发现与民俗学研究二、三事》:

上世纪考古发现所带来的知识更新已涉及到各个学术领域，……；1952年山东省凫山县在修浚白马河时出土的关于该故事明代石刻一通，额题：“梁山伯祝英台墓记”，……墓记文字略无文饰，也没有化蝶一类悲情描写，大致记梁祝事迹梗概及崔文奎为之修庐墓、建祠堂而已。崔文奎，《明史》无传，事迹待查。顾颉刚先生曾说，从明代中叶到末叶，这一百八十年中忽然各地都兴起了立孟姜女庙运动。其原因何在尚不清楚。由该墓碑的发现及前人所搜集的其它文献所记载的有关梁祝故事的演变来看，梁祝传说在各地的盛行及其内容的进一步充实也正是在此一时期，这类边缘文化的兴起，应有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文化背景，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井文学的繁荣，应该在其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往社会史家的相关研究，有利于我们对这一背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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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诸位学者的解读，都试图以该墓记所载事实，阐明梁祝故事或梁祝传说应当是源于济宁。

对明正德碑的多次挖掘：

1、1952年在凫山县第六区修浚白马河时（梁祝）墓碑被挖掘出土，其拓本及碑文保存在山东省古文物管理委员会，其墓记碑就地保存。2、1981年文物普查时，济宁文物普查队，详录了马坡梁祝墓记文，微山县文物管理所有存。3、“梁祝墓记碑”由济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物局组织挖掘，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1995年4月4日由袁久泗副局长组织带队，墓碑出士后，文管科长顾承银做了碑文拓本。由于情况不熟悉，故而未敢声张，只是进行了小规模的挖掘，没有邀请任何媒体；第二次是在前期多方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的，各方面的情况均已明朗，故而于2003年10月28日，“专家论证会”期间（这也是“梁祝文化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挖掘），由樊存常副局长带队，进行了声势浩大、形式隆重的挖掘，并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多家媒体参与报道，进一步扩大了济宁梁祝的影响。但两次挖掘的是同一块碑，对其碑文内容解释差别较大；前者，解读为“梁祝历史原型”，后者则从多角度解读为“梁祝故事”、“梁祝传说”，否定了前者对历史原型的阐述，又过分强调了济宁的“梁祝文化研究”始于2003年这次挖掘，这种不合实际报道，不能不让人们感到遗憾。

上述专家学者有关梁祝的研究，对笔者的启示：

以上诸位专家学者都是在运用“梁祝墓记”所载“梁祝原型”为据，考究“梁祝故事”真正起源地，这也激发起我们的责任感。1995年2月济宁市政协八届三次全委会上，上官好岭提议写一份《关于考证“梁祝墓记”文的建议》，并说他在1965年与张德印同志路过微山县马坡时曾见到过，唐武德年间所竖立的“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碑（当时并未提及“正德碑”）。我们认为很有价值，表示支持，这就是肖守君（常委）、上官好岭（委员）、卞雄杰（委员）三人提案的原因。从此，笔者就与上官好岭拴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义务考察；政协提案（第153号）转市文物局办理。为落实提案，于该年4月4日，由市文物局袁久泗副局长组织带队，对马坡梁祝墓进行再次挖掘，并邀请提案人——上官好岭和卞雄杰一同参加，出土了明正德11年墓记碑，文物局顾承银同志当时做了碑文拓片，而唐武德年间的碑不见了。我们就地查访多位老者，他们都向我们介绍“这里原是梁家的祖坟”，并说“原有‘御碑’，被南蛮子盗走了”。这一发现得到市文物局局长宫衍兴同志与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张自义同志的高度重视。笔者与上官好岭多次去市文物局拜访和请教宫局长，宫局长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有关情况，肯定地指出济宁只有马坡一处“梁祝墓”及“墓记碑”，并主动提供有关梁祝研究资料。为了探寻“武德碑”和“御碑”的下落，试图从“墓记碑”背面找到文字记载和说明，经张主席同意我们又去马坡进行第二次挖掘，结果背面无记；其后又多次去邹城、微山等地访查，均无果。为了搞清楚济宁“梁祝墓记”与南方“梁祝传说”关系，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张自义同志亲自率团，于该年的8月中旬带领我们两位政协委员考查了江苏宜兴的“梁祝读书处”、“祝英台琴剑之冢”；考查了浙江宁波市鄞县高桥乡的“梁祝文化公园”：重点参观考查了“梁圣君庙”中的“梁祝古迹陈列室”和“梁祝墓”，实为横竖两碑前后相列，即传说中的“鸳鸯碑”。通过对上述两地的考查，总的印象是“传说”，这就是我们为搞清济宁“梁祝墓记”所载梁祝之事，进行的近十个月的考察和考证情况。

首先，我们查清，济宁市区内只有马坡一处“梁祝墓记碑”。至于前文提及的纪根垠的《梁祝墓在嘉祥》和张世熔提到的凫山县“梁祝墓碑”以及郑一桥全文刊发的凫山县“梁祝墓记碑”全文，实际上就是今天微山县马坡乡明正德11年重修“梁祝墓”时所竖的“梁祝墓记碑”全文，其方位和内容完全一致。上述说法，主要是历史区划变迁的原因造成。

其次，我们考证了“该墓碑”是在《永乐大典》（永乐六年，公元1409年告竣）后的1516年，有钦差大臣崔文奎“书以奏名”奉皇命委托，托丁酉进士前知都□县事古邾赵廷麟撰（写碑文）、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杨环书（写碑文）、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篆）额（碑名），实为仿“四绝碑”格式而撰写的一方“墓记碑”。钦差大臣和五经博士都有资格借阅朝中资料，是受命为梁祝重新“写志”、“立传”。其“墓记碑”的内容必然是以真情实事而载写，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以“故事”或“传说”相记，这当是最有权威性的说明。据此我们在对比考查的资料，证实马坡“梁祝墓记”碑是全国九处“梁祝墓”中唯一的一方记载：“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之下。伊谁力欤？忠臣力也，忠臣谁欤？崔公谓也。不然，太史尝以忠臣烈女同传。并皆记之”翔实地记载了中国梁祝原型人物之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它是全国唯一的以颂扬梁祝德节品德的最完整最真实的一部“梁祝传”。这是480多年前我们的先贤留存下来的“与形而上不同”的历史“文化”遗存，“就是毫无争议的文化”的“实体文化的遗存”，是文物、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的先哲把这方所载“中国梁祝原型”的“墓记碑”留存下来，它填补了“梁祝传说”没有“原型”的空白。正是这方“墓记碑”的存在和被发现，它必将改写梁祝研究的历史，必将重新认定“梁祝传说”的真正起源地；正是由于“墓记碑”所载“梁祝原型”的存在，我们今天才有资格说：“中国梁祝原型”就产生在今日之济宁。据此，张自义同志大胆而肯定地第一次提出《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济宁》（刊于《济宁日报》1996年4月21日第三版的四人署名文章）和《梁祝故事源济宁》（转发于山东省政协主办的1996年6月15日出版的《春秋》双月刊、第三期、总15期上的三人署名文章）两大命题，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论述，得出结论：“梁祝原型在济宁”。

其三，该“墓记”碑所载真实生活中的梁祝，解决了梁祝研究学者们所说的梁祝“原始形貌，毕竟还是故事”和传奇人物的困惑。填补了不少学者认为的梁祝“故事的原型，由于年代久远，也难查考”的空白。这就是济宁“梁祝墓记碑”出土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应是可庆、可贺之事。历史就是这样，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发现，就会改写历史，这是显为人知之事矣！济宁“梁祝墓记”碑在480多年中多次被“发现”和挖掘并就地保存，表明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如前文述，有的学者收录“墓记碑”拓本和全文，留给后人；有的加按语后刊发“墓记碑”全文，参与讨论；有的根据“墓记碑”文而撰写文章；其目的都是在探索“梁祝”故事“原型”人物之真情实事之所在和“梁祝”故事之源流。这就是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尊重史实和对故事“原型”的真实性进行深入的探讨、考究。

其四，在上述基础上，我们与上官好岭（1998年12月14日病逝）一起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共同撰写了《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人》一文，在上官好岭病逝22个月以后，刊发于2000年10月1日和8日的《济宁日报》第三版，因为前期是由上官执笔，所以刊发时仍以上官好岭为首，三人署名。在该文明确指出“乡党士夫”主办了梁祝的丧祭活动，这就是说，济宁“梁祝墓”是“乡党士夫”为其建造的“合葬墓”；确切地说当是“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礼”结为夫妻与举行“合葬”仪式后所建“夫妻合葬墓”（后文有述）。关于梁祝所处年代，就目前的资料看：还有东晋穆帝时人之说；有南北朝齐武帝时人说；五代梁时之人说；有西汉、东汉、西晋时代之说等等。关于梁祝故事的源流问题也是众说不一，关键应看据所载是不是符合史实和能否被认定为“原型”人物。学界的这种争论，笔者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学界是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辩，只有如此才能明辨事非，才能找出历史的“梁祝原型”的真实人物，但愿学术界能够认可这一事实。

为邀请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全面了解济宁“墓记”和参与研究、考证，我们作此考究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恳请广大学者和专家发表卓见，我们诚心诚意地向学者、专家求教、学习。依笔者所见，该“墓记碑”应该申请省级及国家级保护。

④笔者在上述基础上，撰写了《破译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之谜——揭秘“梁祝”的“婚礼”和“葬礼”》刊发于2005年12月9日《济宁日报》第7版）2006年6月23日，被好心的同志以梁祝的“婚礼”与“葬礼”刊发于网站（仅作保存搞），上文均收入2010年11月有银河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千古任城话梁祝》书中，不论从那个角度说，都应当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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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解读篇之二：

先看《破译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之谜——揭秘“梁祝”的“婚礼”和“葬礼”》（首发于2005年12月9日《济宁日报》第7版；作者：卞雄杰、顾承银）其后，于2006-6-23，以〖梁祝的“婚礼”与“葬礼”〗为题被发至网上，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笔者2010年偶然发现时的点击数：仅2962次；目前点击数已达：12438次之多。请阅网络原文：

梁祝的“婚礼”与“葬礼”

作者：卞雄杰顾…文章来源：孔孟之乡点击数：10058次；更新时间：2006-6-23

揭开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谜底，是解读济宁马坡《梁祝墓记》的切入点；是认定济宁《墓记》所载梁祝为真情实事的突破点。“从葬”实际上是指为梁祝举行的“婚礼”和“葬礼”。

一提到梁山伯和祝英台，人们总是要联想到《越剧》中的祝英台钻坟与梁山伯双双化蝶的镜头，怎么又扯到为梁祝举行的“婚礼”和“葬礼”上去了，这要感谢明代县事赵廷麟，秉皇家之命，授钦差大臣之托，奉旨为梁祝立传、写志时，所撰写的济宁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以下简称《墓记》)。《墓记》中运用了许多西周语言，特别是在“祝英台苦思山伯君子，……悲伤而死”于家后，“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这句话在480多年中，虽有多人多次引用，一直未有人揭示其内涵。又是为何？理由很简单，一来古书中可供借鉴的情节，其实很有限。既是有所载，一般人也不向这方面理解；二来有“历史考据癖”的读者，不会太多，时人又多欣赏唐人传奇之“叙述婉转，文辞华艳”、“驰骋想象力”的小说、故事。所以《墓记》中的诸多西周语言，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再说，既使有个别“历史考据癖”的读者进行考究，也未必能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它叙述不够婉转，文辞也不够华艳。同时它也会给凭借“驰骋想象力”编造出“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小说和故事的依据提出质疑，这又会引起部分学者的抵制，甚至找出许多不是理由的“理由”予以坚决地反对。致使没有人敢于“冒险”破译“从葬山伯之墓”的内涵。所以《墓记》中的“从葬山伯之墓”的内涵一直未能被人们揭示。笔者为解读《墓记》，为破解梁祝千古之谜，以斗胆首先揭示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之谜底。本文仅以“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所揭示梁祝婚葬之礼的内涵、时代背景，说明它是目前全国最早的、唯一的、也是最有权威性的、真性实事的笔载。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共解梁祝千古之谜。

关键是如何理解和揭示“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这句话的内涵。一般人们很容易把这句话译为：当时的地方官员因祝英台的令节品质，使其“从葬山伯之墓”；甚至于有的译为与山伯“合葬”(由于不解其意，我们曾在以前的刊文中不止一次的用过济宁“梁祝合葬墓”)。其实这种译法不够准确，因为，这里的“当时”到底指何时？不清楚。“从葬”与“合葬”概念和内涵不同。若不加分析和解释直截译为“合葬”，就意味着梁祝生时已结为夫妻，这与《墓记》所表明的祝英台“三年衣不解”、“群居不移所守”、“其节凛若秋霜”、“以遂生前之愿”等内容相矛盾。所以多数学者用“从葬”而不是直截用“合葬”，以表明梁祝生时未成夫妻。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理解“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这句话的内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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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乡党士夫”的解读：“乡党”源于《周礼·地官·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25家)，使之相爱：四闾为族(100家)，使之相葬，五族为党(500家)，使之相救；五党为州(2500家)，使之相赒（相互接济，相互周济）；五州为乡(12500家)，使之相宾”。实际是指春秋时期的地方区划，“乡党”之称谓，始于西周，衍至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春秋后期就出现了郡县的编制，秦统一后，地方区划改为郡县制，“乡党”之称谓基本不存在；“士夫”：实际是指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官员。亦来源于《周礼·地官·司徒》：乡(设)大夫———卿一人，乡士一人；党正，每党(设)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设)上士一人；闾胥，每闾(设)中士一人；五家为比，设下士一人。“乡党士夫”就是指，乡大夫、乡士、党之下大夫、族之上士、闾之中士、比之下士之称谓也。范文澜先生在《兼并战争中变化着的东周社会》一节中指出“士大抵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军事上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一群有力人物，因此得到卿大夫的重视。”《辞源》有解；闾胥，古代官府中的小事吏。《周礼·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读如谞，谓其有才知为什长。”疏：“案周室内，称胥者多，谓若大胥，小胥、胥师之类，虽不为什么长，皆是有才智之称。”这实际上是指中、下士。

其次，“令节”是指梁祝清白的节操，“既以约终，令节不衰”。这又是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的美德。正如《墓记》中所载：“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祝英台和梁山伯初遇相识)，“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此时此地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结下纯洁的爱情)。一日，英台思旷定省，言告归宁(话别，“十八里相送”)。倏经半载，山伯亦如英台之请，往拜其门(访问、楼台伤别)。英台肃整女仪出见……山伯别来不一载，(因相思)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西庄富室马郎亲迎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既以约终’以身相许)，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与其忘初、而爱生，孰若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于家中，其“令节不衰”)，“马郎旋车空归”(无抢亲之意)。虽然“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一个妙龄女子与一个年轻男子同床共枕，虽三年衣不解，但是不符合礼仪的，更是《周礼》所不容的；然而梁祝纯真的爱，忠贞的爱；“真情隐于方寸”、“既以约终”、不“异初心”的爱；而“舍生取义”、“令节不衰”的爱，感动了众乡亲、诸位故老和乡党时期的士夫之官员，并得以谅解。特别是祝英台的令节品德，倍受历代官方意识形态的赞同和倡导，更得到官方的大力宣扬。亦如《墓记》载：“俾一时之节义，为万世之湮没，仁人君子所不堪”。“祖宗以来，端本源以正人义，崇节义以励天下。……”“独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舆之倩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呯(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之下”。故而“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此处两句话概括了三层意思：一是梁山伯“……往拜其门。英台肃整女仪出见……山伯别来不一载，(因相思而)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表明对祝英台的忠诚；“祝英台苦思山伯君子，……悲伤而死”于家中，表明对梁山伯的忠实。此载，充分表明梁祝忠贞、纯洁的爱情；二是按传统习俗一个未婚女子，死后是不允许埋入祖家林地的。但，谓其祝英台的“令节”品质，由“乡党”时期的地方官员“士夫”，使其“从葬山伯之墓”。正表明官方对梁山伯之君子般的品格和祝英台的令节品质的推崇；三是只有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才能“以遂生前之愿”(强调了生时未结为夫妻)，这样做上合“天理”，下合“人情”，故有《墓记》中“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笔载，证明官府对梁祝二氏的重视程度。

再就是，“从葬”是两个关键字。济宁马坡《墓记》中用“从葬”而不用“合葬”，中华文化的深奥之处就在于此，“从葬”与“合葬”一字之差，差之万里。《墓记》中用“从葬……”，可谓用词巧妙而准确，其意深远也。“从葬”源于《周礼·地官·媒氏》：“……禁迁葬者与嫁殇者……”。“禁迁葬者”，《汉·郑玄》注：“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女从男而葬)，这就是《墓记》中“从葬”的由来。[嫁殇]《辞源》解：“为妖亡的男女举行婚礼和合葬”(首先举行婚礼，使其结成夫妻，而后女从男合葬)。疏：“嫁殇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女嫁男，使相从)。《辞源》又参阅[冥婚]解：“古代迷信为已死男女结成婚姻并合葬”(只有结成婚姻，才能合葬)。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明确“从葬”两字的内在涵义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梁祝生时并未结为夫妻；二是祝英台十九已下而死，死(后)乃嫁之，死既葬迁之，使相从。这就是在祝英台悲伤而死之后，《墓记》中用“从葬山伯之墓”而不用与梁山伯“合葬”或“同冢”的原因；三是谓其祝英台的令节品质，当时的地方官员为其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后，而举行的合葬之礼，并且是女从男而合葬，称之为“从葬山伯之墓”的依据。充分表明男女婚葬之事上的主从关系。由此可知“从葬”就是指周朝以来形成的“嫁殇”、“迁葬”和“冥婚”，为已死男女结成婚姻和合葬的一种特殊形式和习俗。实际上是乡党时期地方官员为其二人举行的规格最高的“婚礼”结为夫妻后，又是官府为其举行的隆重的葬礼，女从男而合葬。“从葬”之俗一直衍续到明清和解放前的旧中国。也就是元杂剧中所说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看来当时的剧作者似乎领悟到了“从葬”的意思。也是通常所说的“阴婚”。而《墓记》中不用“死嫁”和“阴婚”而用“从葬”。并强调指出由“乡党士夫”地方官员“谓其令节”为其举行“婚礼”和“葬礼”。这既表明“梁祝婚葬”之礼的成因，又表示出其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背景。也只有从这个特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合葬”，生时非夫妻在一般意义上是不能“同冢”和“合葬”的。这在当时由官方为其二人举行如此隆重和如此高规格的婚葬之礼的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深思和深究的问题。在此处，若能有突破性进展，必将成为揭示济宁马坡《墓记》的深远意义和探寻梁祝故事之源流切入点。据此推定梁祝故事源济宁，必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四、从其“从葬”与“合葬”两个不完全相同概念的比较，亦可推定梁祝婚葬之礼的年代久远。“合葬”，《辞源》解：“旧时夫妇同葬一个墓穴称合葬。礼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指合葬其父母。又指附葬。……。”这就是说，只有生时已婚男女方可称之为夫妇，才能同葬一个穴墓，即合葬。实际上“合葬”之俗最早见于距今约5000年左右，邹城野店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父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这个时期(墓葬明显增大)出现了原始椁和成年男女合葬墓，由此可知“合葬”产生父系氏族时代，生为夫妻，死后当同葬，即合葬。“从葬”实际上是“合葬”的一种转化形式，“从葬”为已死男女结成“婚姻”并“合葬”的一种特殊婚姻形式。“从葬”之俗，始见于《周礼·地官·媒氏》“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前文已述)，即始于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距今约有3000年。即“合葬”之俗到“从葬”之俗，经历了约两千余年。故《墓记》中用“从葬”以别于“合葬”。依据“从葬”和“合葬”的区分，又可推知梁祝婚葬之礼的年代久远，当在春秋之时。由此推知“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之语当出自《墓记》中所指《外纪》中的真情实事的记载。

其五、济宁《外纪》存在的必然性。

1)地方官员和史官的笔载记录是《外纪》产生和存在的必然。作为一对未婚男女，官府为其举行如此隆重的“婚礼”和“合葬”之礼，必然如实载录。事关之大，必然谨慎从事。按我国春秋之际，天下之治、尊周礼，“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庶民无不囿于礼法，故时时教民读法，全国王法岁首悬于家魏纵民观览十日”(见《中国文化史》柳诏徵编著)。《周礼·地官·闾胥》：“凡春秋之祭祀，役征、丧纪之数，聚众庶；即比(评比)，则读书(法)，书其敬敏任恤者。”意思是每当春秋大的祭祀活动，徭役征用，丧纪事宜，要召集全闾众庶，进行查纠告诫，向众庶读法，书写(记录)敬天地父母，聪惠、仁义，救助贫弱的人。而在春秋时期任国或者说邾国(这无关紧要，因为任、邾都是诸侯国，都在今济宁市辖区内)发生了梁山伯相思而“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祝英台苦思山伯君子……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于家中)。必有闾胥召集全闾众庶，查纠读法，追其死因，评其德节，书其事、记其行(这当是最初的记录)，上报乡党士夫(为礼法执行者，掌六乡，刑狱之人)，细查其情(核实材料上报待批，当是第二次的修改稿)，并书以奏明国君，准奏而决断。这就是《墓记》中“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由来。即按“乡党”时期的地方官员之意旨为其二氏，举行“婚礼”和“合葬”之礼。再者，依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载：“周朝的殉葬制度，祭礼、葬礼是大礼”；“春秋时期还讲周礼，尊王室，重祭祀，……有死丧事故，赴告各国，供史官记录”。和《中国传统思想》一书271页载：范文澜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史官文化”。由此可知为其梁祝举行“婚礼”和“合葬”之礼的仪式必然极为隆重。参加者必然众多。既有公、卿、大夫(包括下大夫)、乡士(包括上士、中士、下士)等地方大小官员，又有众乡亲、诸故老和族人参加，其中必然有史官参与并作有笔载、记录(这当是经国君批准为其举行婚葬之礼时的第三次记录)。但对二氏出处记载都不够详细。综上所述有充分理由说明墓记第一句所载《外纪》出自乡党时期的士夫和史官之手，至少有三稿，故此推定《外纪》的存在是不可否认和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但是，由于历年的争战和明代后期大量馆藏图书和档案被毁灭，致使原《外纪》及梁祝婚葬之礼的纪实难以查到。这和《金楼子》的命运一样，均已湮没。包括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资料，也是从国外查找到的。不应因已佚失，而否定《外纪》存在的事实。

2)其他各地所载梁祝，都是济宁所载梁祝之事的变异，反证了济宁《外纪》存在的事实。《外纪》所载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即由“乡党士夫”为梁祝举行“婚葬”之礼的真情实事，当是最早的文字载录。正是由于人们不解梁祝婚葬之事的含义。由于周朝以来的赴告(通报)制度的存在，早在梁元帝之前把梁祝婚葬之礼的事，就已赴告(通报)各地侯国。所以南朝的梁元帝萧绎(公元552年———555年)对梁祝的“婚葬”之礼，感到“惊奇和奇异”故而在所作《金楼子》中记下：“梁祝事异矣”五个字；《会稽异闻》又转录了这五个字；明末徐树邳亦不解其义，又在所撰《识小录》一书中记下：“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这本来可以肯定的说明是对济宁所载“乡党士夫”为梁祝举行婚葬之礼的一种再现和变异。而宁波也不考究一下“异矣”二字的依据和由来(“异矣”二字就是因不解“从葬”二字的内涵所致)，却以此五字的记载，极力宣扬梁祝故事源宁波，实为牵强附会之说。然而唐中宗(李哲)时代的(公元684年———710年)梁载言，则把“乡党士夫谓其”祝英台的“令节”品质，使之“从葬山伯之墓”的事实，理解为“义妇……”与“……同冢”。在其所撰《十道四蕃志》记曰：“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仅15字)。这本来应当肯定地说，是对济宁由“乡党士夫”为梁祝举行“婚葬之礼”的误解和变异，而宁波又不问一问，“义妇”和“同冢”的来历。一位未婚女子能称之为“义妇”吗？能“与梁山伯同冢”合葬吗？并又以此十五字极力宣梁祝故事源宁波，对这种漫无边际的附会之说，实在不敢苟同。《墓记》中所以强调梁山伯的君子般品格和祝英台的令节品质，是“乡党士夫”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婚葬之礼后而合葬的原因。这也是对晚唐张读所撰《宣室志》记曰“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和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的否定和批判。张读把一个未婚女子，因“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就说“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显然不当；再说祝英台已上“贼船”，路途中经过梁坟时，坟裂、投崖、而并埋、未婚合葬，实为不义之举。此处所载，既不合情、又不合俗，更是“法礼”不容之事。只能视为是牵强附会的传奇人物，绝对不应称之为原型人物，也绝对不是原型人物。只有济宁马坡《墓记》所转载《外纪》中所记“乡党士夫”为梁祝举行“婚葬之礼”乃真情实事，才是原始(原型)人物的记录。上述他地所载梁祝之事，只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实为流之所聚，反证了济宁《外纪》所载梁祝“从葬”———“婚葬之礼”的泉源之所出，这也反证济宁《外纪》存在的事实。据此，可以肯定的回答：济宁马坡《墓记》所载，“乡党士夫谓其(祝英台的)令节（品质），从葬山伯之墓”，是最早的、真情实事直录的文字记录。梁祝故事源济宁当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此应当把“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译为：在祝英台死后，“乡党”时期的地方官员“士夫”，因为祝英台的令节品质(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女子的贞节大于生命)，并为梁祝二氏，首先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结为夫妻，而后为其举行合葬之礼，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这样就比较准确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应不加分析和不加解释地就称济宁梁祝墓为合葬墓，更不应当或者说绝对不应当把《墓记》所载梁祝之事当作“故事”和“传说”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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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梁祝的婚葬之礼为乡党时期的地方官员“士夫”所为，《外纪》又出自于乡党时期的士夫之手。据此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梁祝之事发生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即春秋时代，当之不误。由此推定梁祝原型人物在济宁，亦是不可否认和无须争辩的事实。由此，可以肯定回答梁祝故事源济宁。

我们的梁祝研究专家、史学家、文学家、作家、艺术家若能达成共识，依据《外纪》所载“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及地方戏传唱的“周公之礼定纲常，……梁山伯祝英台就在那红罗峄山念文章”的提示，编演一部梁祝峄山上学所结下的纯洁爱情及其死后的婚礼和合葬之礼的剧目，再现春秋时期爱情表达方式及其婚葬之礼的场面，一定会比祝英台钻坟、化蝶的剧目更为真实，更为动人。

下三图均略：图一：济宁马坡出土梁祝墓碑

图二：梁祝读书洞

图三：梁山伯祝英台墓记拓片

上述就是明正德皇帝〖赞扬了乡党士夫“从葬”祝英台的义行，记中赞曰：“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内涵所揭示的“梁祝实现夫妻合葬的真实面貌的”——仅作保存稿的专题解读之《二》。

正是《墓记》中：赞扬了乡党士夫“从葬”祝英台的义行，记中赞曰：“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揭示梁祝忠贞的爱，纯洁而不异初心的爱，故而有“闾胥召集全闾众庶，查纠读法，追其死因，评其德节，书其事、记其行”评其“德节”；结果是“独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与之倩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吁（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把这样的记录上报“乡党士夫”，直致君王允准，指令乡党士夫和族家亲人为其举行声势浩大的“婚礼”结为夫妻后，又举行隆重的合葬仪式（葬礼），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实现了“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的“夫妻合葬”；并为之建造了“国办”性质的“第一座梁祝夫妻合葬墓”和祭祀场所——“梁祝祠”。这就是梁祝相思而死后，最真实，最完美的结局。这也是“刻石立传之功，给后人留下梁祝文化历史瑰宝，对研究梁祝文化提供了科学根据”。使“梁祝文化的宣传纳入正确轨道，纠正了当时对梁祝故事的邪说、妄说、谬说、不健康说，对梁祝文化正确传播有承先启后之功，是前人所未有的伟大创举”。

该文刊发于2005年12月9日《济宁日报》，一年后，竟然在杭州引起强烈的反响：据2006年12月18日《齐鲁晚报》A15，转新华社发的报导，【《杭州新人举办传统周制婚礼》12月17日杭州一对新人在西湖郭庄举办了一场传统的周制婚礼。据介绍，周制婚礼是华夏婚礼的原型，以后的汉族婚礼在周制婚礼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形成）。周制婚礼仪式包括盥礼、祭酒、结发、结缨等程序，由赞者、司仪、执事等数人主持整个婚礼仪式】。浙江“梁祝爱情传说”是化蝶夫妻，又被认定为东晋时代的人，为此杭州市被命名为“爱情市”。今日之杭州能在青年中推行传统的“周制婚礼”；而在孔孟之乡，今日之济宁梁祝原型人物所在地，更应该尝试一下“周制婚礼”传统；而不应当大唱祝英台“临上轿前提出三项要求”、途经梁山伯坟墓时“哭死在墓前”的所谓“现代爱情的盛典”。

该文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梁祝合葬的历史原貌”；暗示出“梁祝传说”的起点。所以点击率比较高（目前该文点击数已达：12438次之多）。

就是这篇《破译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之谜——揭秘“梁祝”的“婚礼”和“葬礼”》于2006年以“梁祝的婚礼与葬礼”为题被发送至网上，五年后的2012-05-09竟然被删掉作者姓名和刊发时间、上网时间后，篡改为“破译梁山伯祝英台之谜（文献）”又直录其原文，设法置于某个名下，成为某个人的“文献资料”；这种明目张胆的窃贼行为，实质上是梁祝研究的败笔。只知靠窃取别人的现成资料而彰显个人；就不知道通过个人努力获取更多的“文献资料”；实际上，上文仅作为保存稿；现以破译“梁山伯祝英台合葬”的千古之谜为题，并对原文内容结构加以调整，进一步充实相关资料，从进一步揭示“从葬”的内涵中阐明梁祝二在相处的四年中所形成的“千古爱情绝唱”。（此文涉及到的“文献”资料更丰富，是不是更直得伸出贼手，篡改“破译梁山伯祝英台合葬的千古之谜（文献）”呢！请阅下文：）

进一步认识：明代重修“梁祝墓”和“梁祝祠”时的“刻石立传之功，给后人留下梁祝文化历史瑰宝，对研究梁祝文化提供了科学根据。—把梁祝文化的宣传纳入正确轨道，纠正了当时对梁祝故事的邪说、妄说、谬说、不健康说，对梁祝文化正确传播有承先启后之功，是前人所未有的伟大创举”。进一步揭示明正德皇帝〖赞扬了乡党士夫“从葬”祝英台的义行，记中赞曰：“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的内涵。

进一步破译“梁山伯祝英台合葬”的“千古爱情绝唱”之谜

卞雄杰顾承银朱继德冯大川

（该文对刊发于2005年12月9日《济宁日报》和2006年被发送到网络上的文章，作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对原文结构作以调整）

今天再从揭示“梁祝传说”中“原型”人物初始形态的本来面目，作以探源分析。

准确解读济宁“梁祝墓记”碑文 “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的记载并揭示其深层内涵，破译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之谜的关键；又是准确解读济宁马坡“梁祝墓记”的切入点和认定济宁“梁祝墓记”所载“梁祝历史原型”真情实事的突破点。“从葬”，实际上是指“乡党士夫”为已死未婚“梁祝”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后，再举行“葬礼”，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女从男、妻从夫而合葬建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这就是广为流传“梁祝传说”的初始形态（历史原貌）的本来面目，或梁祝原型人物的所在。

正是由于人们忽略了480多年前明代官府以“刻石、树碑、立传”的形式留在济宁的历史之瑰宝——“梁祝墓记碑”，仅仅依据晚唐张读所撰《宣室志》、宋大观中，明州知事李茂城撰《义忠王庙记》的故事情节，特别是晋丞相奏表“祝英台义妇冢”记载；千余年来一再演绎着祝英台途经梁坟，“下桥祭拜，坟裂并埋”（合葬）的情节；特别是《越剧》中的祝英台钻坟与梁山伯合葬和“双双化蝶”生动活泼的情景；又依据《越剧》故事情节的音乐旋律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更为感动人。所以一提到梁山伯和祝英台，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梁祝化蝶的镜头，一般多愿欣赏唐人传奇之“叙述宛转，文辞华艳”、“驰骋想象力”的梁祝传说、梁祝故事。少有人问及“梁祝”到底是怎样结成夫妻和合葬的。笔者仅就“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的载录作为切入点，以揭示“乡党士夫”在“梁祝”死后为其举行隆重的“婚礼”和“葬礼”，实现“以遂生前之愿”——“夫妻合葬”历史原貌的谜底。这也是在480多年中，一直未有人揭示的问题，甚至史书找不到直接的记载和可供直接借鉴的情节。若抛开私念，以平静心态去考究，还是能从史书上，特别是在《周礼》中找到准确地答案。笔者作如此考究和解读，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达成共识。

㈠对“乡党”与“士夫”的考究和解读，据此，领会“梁祝婚礼与葬礼”的主办者

“乡党”之称谓，源于《周礼·地官·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使之相互负责、相互担保）；五比为闾（25家），使之相爱（使之互相托付、互相关爱）；四闾为族（100家），使之相葬（使之能在丧葬上能相互帮助）；五族为党（500家），使之相救（使之能在遇到凶祸时相互救助、救济）；五党为州（2500家），使之相赒（相互接济，相互周济）；五州为乡（12500家），使之相宾（使之能和谐相处、能敬重乡中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此载，明确地告诉人们“乡党”是周朝区划的建制。始于西周，衍至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春秋后期就已出现了郡县的编制。秦统一后，地方区划改为郡县制，“乡党”区划之称谓基本不存在；“士夫”：实际是指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官员。亦见于《周礼·地官·司徒》：乡（设）大夫——卿一人，乡士一人；党正，每党（设）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设）上士一人；闾胥，每闾（设）中士一人；五家为比，设下士一人；“乡党士夫”就是指,乡大夫、乡士、党之下大夫、族之上士、闾之中士、比之下士之称谓也。范文澜先生《在兼并战争中变化着的东周社会》一节中指出：“士大抵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军事上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一群有力人物，因此得到卿大夫的重视”。《辞源》有解；闾胥，古代官府中的小事吏。《周礼·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读如谞，谓其有才知为什长。”疏：“案周室内，称胥者多，谓若大胥，小胥、胥师之类，虽不为什么长，皆是有才智之称。”这实际上是指中下士。上述记载又与《周礼·地官·司徒》所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上下总计213人）”前后记载相一致。这些记载都是在说明“乡党士夫”是“乡党”时期的“地方官员”而不是他指；而且在《周礼·地官·司徒》还指出“教官”所教内容：“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处所载，又可说明梁祝德节品质形成的文化背景。

㈡对“令节”的考究和解读，以此说明为其举“婚礼”与“葬礼”的原因或依据。

“令节”源自“闾胥追其死因、评其德节的召丧纪实”（详见《梁祝为春秋任国人》一文中有关论述）；《辞源》解：“令节”是指梁祝清白的节操，“既以约终，令节不衰”。这又是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的美德。正如“墓记”中所载：祝英台“卒然变笄易服（据汉族姓氏中，女子十五岁举行笄礼‘结发加笄’取字，男子20岁“结发加冠”取字，以示成年的习俗；表明祝英台时年15岁，梁山伯20岁初次相遇）冒为弟子。……竟读书乃振门风以谢亲优。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背着书箱）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时年20岁）；这就是祝英台和梁山伯初遇相识时年龄，其后被演绎草（曹）桥“结拜”的年龄。元杂剧和明·冯梦龙《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亦有十六岁上学的记载），“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此时此地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结下纯洁的爱情，戏剧中的“三载同窗”）。“一日，英台思旷定省，言告归宁”（峄山上留下第一次话别“传说”中的“断桥”遗址，此后演绎出戏曲中的话别，十八里相送情节）。“倏经半载，山伯亦如英台之请，往拜其门，英台肃整女仪出见……”（访问、再相会，此后又被演绎成‘楼台会’、始知为女，实为“楼台伤别”）“山伯别来不一载，（因相思）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四年”中形成的“千古爱情绝唱”）。西庄富室马郎亲迎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既以约终’以身相许），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与其忘初、而爱生，孰若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令节不衰”），“马郎旋车空归”（祝英台至死未上马氏迎婚车，马氏亦无抢亲之意）；“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作为一个妙龄女子与一个年青男子同床共枕，虽三年衣不解，是不符合礼仪的，更是《周礼》所不容的，然而由于“梁祝”纯真的爱，忠贞的爱；“真情隐于方寸”、“既以约终”、不“异初心”的爱； “舍生取义”、“令节不衰”的爱，还是感动了众乡亲、诸位故老和“乡党”时期的地方“士夫”之官员的谅解。特别是祝英台的令节品德，倍受历代官方意识形态的赞同和倡导，更得到官方的大力宣扬。亦如“墓记”载：“俾一时之节义，为万世之湮没，仁人君子所不堪” “祖宗以来,端本源以正人义，崇节义以励天下”的传统；“独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舆之倩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之下”，故而“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祝英台的“令节”品质，就是“从葬山伯之墓”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对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梁祝”品德的真实描述；这又是“传说”中“义妇说”的初始形态的“雏形”，或“义妇说”是由“令节说”演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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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对“从葬”两个关键词的考究和解读，以此，揭示为“梁祝举行婚礼与葬礼”和为之建造“梁祝夫妻合葬墓”隆重过程。

济宁马坡赵廷麟所撰“梁祝墓记”中，用“从葬”而不直接用“合葬”，中华文化的深奥之处就在于此，“从葬”与“合葬”一字之差，差之万里。“墓记”中用“从葬……”，可谓用词巧妙而准确，其意深远也。“从葬”网站上解释为“殉葬”或“附葬”（这里主要指已婚女死后随夫的合葬），像祝英台与梁山伯均因相爱、相思而死，均为未婚青年男女的非正常死亡，按照习俗是不允许合葬的，那么未婚祝英台如何“从男、从夫而合葬”的呢？依据“从葬”一词，源于《周礼·地官·媒氏》的“禁迁葬者与嫁殇者”之记载，据此内涵可以做出肯定地回答：“禁止没有夫妻名分的男女合葬在一起，也禁止未成年而死亡的人。”此解释，清楚的阐明不是夫妻的男女不允许合葬；已死未成年男女也不允许再论婚丧嫁娶和合葬之事；而《辞源》分别在175、414、1237页对上述两词，作了详细地解释：“禁迁葬者”的【禁】：①禁止。《易·系辞》下：“禁民为非曰义”。②“法令习俗所避忌的事”。《礼·曲礼》上：“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之意。【迁葬】汉·郑玄·注：“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嫁殇】“为夭亡男女举行婚礼和合葬”（此载，表明为夭亡男女举行婚礼，结成夫妻后而合葬的习俗，这又是为“梁祝”举行“婚礼”与“葬礼”的依据，或者说“梁祝婚葬之礼”的由来）。【嫁殇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此处是在说明祝英台15岁与梁山伯相识至“19岁以下而死”、“死乃嫁之”再次说明四年中形成“千古爱情绝唱”）。【冥婚】：“古代迷信为已死男女结成婚姻并合葬”（这里是在说，已死男女，只有结成婚姻（夫妻）才能合葬）。

从上述对“从葬”二字的剖析中，至少可以概括下列四层意思：一是“从葬”表明梁祝“生时并未结为夫妇，（祝英台）死既葬迁之，使相从”；同时说明祝英台“十九（岁）已下而死，死（后）乃嫁之，死既葬迁之，使相从”。“墓记”中用“从葬山伯之墓”阐明梁祝的婚葬之事，不直接用与梁山伯“合葬”或“同冢”，以此区别于生前夫妻的死后合葬。二是“从葬山伯之墓”的“从葬”，实际上是指“乡党士夫”之地方官员在梁祝死后，谓其梁山伯的君子品格和祝英台的“令节”品质，为其二人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其后再举行合葬仪式，使女从男、妻从夫而合葬，“以遂生前之愿”，并为之建造了“夫妻合葬”。三是，在周朝礼仪制度相当严格的情况下，“乡党士夫”绝不敢、更不会独断、自作主张凭白无故地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而合葬建墓，必然依据《周官·闾胥》：“凡春秋之祭祀，役征、丧纪之数，聚众庶即比（评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意思是“每当春秋大的祭祀活动，徭役征用，丧纪事宜，要召集全闾众庶，进行查纠告诫，向众庶读法，书写敬天地父母，聪惠仁义，救助贫弱的人。”）故而在祝英台“苦思山伯君子……悲伤而死”后，有“闾胥召集全闾众庶，查纠读法，追其死因，评其德节，书其事记其行”（这当是“谓其令节”，最早文字的由来）上报“乡党士夫”（礼法执行者，掌六乡刑狱之人）决断；“乡党士夫”再是层层如实上报，直至君王其后有“乡党士夫”遵照君王圣旨，谓其二人的高尚的德节人品和纯洁的爱情，为“梁祝”主办了隆重的“婚礼”结为夫妻；其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合葬和建墓仪式（“葬礼”），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女从男、妻从夫，而合葬于梁氏坟墓中，并为之建造了“中国梁祝第一座夫妻合葬墓”，这就是明代官府以“刻石立传”的形式，把中国梁祝这一感人肺腑的真实过程和成因记录下来，自觉地传承给子孙万代，表明历代官府对梁山伯之君子般的品格和祝英台的令节品质的推崇；这也是“墓记”中用“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阐明梁祝生时未结为夫妻，死后有“乡党士夫”使其结为夫妻而合葬的做法，既合乎“天理”的周礼之规定，又合乎周朝以来所形成的习俗和“人情”；同时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价值优先的本质问题”——“秩序的和谐与稳定”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当是中国梁祝相处四年中形成“千古爱情绝唱”最完美、最真实、最合理的结局初始形态的笔载、记录；这就是“梁祝传说”的本来（原本、源本、本源、最初）的面目和原始形态，“原型”人物的真实面貌；这也揭示了“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礼”和“葬礼”的真实原因和隆重过程，更是回答学者们对梁祝原型人物合葬的多种猜测和假设的“钻坟、化蝶”说的由来。四是，“乡党士夫”地方官员是遵照圣旨“谓其令节”，为其梁祝二人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和“葬礼”（合葬之礼），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同葬一个穴位的合葬），可以想象到“梁祝婚葬”之礼的规格之高和声势之浩大，这不仅揭示出其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同时告示人们参与“梁祝婚葬之礼”者多多，不仅有地方官员、学者、知名人士和梁祝族家亲人（包括长辈的诸故老和同辈），目睹和了解梁祝婚葬之事的历史原貌者多多。由此，我们又可以了解梁祝传说形成和广为流传的线索：如，“传说”中的“义妇说”；如元杂剧中所说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说，如 “清官侠女骨同穴”说以及一直衍续婚葬制度，特别是“死嫁”和“阴婚”之俗等等，无不与山东济宁“墓记”所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所述，济宁“墓记”所录“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深思和深究的问题，若能在此处有突破性进展，必将成为揭示济宁马坡“梁祝墓记”的深远意义和探寻梁祝故事之源流的切入点，找到真实的原版梁祝之所在。最真实的原版梁祝或“梁祝”原始形态的“原型”就是“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后，又为其举行合葬建墓的“葬礼”仪式，实现了夫妻合葬，“以遂生前之愿”。济宁“梁祝墓”既然是“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后所建造的“夫妻合葬墓”，理所当然的称之为“中国梁祝第一座夫妻合葬墓”。据“乡党士夫”出自《周礼》；“令节”源自《周官》“闾胥评其德节的召丧记实”；“从葬”源出《周礼》“禁迁葬者与嫁殇者”；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梁祝之事发生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即春秋时代，当之不误。

我们的梁祝研究专家、史学家、文学家、作家、艺术家若能达成共识，依据上述事实编演一部“梁祝”由相识在峄山上学三年的相知，所结下的纯洁爱情及其以后的婚礼和合葬之礼的剧目，再现两、三千前形成的民族之民俗——春秋时期爱情表达方式及其婚葬之礼的场面。一定会比祝英台钻坟、化蝶的剧目更为真实，更为动人，更能体现“梁祝原型”的本来面目，更能说明济宁“梁祝”的原型性、源头性。

一孔之见，以供商榷。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若进一步考究，既可揭示“梁祝婚礼与葬礼”的隆重程度；又可揭示“梁祝婚礼与葬礼”在吴桥举行。

★◆专题解读篇之三：对“墓记”中“外纪”与“传闻”的解读

“墓记”首句曰：“外纪二氏出处弗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已说明此事出自“外纪”，但记载“弗详”；而通过访问“诸故老”、“传闻”补充了“出处弗详”之处，这是赵廷麟交待的为梁祝写志时的主要依据资料。如何解读“外纪”与“弗详” 问题至关重要，一但误读，特别是“传闻”很容易误读为“传说”；就会以此否定“墓记”所载的“真实性”和“原型性”。

对“外纪”探索过程的回顾：可从上述两篇探索之作说起。经多方面考究，应当肯定“外纪”的存在。《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济宁》该文肯定地指出：赵廷麟所撰写的“墓记”是“查阅‘外纪’，采访诸故老，记载了墓主，即真实生活中的梁祝”，以表明赵廷麟为梁祝写志、作传时，有“外纪”在手，但“外纪二氏出处弗详”，故而有“采访诸故老，传闻……”，故而说济宁“梁祝墓记”所载“梁祝生平”的主要来源于“外纪”和“采访诸故老”的纪实。“‘梁祝合葬墓’建于梁家祖林，符合当地丧葬礼俗，且在丧葬礼仪严格的孔孟之乡，梁氏家族不会接受泊来者埋骨”，已明确“济宁就是孔孟之乡”。因为“梁祝历史原型”在济宁，所以进一步肯定地指出《梁祝故事源济宁》。关于“梁家祖坟”主要依据1995年挖掘“梁祝墓碑”时多位老者所说“是梁氏祖坟”原有两块碑。为证实“乡党士夫”所建“梁祝夫妻合葬墓”就是建造在梁氏祖坟中，冯大川（又名冯凯）同志于2007年夏天专程到两城七村拜访了70多岁的梁锡厚老人，问其祖辈，说是从南阳镇迁入此地，家住南阳镇火神巷2号的二叔梁如桢比较了解；又从两城专程去南阳镇拜访时年80多岁梁如桢老先生。老人身体很虚弱但思维清楚，当问及南阳有没有族谱时，清楚告知，早已找不着了；当问到马坡“梁祝墓”时，老人承认是梁家的祖坟，并清楚记得，他在十几岁时，曾跟随本家的爷爷，几个人去马坡上过一次坟（祭祖，上坟烧香、加土圆坟、祭坟烧纸，一般说“上坟”或“烧纸”），先撑船到鲁桥，再跑一段路才到马坡。其后在东单另购置了林地，百年之后都上东单（指死后埋在东单林地），从那以后再也不用去马坡上坟、烧香了，这说明梁氏后裔亦承认此地为梁氏祖坟。

上官好岭等同志在《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人》一文中明确指出：梁祝外传的复出，马坡梁祝墓是全国九处墓址中，唯一有墓志纪事，且于纪事中载明二人合葬的地方。分别记载生平和颂扬义节（通过重建祠堂起因）两个部分，详载了真实生活中的梁祝其人及其爱情瓜葛，其死因和地官指令二人合葬，与世传神话截然不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墓志的撰写者，在此为我们清楚地指明了墓志全文的数据来源。序曰：“外纪二氏出处弗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祝）在昔济宁九曲村。”此处交待十分明确，墓志关于梁祝的纪事，本于梁祝“外纪”，由于“外纪”对梁祝出生地记载不够详细，故有对故里老人的采访。

前文说，赵廷麟在撰“墓记”时“查阅外纪”；该文又说，“墓志关于梁祝的纪事，本于梁祝‘外纪’”；墓志的出土实为“梁祝外传的复出”，均是在说明“外纪”或“外传”存在的事实。

“外纪”的文字来源和存在：“外纪”的文字数据来源于“闾胥的召丧记实”：《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人》一文中关于“梁祝合葬的成因”，有一大段记述：

神话传说中的梁祝，其合葬为：祭夫、钻坟、化蝶，此说怪诞。而在我国诸多史籍的记载中，也无梁祝合葬的历史真实纪录，有言梁祝合葬就是有钻坟造成，将传说的钻坟合葬，断取为史载“合葬”；不然又说，“梁祝为传奇人物，未必真有其人……”此论似有偏颇,依笔者之见,中国之老百姓不会无端造出一个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来。那么，实际生活中的梁祝，即神话梁祝的“原型”人物又是怎样呢？马坡合葬墓志的发掘，首次将“梁祝原型”人物的真实死因及其合葬过程展示给世人。马坡墓志，地处梁家林，世受梁祝族裔奉祀，今林虽毁，墓志尚存，从其“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的文字考断，便知二氏合葬于“士夫”所为了。“乡”“党”为春秋的地方区划，约当今之“乡里”。“士”“夫”为地官之属，即乡士及党之下大夫。乡士——周代官名。周礼秋官乡士，掌国中，掌其乡中人数而纠戒文。故祝氏悲伤而死，必有闾胥召集全闾众庶，查纠读法，追其死因，评其德节，书其事记其行上报乡党士夫，由其决断，故而成为“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而合葬原因，其事出于闾胥召丧记实。细查其情，乡党士夫，既非乡中百姓，也非一般观众庸人，实为礼法执行者，掌六乡刑狱之人，其二氏合葬，盖出官府之意旨也。

从上段叙述中，可以明确：“闾胥追其死因、评其德节的召丧记实”，上报“乡党士夫”（礼法执行者，掌六乡刑狱之人），再逐级上报，以致得到君王允准，令其“乡党士夫主办梁祝的丧祭活动”；表明梁祝丧祭活动定有所记，若是史官所记，当是正史供皇帝御阅，一般人难以见到。确切地说“外纪”的文字由来：一是“闾胥召丧记实”底稿的留存传于后代，因为未纳入正史，故而称之为“外纪”；二是目睹者（文人、学者，族家亲人）所记，传给后代，亦称之为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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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官”与“外纪”史学家范文澜老先生《中国传统思想》一书中曾说，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史官文化”而在所撰《中国通史》中记有：（各诸侯国）“春秋时期还讲周礼，尊王室，重祭祀，论宗姓氏族，列国间朝聘盟会，赋诗言志，有死丧事故，赴告各国，供史官记录。到战国时期，一切都不讲了”。《邾鲁春秋》载：“西周和春秋时代，周王室与诸侯各国都设有史官，专门记录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这就是说，“史官制度”和“记事制度”决定了《外纪》存在的必然性和可信性。当时还有一种“赴告”制度，即王室或诸侯国发生什么大事，必须向各国通报。所谓《春秋》之文因鲁史，鲁史之文因“赴告”，即是如此。据《辞源》（254页）解，“史官：主管文书、典籍之官。《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之名称。而六官所属诸职司，皆有史。诸侯列国也有史。汉太史称令。魏置著作郎，当撰著之任。晋称大著作。北齐之后专置史馆。唐代常以他官兼典史职，后来、官著作者执掌碑志、祝文、祭文，修史乃属于兼典史职的修撰及史官。元明以后，翰林院学士兼任史事，故翰林亦有太史之称”。孟元身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兼任史事，为“梁祝”篆额碑名，足以说明“梁祝”的史据来源和史据的可信性。从上述分析，一是“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书以奏明（当今皇帝）授命兹托”；一是翰林院五经博士篆额碑名；又有两名县事撰文和书写，手中必然有可靠的依据资料，此乃说明“外纪”存在事实的可信性。所谓“外纪”：主要是“史官”供帝王阅览和“赴告”各侯国所用，赵廷麟未能查阅到；所能查阅到的只是参与已死未婚“梁祝”、“婚礼”和“合葬之礼”的“史官”所记尚未形成“正史”而遗存下来的底稿（手稿）或散落于民间的底稿；特别是梁氏、祝氏的直系亲属，及众乡亲、诸故老和族人参与“梁祝”的“婚礼”和“葬礼”，定有据其目睹见闻的笔载记录留存于世，传给子孙后代，这就是赵廷麟所言“二氏出处弗详”的“外纪”。

关于“外纪”：1、《现代汉语词典》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外史”，“指野史、杂史和以叙述人物为主的旧小说之类”；2、《辞源》又称之为“外传”，“为史书所不载的人物立传；或于正史外另为作传，记录遗闻逸事，都叫外传。如《汉武帝外传》、《赵飞燕外传》等”。据此载，说明“墓记”首句所言“外纪”当是指“外史”之类的资料或“史书不载人物的立传”，“或为正史外另为作传”的“外传”，表明“外纪”存在的事实。这就是说“外纪”或“外史”、“外传”是撰写济宁“墓记”的主要依据，当时定有可靠的资料在手。虽然目前尚未查找到“史官所记”和赵廷麟所言“外纪”，但据“墓记”载“太史尝以忠臣烈女同传”记载的本身足以说明为梁祝重新写志、立传时依据的可靠性；足以说明明代官府委托赵廷麟依据“外纪”或“外传”、“外史”所记事实所撰写的“墓记”就是一部完整的“刻石方志”，就是一部最真实的“梁祝传”。它的存在和复出当是目前全国唯一有官府委托地方官员所撰写的一部“刻石梁祝传”，当是官方文本，是正史，它必将在21世纪以原生态的“梁祝原型”改写“祭拜、钻坟合葬、和双双化蝶”传说的历史。

对“外纪二氏出处弗详”之“外纪”内容的初探：所谓“外纪二氏出处弗详”，主要是由于梁祝生活的年代在秦汉之前，春秋时期的书写条件和传记特点，一般记载都比较简略。“外纪”到底简略到什么程度；其内容“英台者，聪慧殊常。闻父咨叹，卒然变笄易服，冒为弟子，……竟读书乃振门风以谢亲忧。……从者负笈不约而会梁山伯……同诣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英台归。倏经半载，山伯往拜其门。……山伯别来不一载，疾终于家。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悲伤而死。……马郎旋车空归。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虽不满200字，可也是一捆不小的竹简，很可能更简略）。这大概就是赵廷麟所见“外纪”的简略内容并直录于“墓记”中，特别是对“外纪”精华 “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载录，告诉人们“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后，举行的“合葬”建墓仪式，“以遂生前之愿”的夫妻合葬。遗憾的是内容“过于简略”、“出处弗详”通过“迩来访诸故老，传闻……”补充了“出处弗详”和“过于简略”的不足处：如 “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乡人呼为员外。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里胥之繁科，其富如何？……出试家人不认识，出试乡邻不认识。……时值暮春，景物鲜明，……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动问契合……同诣峄山……一日，英台思旷定省，言告归宁……英台肃整女仪出见，有类木兰将军者……葬于吴桥迤东。西庄富室马郎亲迎至期，……少间，愁云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这样补充梁祝之事的具体情节更为生动和完善，特别是祝英台的驻地和梁山伯往拜其门之地（九曲村），与梁山伯初次相会地（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共读三年的地址（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梁山伯的死后葬地（葬于吴桥迤东）清楚地告示人们此处就是“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葬之礼”后，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并为之建造“夫妻合葬墓”之地，据此可以进一步探讨“乡党士夫”为其举行“婚葬之礼”的具体地址和祝英台“死既葬迁之”的“迁葬”之地。

对“弗详”和“传闻”的解读

所谓“外纪二氏出处弗详”主要是由于梁祝生活的年代在秦汉之前，春秋时期的书写条件和传记特点所致，一般记载都比较简略。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的人物传记，撰写人物时只是简单的记言或记事。只是到了汉代才出现用竹简书写的长篇文章，据有关资料介绍：“齐地人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平原仄次，今山东陵县人），到长安给汉武帝写信就用了三千个竹简，汉武帝用了两个月才读完”。上官好岭同志在《梁山伯祝英台为春秋任国人》一文中记曰：

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人物传记，传写人物只是简单的记言或记事，汉司马迁开列传之先河，方演为后世传记之格式：记生年、乡籍、生平等项内容，故梁祝“外纪”存在“出处（生地）弗详”之情形，亦不足为奇。对发生春秋时期的有关“梁祝”的“婚礼”和“葬礼”记实所依据的“外纪”或“外史”、“外传”存在“出处（出生地）弗详”之情形，是可以理解的。

所谓“迩来访诸故老，传闻……”

“迩来访诸故老”主要是指众多参与梁祝婚葬之礼的目睹者，靠口头的传颂留给下一代，而且是代代“传说”着先辈传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词典》有解“传”，“由上代交（传）给下一代”，“古代传下来的文化遗产”；“闻”者“听也”；《词典》亦有“传闻”之解：“辗转听到的”和“辗转流传的事情”的传承之说，以别于目睹者和亲见者。这实际上是指“辗转述说”着和人民口头“传说”着的梁祝之事，特别是“墓记碑”中“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载录，以“令节”阐明“乡党士夫”谓其“梁祝”二人高尚的令节品德、其事感人；又以“从葬”暗示给人们“乡党士夫”为其二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婚礼”结为夫妻后，又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使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女从男妻从夫合葬，“以遂生前之愿”实现了夫妻合葬；如前文所述，参与者众多，其中文人所记流传给后人，称之为“外纪”，而目睹者的代代口头相传颂，后代人听之称之为“传闻”，实是真情实事相传承，基本上同于“外纪”或“外传”所记，亦不失“梁祝原型”人物的本色。故而有“迩来访诸故老，传闻……”在今日之济宁九曲村找到祝英台的家和“邹邑西居”吴桥村梁山伯的驻地。补充了“外纪二氏出处弗详”的不足之处，仅此而矣。

“邹邑西居”就是古邾国都城所在地峄山，峄山被人们称之为“露天之历史文化宝库”。勤劳善良的邹峄人民借景寄情，寓情于景，把无限美好的憧憬和梁祝编成民间故事、掌故轶事，惟妙惟肖，脍炙人口。“女娲造峄、伏羲画八卦、玉帝嫁女、王母蟠桃、梁祝读书、俞伯牙制琴……枚不胜收”。这说明“梁祝读书”在峄山的“传说”时间久远，且多而集中：仅读书遗址就有五处，还有“梁祝闹五宝”、“妖精洞梁祝除妖”、“断桥隔断梁祝情”、“两下店”等多处传说遗址，而且在鲁国故地广为传唱着：“周公之礼定纲常，梁山伯祝英台就在那红罗峄山念文章”；“周纪王峄山顶上建学堂，学堂修的四角方，十根玉柱九架梁，……还给师傅修建了下马牌坊……”均可理解为“梁祝传说”发生的时代久远；均可理解为“传闻”——“祖宗以来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就是说“传闻”与“外纪”、“外史”一样作为明代官府委托地方官重新为梁祝“树碑、建志、立传”的重要依据。所以赵廷麟所撰写的“梁祝墓记碑”；就是明代官方留给后人的一方“刻石方志”，一部最有权威性、最翔实、最完整的“刻石颂德的梁祝传”，也是全国目前唯一的、最真实的“梁祝传”。正如刘昭瑞先生网上撰写文明确指出“墓记文字略无文饰，也没有化蝶一类悲情描写”，故而不应以“传闻”二字为据，把“墓记碑”所载“梁祝婚葬之事”的初始形态和历史原貌，解读为“故事”或“传说”；或误解为“附会成分多”。

是关于“外纪”下落的几点推测

“墓记”首句曰，“外纪二氏出处弗详”。“外纪”现已佚失和湮没。包括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数据，也是从国外查找到的。绝不应该，因为已佚失，而否定“外纪”存在的事实。那么“外纪”还能不能找到，我们应该把思路开阔一些，多做些实际性的工作，多查阅些数据：1、按《禹贡》与《职方氏》九州划分图解，今济宁市所辖，当时的鲁、邾、任国分别属于徐州、青州、豫州、兖州；战国时期又分别属于齐国、滕国、薛国，能否在这些地方的旧志中或者在民间收藏家手中找到“外纪”和有关梁祝婚葬的记载；2、明《永乐大典》（目前，中国仅存有226册，日本55册，美国45册，英国38册）；清《四库全书》中是否能查找到“外纪”；邾国、任国、鲁国是否有志保存，在这些资料中能否能找到“外纪”和梁祝的婚葬的记实；3、按当时的习俗“梁祝”婚葬之事已“赴告”（通报）其它侯国，是否在其它侯国的散记或收藏家及民间找到；4、特别是崔文奎、赵廷麟、杨环、孟元，参与“墓记”的撰写，其后代人手中有否留存，因为受钦差大臣之托，秉皇家之命，奉旨为“梁祝”重新写志、立传，这是一种荣耀，其后代很可能有所留存；5、南京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中能否找到崔文奎的“奏章”和“梁祝”婚葬之礼的记实。6、济宁地区梁祝曲艺，是很好的历史见证，是应当认真地搜集整理汇集成册，加以分析对比研究，而不是仅仅集录某一位演唱者的唱词而下结论。总之要下功夫，必须敢于调动和支持广大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梁祝研究，仅靠少数人的抄录和改写是难以解决此难题的，必须依靠广大爱好者，以集体的力量，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和考究，以探其源。若能这样做，肯定会得到显着的效果。7、《齐鲁晚报》（2008、6、18、B2）王玉金先生的撰文介绍他的“家乡好——临浯”（为一小镇，地处安丘最东南，东临高密，南与诸城隔河相望）时说，“南面是渠河，北靠浯河……河边那座兀突而立的小土山，传说是梁山伯祝英台的坟冢”，……。此处“传说”表明两点；一是说明梁祝合葬建墓，在齐鲁久有“传说”；二是说明“乡党士夫”为“梁祝”所建造的“合葬墓”如小土山那样大，以表明“梁祝合葬墓”的规模之大（这可能是参与者的口头传承有关）。这也反映先秦时建造大墓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