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角度看需要稳定什么样的“低生育率”
二、要慎重对待超生（包括富人、名人超生）-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三、从越南的计划生育看中国的人口现状
四、“虚拟的人口爆炸”和“现实的老年化”
五、经济结构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决定了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意愿和“超低生育率”
六、臆想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与现实的“第三次单身浪潮”–国家计生委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两大理由不成立
七、如何在新时期稳定在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率”？
一、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角度看需要稳定什么样的“低生育率”
中央要求“稳定低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没有具体定义这个需要稳定的“低生育率”。中国缺的不是学者而是战略家，胡主席、温总理不是人口学家，但他们是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的长远发展策略的。可叹的是，中国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仍然拘泥于过去的思路和机制，不但不能提出预见性的思路以供国家领导人作战略决策，甚至还跟不上国家领导人已经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战略思路，比如说国家人口战略组成立几年了，但是至今没有明确回答何为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率” （给媒体透风竟然说1.8的生育率最有利于中国发展），导致基层干部认识紊乱，以为生育率越低越好（北京、上海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了，在其他国家的话，市长应该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了，但是现在连二胎都不敢放开）。胡主席意识到人口学界和计生委的思维缺陷，明确提出“要创新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和机制”，足可见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担忧。
其实从胡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不难理解“稳定低生育率”其实就是要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相对于1960年代的6.0以上的高生育率，世代更替水平2.1当然是低生育率；中国从1990年的历次人口目标也说明这一点），理由如下：
1、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生育率应该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赖于人口安全，社会要可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人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在目前的寿命和死亡情况下，妇女平均得生育2.1-2.2个孩子(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由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出生性别比增高，每个妇女生育2.1-2.2个孩子还不能使得世代更替)，考虑到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包括显著上升的不孕不育症人口比例（中国不孕不育人群在近20年增加10倍，从1-2%左右增加到现在的12.5%，并且还在急剧增加）、单身、丁克人口（城市的不生育人口已经远远超过15%, 比如上海、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实际生育率只有0.7左右，意味着不生育人口超过30%），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平均需要生育3个孩子，由于相当部分家庭只愿意生育一两个孩子，就必须允许另外一些人生育4、5个孩子。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
2、从养老角度看，没有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合理的社保制度的
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候都是高生育率而人均寿命不高。美国的社保制度创建于70多年前，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目前这个比例是3比1。当婴儿潮人口逐渐退休时，将是2个人支持1个人。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的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美国生育率还有2.08，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了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在老年化来临之后却还没有开始建立养老制度，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 而由于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总统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中国现在在老年化来临之后却还没有开始建立养老制度，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的赢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今后独生子女需要赡养两对父母，他们承受得起养老的重担吗？在承重的养老负担下，他们还有养育三个孩子（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的能力吗？
3、从意外伤害角度看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必要性
婚姻的稳定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子女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纽带。据《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http://book.sina.com.cn/nzt/1091002363_onlyone/）作者杨晓升介绍：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有40万—50万人，还有大量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是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剑，平均每天我国有40至50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些失去子女、子女伤残的家庭惨不忍睹！
今后独生子女需要赡养两对父母，与父母的矛盾、四个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稳定、不和谐，哪有社会的稳定、和谐？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中华文明和价值观的载体，计划生育破坏家庭结构，影响的其实是国本。
4、从世界和中国民族结构看停止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由于我们的独特生育文化，我们民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中华民族在1800年的时候人口超过全球的三份之一。但到1900年的时候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现在只有五分之一。要是继续现在人口政策，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并且这些人口中汉族比例将很低，而全球到时候仍然会有90亿左右人口。数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将变为三流民族的。即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我们今后也难以将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保持在六分之一。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
由于对汉族不对称的计划生育，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结果，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
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增加23870万，其中汉族增加20063万，少数民族增加3807万，就是说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这18年共死亡13812万人口，以8.04%（1990年的民族结构）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111万。换句话说，这18年全国共出生37682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4918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3.05%。
就算现在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由于汉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并且计划生育对汉族的生育观念惯性影响更大，就等今后人口平稳下来后，少数民族将从过去的低于6%上升到超过20%、甚至30%以上……。
5、从出生性别比的悖论来看停止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联合国（United Nations，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1980年代中期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认为是女婴漏报：“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蒋正华，1994：《正确认识人口形势科学规划发展目标》，《人口与计划生育》，第6期）”。然而现在知道出生性别比增大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国家计生委也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是119-121，导致1980年以来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万，今后2700多万光棍。“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
同样，现在1.2-1.3的生育率，人口学家也认为是漏报，他们一次次“修正”成1.8，从而阻止中国进行人口政策的调整。但还是改变不了超低生育率的现实（易富贤，《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5/982.html）。
计生委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7。笔者认为是两方面原因造成中国性别比过高：
a．计划生育：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也只有6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
b．抚养成本太高导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韩国生育率1988年只有1.56，1990年只有1.59。究其原因就是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人工选择性别）。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生育意愿下降的话，那么也得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出生性别比高于韩国1988，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还达不到1.6）。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生性别比增高，都得停止计划生育才能得以改善。
从上可见，“稳定低生育率”是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前提的，不能脱离这个前提。凡事都有一个度， 过犹不及；“稳定”意味双向， 需要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这一个 “度”。
人口政策直接涉及国本，攸关中国持续发展。《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才能固本。我在系列文章中已经讨论了计划生育对经济发展、国防和边界安全、干群关系、人口素质、出生性别比、中国的国际形象、家庭结构、传统生育文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人的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现行计划生育动摇了国本，今后大多数社会问题可以 概括成一句话：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二、要慎重对待超生（包括富人、名人超生）-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最近网上对人口问题讨论很激烈，认为需要停止计划生育；但另一方面计生委系统却又通过主流媒体宣传富人、名人超生，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更是以政协提案的形式提出“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要给予足够重视”，给人的印象是目前人口问题仍然很严重，除了农民超生外，现在富人、名人也超生了，人口政策绝不能放松，反而应该从严。
本文从中国的期望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的差值分析中国的超生情况。
先看看我国的期望生育率：
中央1990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1996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 “十五规划”提出的2005年13.3亿人口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的2010年13.6亿人口目标﹐生育率需要稳定在1.9-2.23左右。可见1990年以来中央的人口政策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中央的“稳定低生育率”是要求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就是说我国的期望生育率是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目前全国不生育人口至少15%（光不孕就已经升高到12.5%），那么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孩子才能实现中央的期望生育率。
再看看我国的政策生育率：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330《中华工商时报》)：“目前全国执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占35.4％，执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53.6％，“二孩政策”的人口占9.7％，“三孩政策”的人口占1.3％，除35.4％一孩政策人口外，53．6％一孩半政策人口中的一半多一点（第一胎是男孩者）亦只被允许生一孩，也就是说，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根据曾毅教授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1.38（每个妇女生育1.38个孩子）而不是计生委宣称的1.46。
而中国不孕不育人群在近20年增加10倍，从1-2%左右增加到现在的12.5%，并且还在急剧增加；依照政策能够生育二胎的有些不愿意生育二胎；还有单身和不断增加的丁克人群。比如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每个妇女都被允许生育1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头胎是残疾的可以再生），但北京2000年常住人口实际总和生育率只有0.686 (户籍人口0.72)，意味着不生育人口达到30%左右。全国平均不生育人口比例应该比北京低，但也应该接近20%（内地丁克人口比例比北京低，但单身、不孕人口比例不一定比北京低），就以最保守的15%计算，那么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175个孩子；将中国的计划生育总结为“一胎化”一点也不为过）。
所有客观资料都显示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远远低于中央期望的2.1的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一次次将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计生委自己的数据都显示现在的计划生育率达到94%以上（www.npfpc.gov.cn/data/data-20041014-2.htm），只有不到6%的人违背生育政策，那么考虑不孕、单身、丁克的存在，1.2-1.3的生育率又有什么奇怪的？
就算计生委宣称的“6%的人违背生育政策”的说法不可靠，将这个数字扩大5倍，30%的人口（超过生育人口的35%）违背政策已经够夸大了吧（计生委会忙得不亦乐乎了）？这30%的人中有些是因为没有结婚证而生育的，有些是没有到二胎间隔时间而生育的，有些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办理生育证而生育的，这些人不算超生的。那么真正超生的就不到15%(占了生育人口的18%)。现实政策生育率1.175加上15%的超生家庭（每个家庭只多生一个的话），生育率只能达到1.32，说明客观调查的1.3左右的生育率是正确的。
要是计生委宣称的“6%的人违背生育政策”的说法基本可靠，那么超生人口就不到4%，实际生育率就不到1.22（与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一致）。
要达到计生委宣称的1.8的生育率，有以下几种可能：
A、假定计生委“6%的人违背生育政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这4%超生人口每对夫妇政策外得多生16个孩子（远远超过中国妇女的自然生育极限）；
B、假如30%的人口违背政策（15%家庭超生），那么每个家庭需要超生4.2个孩子（加上政策允许的共有5、6个孩子），过去中国妇女十几岁开始生育，没有任何避孕的情况下，也才平均生育6个左右孩子，现在初育年龄平均超过25岁了，还能生育5、6个孩子？
C、1000个育龄妇女（农村占570个；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7.01%）的话，政策允许生育1175个孩子，1.8的生育率是1800个孩子，那么625个孩子是农村484.5个妇女（570个妇女扣除15%不生育的）超生的，100%超生一胎的话（加上政策允许的1.5个孩子，共有2.5个孩子），还剩下140.5个孩子，还需要29%的妇女超生两胎(加上政策允许的1.5个孩子，共有3.5个孩子)。换句话说，要达到1.8的生育率，农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71%的家庭超生1胎，29%的家庭超生2胎。要是超生家庭只超生1个，那么农村有生育能力的100%超生外，剩下140.5个孩子是城市365.4个妇女（430个妇女扣除15%不生育的）超生的话，城市有生育能力的也得有38%的家庭超生。
E、就算以计生委认可的1.46政策生育率, 要达到1.8的生育率，农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85%的家庭超生1胎，15%的家庭超生2胎。
在目前的生育意愿和政策强度下，可能吗？
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实政策生育率不到1.175），而目标生育率却放在2.1，还要计生委干什么？
中央自从1990年以来的历次人口目标都是期望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但政策生育率却只有1.38（即使依照计生委的说法，也只有1.46）。中间这么大的差距怎么填补？198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剧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传统的自然经济，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也决定了高生育意愿 ），在高的超生意愿下，还能勉强填补这个差距。
但是19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养育成本不断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不断下降，超生连弥补不育（不孕、单身、丁克等）都弥补不了，更加不可能填补政策生育率与期望生育率的差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以15%不生育人口计算，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只有期望生育率的一半，竟然期望一半的出生人口是因为非法超生而出生的，这本身就比较滑稽，对遵纪守法的人很不公平。
可能意识到政策生育率与目标生育率差距太大，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七不准”，理论上可以填补一些政策生育率与期望生育率的差值：
1、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
2、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
3、不准不经法定程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产抵缴计划外生育费。
4、不准滥设收费项目、乱罚款。
5、不准因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株连其亲友、邻居及其他群众，不准对揭发、举报的群众打击报复。
6、不准以完成人口计划为由而不允许合法的生育。
7、不准组织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
2005年08月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表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处罚行为，也不允许强制做人工流产、节育手术和堕胎等”。
就是说依照中央计划生育“七不准”和顾秀莲的讲话，中央是不准强制堕胎和处罚（包括罚款）的，等于是除了宣传外，全部自愿，计生委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既然有庞大的计生委系统的存在，这些人总不能上班打麻将吧？实际上，地方计生委将中央的“七不准”视为机密，不公布出来。
最近计生委系统为了夸张超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找出一个特例：《村妇为要儿子生9胎 6名镇干部为此丢官》（见新华网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4/30/content_4495204.htm），年仅16岁的唐国英1983年开始生育孩子，为了生育一个儿子，连续生养9胎（3男6女），其中3胎夭折（2男1女）。计生委系统想以此误导全国，让人以为中国超生很严重。刚才已经提到，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总和生育率只有1.9。并且唐国英是16岁开始生育孩子的，这种情况可算是特殊中的特殊（要是像现在的平均25岁初育，她有能力生育9个孩子？）。唐国英存活的5个女儿中，还有三个过继给三个没有女儿的堂兄弟，给他们养老（再过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唐国英的行动正面意义非常大，使得他们三个堂兄弟不成为社会负担）。唐国英存活6个孩子，加上3个堂兄弟的话，平均每户只有不到2个孩子。
唐国英事件还折射出另外一个问题：高达33%的儿童死亡率！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笔者以前一直以为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现在看来，卫生部是在替计生委背黑锅。超生家庭不敢到医院进行常规产前检查，连出生都不敢到医院（而是农村接生婆土法接生），很多超生家庭是因为罚款致贫，无力医治生病的儿童，导致儿童死亡率升高、人口素质降低。
为了唐国英事件，13名干部受到处分，其中6名镇干部为此丢官。
同样，看看新华网对美国“超生”的报道：《美国一“超级妈妈”成功生下第16个孩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0/13/content_3613097.htm），生育了16个孩子的妇女在美国被视为英雄。即便有“超生”的16胎的，美国总和生育率也只有2.08。
再看看新华网对德国“超生”的报道：《德国人面临”灭种之危” 女部长带头生七个孩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4/21/content_4457580.htm)，德国2006年生育率估计为1.39 （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39个孩子），德国大众和高层已经意识到“德国人有灭种的危险”，通过不同措施鼓励生育，部长以身作则生育7个孩子。
而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比德国低，反而千方百计搜集超生个例来误导大众，惩罚基层官员。
计生委面对中国未来巨大的人口老化压力，面对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强烈呼声，面对未来中国竞争力和国家凝聚力因计生政策而急剧下降的问题，为了维持本部门的特权，拒绝倾听任何理性声音，拒绝对现行政策作出更正，现在为了转移视线和焦点，利用中国在的转型社会时期的普通人的仇富心理，又开始大谈富人、名人的超生问题（由于富人、名人影响大，全国抓几个典型就可以误导整个社会），企图搅浑真正的政策辩论，为计生委系统解困。
中国富人超生真的普遍吗？真的可以影响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吗？以下是新华网的新闻：《超生是富人的特权？》（http://www.sd.xinhuanet.com/news/2006-04/13/content_6733565.htm），该文引述杨魁孚（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话，谴责了富人、名人超生。但是该文透露出来的资料却显得很滑稽：“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
2004年末上海户籍人口总数为1352.39万，三年总超生（包括富人以及郊区农民）才1171例（每年平均390例），富人超生才有84例（每年平均28例）；人口550万的大连市，三年才有12例（每年平均4例）富人、名人超生。人口一千多万的上海不生育人口就接近30%，而每年超生才1171例，使得生育率只有0.7左右，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中央期望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鼓励更多的人超生才行。
计生委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真是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城乡不平等？为什民族之间不平等？为什么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应该做的是调整生育政策，使得“人人平等”，计生委为什么偏偏只抓着富人、名人超生不放？可见计生委真正关心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生委夸张超生、夸张富人超生，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有人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意愿。但目前有条件的高收入者也不过生育两胎，生育三胎的罕见。总体来说，一个群体越富裕，生育率越低，要是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富人阶层估计也就能达到香港、新加坡、台湾的生育率水平，这三个华人地区目前生育率分别为0.91、1.05、1.18。那么为什么中国富人还是有超生的呢？那是因为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太低，即使香港、新加坡这样超低生育率的地区，平均生育意愿仍然接近2.0，作为整体，因为不孕、单身、错过生育时节等而使得生育率只有1.0左右，但这1.0的生育率仍然有很大部分是由于部分人生育两三个贡献的。要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地区也只有1.38的政策生育率（中国城市只有稍高于1.0），照样有超生的。可见，需要做的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限制超生。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就算没有不育（不孕、单身、丁克）人口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67；要是考虑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只能达到1.4左右。这难道还叫“潜藏起来”？难道真的要将生育率稳定在1.3？
据笔者所知，富人更不敢超生，一个个体老板跟笔者诉苦说，农民超生罚款年收入的两倍，到亲朋那里还能借到钱，几年、十几年后可能还能还清；像他这样的个体企业，收入基本用来企业运转，不可能有两年收入的余款，要是超生的话，罚款两年收入，辛苦了十几年建立的企业绝对破产，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真正大老板、高干子女想超生，早就加入其它国家国籍，计生委又奈何不了他们（笔者注：其实这些人平均生育率也不高）。
看看计生委是如何对付富人的，《生一胎被罚40万，社会抚养费征收再创温州新高》：
瑞安新闻网2006年4月28日消息：因未领取结婚证和生殖健康服务证而违法生育第一胎，塘下镇韩田村苏某某、方某某夫妇前天被塘下镇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40万元。据了解，当事双方均达到法定结婚与生育年龄，在未领取结婚证和生殖健康服务证的情况下，于2003年5月6日违法生育了第一胎女孩。他们直到2004年底才到相关部门办理结婚及生育登记手续。本月以来，我市开展以“信息大排查、征收大兑现、四项手术大清理、性别比大整治”为主要内容的计生攻坚克难集中整治大行动，工作组到塘下镇后，经过调查，初步了解到苏某某与其父亲经营一家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而且效益可观。为进一步取得准确的数据，工作组积极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加强外围调查。法院、税务、土地等部门分别对其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产值、纳税及房产登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取得了充分的证据。4月26日，塘下镇决定依法向该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40万元。慑于政策和法规的强大威力，当天，苏某某主动到塘下办事处如数缴纳了40万元社会抚养费。（瑞安日报 记者 陈希林）
上面这个例子还不属于超生，只是因为没有办理结婚证（虽然都到了年龄）而生育第一胎。对于超生，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大的利润，强盗都要改行当计生干部了。在这种执行政策的强度下，名人、富人敢超生？这也就理解人口上千万的上海每年只有28例富人超生、人口550万的大连每年只有4例富人超生。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没有超生的话，中央早就调整人口政策了，就是超生害了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真的吗？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宋健早在1980年就提出“7亿最适人口”理论，当时提出的人口目标是“2000年人口控制在11亿”（幸亏有超生，2000年人口才增加到12.4亿）；国家计生委科研所前所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2005年提出“我国最终人口规模保持在5亿为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2006年提出“要是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即使中国人口降低到宋健的7亿目标后，还有李伟雄的5亿人口目标在等着，即使降低到5亿，还有潘贵玉的2、3亿人口目标在等着。有人说，今后都只愿意生育一个或者不生，总不会有超生吧？那不一定，到时候说不定为了实现1亿人口目标，要求三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靠抽签决定），还是会有超生的（计生委还是有罚款的机会）。总之，只要计生委的存在，人口目标总会一降再降的，超生也会一直存在。
即便有超生，中央的人口目标仍然一次次落空（要是没有超生的话，人口数量离中央的目标更远，可见超生有功），就是说老百姓的超生能力被高估了。
三、从越南的计划生育看中国的人口现状
越南无论从文化背景（中华文化圈）、从制度背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从经济结构背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但市场化还不如中国，经济水平相当于中国十几年前的水平）对中国都有参照作用。
越南生育率在1970年代还为6.0左右。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几年。计划生育始于1988年，允许生育两胎，考虑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上。1989年生育率还有3.8(中国在1979年就只有2.75，1990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在1993年预计2000年总和生育率降低到2.9，2015年达到人口更替水平2.1。哪知道实际上生育率降低到1994年的2.79，1999年的2.3，2005年更是降低到1.94了，2006年预计只有1.91。原先计划到2000年把全国人口控制在8200万，但实际2000年人口7700万，比原计划少500万（在一个每年增加人口不过一百万的国家，几年就少增加500万意味着什么？）。
越南计划生育比中国晚十几年（生育文化破坏没有中国严重），执行力度没有中国大，2003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意味着生育意愿比中国高），政策生育率高于2.1（中国只有1.38），而且生育第三胎以上的妇女目前占生育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中国超生人口不到6%，并且超生人口大多也只生两胎），但2005年生育率只有1.94了（低于政策生育率）。人算不如天算！中国生育率能有多少？即使生育率要稳定在1.8，政策生育率也应该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才行。
越南经济起步比中国要晚，2003年以购买力计算人均收入勉强只有中国一半，现在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经过宣传提高生育意愿，能达到1.8的生育率就算老天保佑了。
四、“虚拟的人口爆炸”和“现实的老年化”
中国人口从战国时期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动在数千万，90%的人不得不辛劳在土地上，生活质量也没有质的变化。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红薯等陆续引入欧亚大陆，经过两百年左右的试种，18世纪在欧亚大陆推广，人口才快速增加，其中英国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英裔人口）增加最快。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人口增加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非资源”(如氮气)变为新资源(如氮肥)，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氮气合成的，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使得地球可以承载现在65亿人口，使得大部分人能够脱离土地从事其他工作。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中国人口只增加3倍，重要原因还是因为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现在的72岁），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每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
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可见科技进步、生活质量的提高远远快于人口增长（参见笔者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和Nicholas Eberstadt的文章《从“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8723）。
然而，几十年来，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预言小说－－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宋健等人更是预测“中国人口2050年将达到40亿”。当美国还只是沉浸在写作、阅读恐怖预言小说的快感中的时候，中国却已经急不可待地从小说走入现实—实行计划生育。
1980年，受宋健等人的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和其相关论述的舆论影响，中国开始了独生子女政策。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注：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计划生育使得今后4亿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将老无所养，“虚拟的人口爆炸”转化成了“现实的老年化”。
五、经济结构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决定了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意愿和“超低生育率”
在“人口爆炸”的迷雾的掩盖下，1970年代开始全球生育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的改变，近20年左右低生育意愿及其所引起的低生育率象传染病一样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其实中国古代风水学就有“财丁不可两旺”的说法），其中华人受感染最快。笔者在《从人类发展指数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8&ID=81980）、《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9&ID=84151）、《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等文章中已经分析了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除了美国外，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生育率也降低到2.9，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生育率降低到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生育率平均只有1.9。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大多在6.0（每个妇女生育六个孩子）以上。台湾、韩国经济不过比中国大陆早二十多年，现在生育率已经不到1.2；巴西、泰国的经济水平（该两国1996年水平相当于中国2003年水平）比中国稍高，生育率也早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印度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几年（目前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中国一半，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后期水平），印度没有中国这种意义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下降到2.7-2.8了。
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城市很多居民也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城市居民（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都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要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倒数前五位的都是中华文化圈的地区：香港（0.91）、澳门（0.93）、新加坡（1.05）、韩国（2004年1.16，2005年1.08）、台湾（2005年1.18）；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生育率比其他民族要低（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生育率不到马来人的一半）。马来西亚华人在二战前一度超过全国人口的40%，然而现在只占全国人口25%，如果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生育率保持现有水平的话，到了2020年，华人的人口比例将会减少到20％以下，到了2100年，华人人口比例有可能只占5.5％。华人社团提出：“1个不够，2个太少，3个差不多，4个刚刚好，5个更加好，6个最美妙”，但是几乎一点作用也没有。
新加坡全国生育率只有1.05，华人的生育率比马来人低了一半，虽然目前华人比例高达70%以上，但照这种趋势下去，华人成为少数民族只是迟早的事情。
海外华人生育1、2个为多，生3个的少见，生4个的罕见，没有小孩的丁克夫妇比例不断增加，加上不孕和单身，平均生育率可能就就是香港（0.91）和台湾（1.18）的水平，几乎是所在国家最低的。要没有中国人目前每年的大量外移，“海外华人”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报告指出，与黑人、白人、西班牙语白人（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相比，亚裔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高的。但亚裔生育率却是最低的。笔者到美国这几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华人生育4个的，而白人生育7个、拉美裔生育9个倒是看到不少，还看到一个从索马里来的难民生育13个。
华人生育率低的可能原因：面对建立在西方文化下的现代经济和福利制度，中华文化圈传统的生育文化不堪一击；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不愿因“多生粗养”而承受过多经济压力；养老社会化后“聪明人”对“大锅饭”的投机心理；攀比心理增加养育成本；新移民工作不稳。
中国人有过度注重对子女教育的“孟母”传统，过度注重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为孩子买钢琴、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孩子和家长都累，额外抬高养育成本（经济成本和精力成本）。就象种粮食一样，在土地有限的时候，在贫脊土地增加肥料当然能够增加产量，这时候减少种植株数使肥料都用到有限的几株作物，产量反而更高；但当土地肥力适当，再增加肥料是不能成比例地增加产量的，有时反而影响作物的健康(独生子女性格、心理的缺陷)，产量更低。20多年前大学生是“天子骄子”，现在都重视孩子教育时候，都培养成大学生的时候，“天子骄子”的光辉不再。
高成本养育孩子的情况在美国华人身上也表现突出：不象普通美国家庭那样要三个孩子，而是只要一、两个孩子（成本比三个小孩还要高），然后当“精英”培养，但往往不能培养成精英（独生子女在性格上就难以成为领袖型精英）。美国一些地区的房价就是被华人“择校”而抬高的。这种只顾儿女辈而不顾孙辈的作法使华人孩子多了几个西屋奖，但却是以减少华裔人口为代价，以减少华人今后选票和群体政治地位为代价。笔者所在城市是个二十万人口大学城，有五千华人，华人都集中居住在学区好、房子贵的西部（其实该城市是美国著名大学城，所有学区都非常好，但是细微的差别也被华人分辨出来），华人在总人口中比例不高，但是在各种培训班上华人孩子比例却非常高。
亚洲人的虚荣攀比心理也不容忽视，天价月饼就是一个例子。人情占了很多人收入的相当部分，这其中的水分就更多了。奢侈品市场的繁荣程度与中国的经济水平不相称。海外一些华人宁愿攀比花高价买好房子，但却舍不得开空调、暖气。
这些并不是因为亚裔人的天然的民族心理缺陷，而是因为传统文化破坏后所衍生出来的问题。过去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和谐的文明。而现代物质再生产的加速发展是由西方文明所推动的，东亚文明在被动跟进后丧失自己文明的一些和谐制衡特点。
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而中国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祖宗祭祀”、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无子富不久、有子穷不长”、 “传香火”等）被几十年“反封建”、尤其是被计划生育的宣传破坏几尽。因此在同等经济水平下，中国大陆的生育愿望比其他地方要低。现在中国生育意愿已经远远比同等发展水平其他国家要低。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1年在《指导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一文（http://www.popinfo.gov.cn/popinfo/pop_docrkxx.nsf/v_rkbl/6B1E7C4AC2DA7E9A48256B32007310F0）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还很艰巨。尽管多年来广大群众已经基本接受了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差距依然存在，据调查，希望有两个孩子的约占60％，希望生育3个及3个以上孩子的还有近10％。如果工作稍有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反弹。”可见计生委主任也认为目前的生育意愿只有1.8了，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就算不计算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8；既使不育人口只有15%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53。我不知道张维庆凭什么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还很艰巨”，难道真的是要将生育率稳定在1.3以下？要是确实是这样的话，当然还有点难度，但谈不上很艰巨，即使完全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过反弹到1.53。因此应该说，要将生育率从目前1.3的“超低生育率”提高到1.8才是“任务还很艰巨”，而要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2.1的任务尤其艰巨。
目前中国有“双惯性”：严格政策的惯性（比如至今连二胎都不敢放开），老百姓低生育意愿的惯性。要打破这两个惯性任务非常艰巨。
六、臆想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与现实的“第三次单身浪潮”–国家计生委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两大理由不成立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十一五’时期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女将近1亿人，这1亿人70年代到现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岁了，这部分人进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该结婚了，结婚就要生孩子。这个数量是为数不少的。 第二，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政策做了调整。1980年时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农村允许生了一个女孩子的再生一个孩子，这个生育政策的调整，所增加的相当一批人也已经进入生育年龄，他们也要结婚，也要生孩子，这也会增加一部分。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来的时候要稳得住，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这是“十一五”期间坚定不移的态度”。
看来计生委认为计划生育不能动摇的原因是有于第四次生育高峰。计生委认为的生育高峰是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二是1984年后农村允许生育1.5个，这些孩子今后几年到生育年龄。笔者分析一下计生委的理由是否存在：
现在平均初育年龄是25岁，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主体，1980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的女孩影响今后几年的出生率。“近1亿独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出生的（并且1990年以后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对于近5亿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400万独生子女，由于这25年出生性别比为112：100，那么每年女孩只有189万；而1980年到1990年总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独生子女育龄人口面对的是1个独生子女和4.5个非独生子女育龄人口，他们的配偶都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低，这189万女孩中只有34万左右与独生子女男孩结婚（可以生育二胎，政策生育率2.0，比现在的1.38的政策生育率高，每年只多出生20万左右人口），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要是考虑到“近1亿独生子女”中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农村（甚至城市）独生子女在1990年后才增多，那么19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万，女孩就不到189万。
有人可能会说，城市在1980年开始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城市独生子女婚配比例高一些，每年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夫妇就很高了。那么，我们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独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国城镇人口比例1982年为20.6%，1990年为 26.23%，2000年为36.09%，2005年为42.99%。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23%。以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亲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1955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全国共出生1.01亿，平均每年918万，23%是城市人口的话，城市每年211万。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龄妇女，假如都生育一胎的话，每年出生211万（依照正常的105：100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每年出生女孩102万），1980年代出生的这些女孩现在开始成为生育妇女。而2005年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并且比例还在增加，这增加的人口中，大多是农村素质比较高的，他们进城后在婚配选择中并不居于弱势，就是说城市的每年102万的女孩只有一半左右（50万左右）是与城市的男孩结婚，这50万每人多生育1个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50万，相对于每年出生1000多万的总数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并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并不全部是独生子女，比如1989年上海妇女总和生育率还有1.51（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51个孩子），那么城市中目前到了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女孩每年就没有102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夫妇不到50万对，对总人口影响更小。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二胎，即使允许二胎也是空的。
再看看实际情况，据《兰州晨报》报道（http://lovelife.com.cn/page.php?wid=1103400417&id=1144746589；2006-04-11）：2002年9月27日，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对《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当天开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规定。但是截至2005年，全省共有21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夫妇提出了申请，截至目前，仅有６对夫妇生育了二胎（其中５对夫妇为农村户口）。
甘肃可是西部贫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欢超生的地方。全省三年多才有６对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全国情况可想而知。因此国家计生委担心因为独生子女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说法站不住脚。
要是不调整生育政策的话，还因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可以稍微增加出生人口；但要是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就是全部可以允许生育二胎或以上的了，不光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了，那么张主任用“近一亿独生子女”来反对人口政策调整本身就没有意义，调整人口政策后影响生育高峰的是全体育龄妇女人数而不是独生子女人数。
即使在1984年后农村实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下降，1984年后生育率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1980年到1983年平均生育率为2.54，1984年到1990年只有2.36， 1990年之后更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国家计生委这个担心纯粹只有理论意义，没有现实意义（理论上1984年后生育率应该增加，但是事实上反而下降），可见计生委担心因为1984年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可见计生委的所谓“第四次生育高峰”的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妇女在1980年代达到生育年龄，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么大的一个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况下，1980年代那个高峰就已经明显降低，那么现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下能够引发“第四次生育高峰”吗？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现在成为生育主体，但是近几年出生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以至于2005年又只增加758万人口，远没有计生委预期的1167万。既然事实已经证明计生委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不存在，为什么不立即恢复常态—停止计划生育？
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万女孩，现在这些人正/将成为生育主体，扣除15%不生育人口，还剩下921万妇女，这些人平均生育2个（还有相当部分人只愿意生一个，就必须允许生育三个）的话，每年也只有1843万，减去每年死亡870万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973万，达不到“十一五规划”要求的1049万。可见现在需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担忧“第四次生育高峰”的时候,中国“第三次单身浪潮”飘然而至。一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单身人群正日渐庞大：1982年中国的单身户是174万户，到了1990年有800多万人没有婚配；1990年前后，北京的单身男女在20万以上，而现在仅南京市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0万，北京和上海两地已经冲破百万之众。另有一组上海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关于沪市婚姻的演化数据：1980年结婚人数为18万对；1990年是12万对；1997年是10万对。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数据还是在婚龄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其中单身女性的比例有明显上升趋势。和前两次单身潮截然不同的是：他们不是被动单身，而是主动选择单身。
计生委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是担心生育率会大幅反弹： “现在是一个半的政策，生育率是1.8。如果普遍可以生两个，那可能就是2.3、2.4”。
中国现在在停止计划生育后都不可能达到1.9的生育率，更不可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就算真的1.5的政策生育率导致1.8的现实生育率，那么普遍可以生两个真的可以使得生育率相应达到2.3、2.4？ 依照这种逻辑，要是允许生育15胎，岂不是生育率可以达到15.4了？
大家每餐需要0.4斤米才可以吃饱，只有0.2斤米的限量时候，肯定会有抢劫、偷窃粮食的；但要是给大家的粮食供应量是每餐2斤，还会有抢劫、偷窃粮食的吗？要是有每餐2斤的粮食，却编造谎言说粮食不够，只给人分配0.2斤，今后知道真相后，老百姓看到饿得残疾的身体，反应会怎么样？
荀子曰：“君子性非异，而善假于物也”。我们应该吸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教训。即使中国担心今后在社会制度调整后生育率会上升，人口会膨胀，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西方国家几十年来都在寻找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成功（美国接近成功）。在日本等国找出提高生育率的制度和方法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在日本等国因为新的制度导致人口膨胀后，中国能有几十年的时间调整政策，担心什么？
七、如何在新时期稳定到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率”
上面已经提到，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率”就是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那么如何将目前的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提高到、并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呢？ 以下建议供参考：
1、宪法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14条：“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现行生育政策同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无法建立合理的社保制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有关计划生育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这样等于解除了国家对人口限制。就像当年康熙 “摊丁入亩”新的税收政策放松了国家对人口束缚一样。
2、停止以限制新生人口增长为特征的现行计划生育外，还必须适当鼓励生育，才能使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考虑不孕、单身等不育人口的存在，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由于大多数家庭只愿意生育两个孩子，就必须有相当部分家庭生育四个孩子。
3、解散各级计生委。计生委几年前就意识到面临被撤消的危险，悄悄地在“计划生育委员会”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变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指望今后中央知道人口真相停止计划生育后只要将后面的“计划生育”四个字去掉变成“人口委员会”就行，作为部委仍然可以“可持续发展”。但要是计生委能够“可持续发展”，国家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了。要限制生育只要一个部门就可以，要鼓励生育需要多个部门的合作，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人口部。再说，要是同样一个部门以前限制生育，今后又要鼓励生育，信用何在？阎王能变成送子观音吗？
4、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必须配套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儒家是强调“老吾老”，然后“以及人之老”、 “人不独亲其亲”，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现在西方的福利制度几乎完全脱离“老吾老”这个前提直接要求“人不独亲其亲” ，养老完全社会化。养老社会化将个人利益与养育孩子的付出脱钩，而政府又不能将养育孩子也相应社会化（西方国家在养育孩子方面已经部分社会化，淡程度不够）以实现 “不独子其子”，导致养小孩是国家的财富却是个人的高消费，造成了“不劳（养育孩子）而获（养老金）”的投机空间。很多人因此没有“幼吾幼”的动力，出现“无后”（丁克、少子女思想在流行），犯了儒家文明的禁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足够的“后”来保证国家社保制度，也没有足够的“后”使国家持续发展。由于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不和谐，必然导致今后“人不独亲其亲”的社会养老破产。西方在建立社保制度时候生育率都还高，人均寿命不长，但这种制度在经历不过几十年就面临破产的可能。中国在老年化来临时候才开始建立社保制度，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西方当年的老路。
5、日本等国还利用国际市场获取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产品，提高本国生活水平，缓解本国老年化压力。因为日本起步比中国等国家早，在技术上占有优势，日本的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产值能换取中国数十个工人的产值，从某种意义讲，是中国等国家在帮日本养老。但中国不可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可供中国“剥削”的发展中国家为数无几。
6、停止“诱杀生育意愿”。现在60岁以上总人口只有1亿，其中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很少，而现在又是人口红利时期，有足够的劳动力，国家有能力兑现“少生奖”；今后老年人有四亿，大多都是响应政策（现在计划生育率达到94%以上）的，等他们老的时候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早就关闭，国家不可能有能力兑现“少生奖”的，到时候面临的是政府信用的破产，即使到时候仍然实行“少生奖”，由于94%的人都享受，等于自己额外纳税再返回（由于中间的政府管理费，等于还拿不回自己额外缴纳的税）。何况到时候主要问题是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如何提高生育率的问题，社会舆论不可能支持兑现“少生奖”的。因此，中国目前的“少生奖”的政策不过是望梅止渴，让老百姓产生一种今后不用担心养老的幻觉。这种幻觉严重影响生育意愿，现在很多符合生二胎的都主动放弃二胎指标（还得到计生委的赞扬），可以说这种幻觉诱杀了“生育意愿”。不澄清事实、消除这种幻觉，生育率就无法提高。
7、社会要持续发展，首先人口得持续发展，现在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我们的分配制度有问题。现在出现“啃老族”（城市4000万老年由全国13亿人养着，当然有财力让子女“啃老”），并不是因为老年人创造的财富比年轻人多，而是因为分配制度出问题。年轻人创造了社会财富，但却无力生儿育女；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现在年轻姑娘愿意嫁退休老人。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价格，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提高生育愿望。而单身、丁克家庭就必须缴纳很高的税。
8、通过媒体引导大众消费心理，媒体不要光聚焦娱乐名人，要面向普通大众，抑制社会攀比风尚。
9、把妇女养育孩子的时间还给她们！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易经·家人卦》所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亦即《礼记》所说：“男不主内，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来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其实就体现了男女在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分工。远古时代的太极图体现阴阳、男女，其实也体现了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矛盾统一体的和谐。现代社会为了突出男女平等，无视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别和男女天然的分工，将妇女本来应该花在人口再生产的时间转移到物质再生产，妇女都在职业场所拼搏，增加就业压力(印度失业率不太高的重要原因就是妇女用在人口再生产的时间比较多)，导致女人没家庭（很多连孩子都不要），婚姻不稳定，家庭在解体。破坏了儒家所强调的 “男有分，女有归”男女分工。如其增加公共节假日，不如延长产假。
10、男性决定家族，女性决定民族。妇女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必须保护妇女权益，包括禁止企业因为生育而解雇女员工，由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给企业补助因为生育对企业的损失，让雇主感到雇佣女员工并不是不合算，保证女员工有足够的产假和哺乳时间，并保证产后顺利就业；但不愿意生育孩子的妇女，没有必要特殊照顾，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甚至认为不生孩子的妇女不配享受养老金。
11、提高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和便利程度，甚至可以从战略角度用国家财政补助幼儿教育，让年轻父母承受得起幼儿园的费用，对幼儿园放心。西方国家虽然在中小学实行全免费，但幼儿教育全是靠自己，幼儿园费用太高是西方国家生育率难以上升的重要原因。毕竟抚养婴儿对父母是第一关，这一关对生育意愿影响很大。
12、中国很多人还有“要一个男孩子延续香火”的想法，这种想法本身无可非议，并且可以利用这种思想提高生育率：在严格限制人口选择性别、严禁医院晚期堕胎的前提下，有“延香火”想法的家庭只能通过多生育一两个孩子来达到目的。生一胎有儿子的1/2，生两胎有儿子的3/4，生三胎有儿子的7/8。
13、保护生育器官，宣传正常避孕等知识，减少人工流产，控制性病传播，降低剖腹产比例。人流和性病是不孕的重要原因。正常情况下剖腹产比例只会在15%左右。现在中国47%的孕妇选择剖腹产。剖腹产不仅破坏了生理过程，更提高了下次怀孕的风险（也就降低生育意愿），并使今后的胎儿在一个不完整的子宫里发育。
14、现在的教育结构使得“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时间，等有生育时间后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并且晚育增加残疾儿童的比例。教育周期不断延长已经与生育生理相矛盾，必须改善教育结构，鼓励妇女在30岁之前生孩子。
15、关于经费问题，希望国家能够从全局考虑。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现在沿海的繁荣其实是在剥削内地：内地已经完成的劳动力的积累，沿海只是廉价地利用现成的劳动力。现在沿海工厂很少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工人生病后基本回到内地老家休养，家人负责医疗，因此内地除了已经完成劳动力的积累外，还承担劳动力的修复。连续多年的低生育率加上内地农民工涌向沿海，内地正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从国家角度看，应该通过税收重新分配，反馈到内地的教育（包括幼儿教育），降低内地养育孩子的成本。
西方文明在近代物质再生产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一个重要副作用是降低了人口再生产的能力，中国应该借鉴古代哲学，率先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为世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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