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首领朱红灯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骆承烈 程琨 人气: 发布时间:2015-02-02
摘要:

朱红灯

 

    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反帝爱国运动,早期发端于鲁西北,但其首领却是位于鲁西南的济宁市泗水县的朱红灯。

    朱红灯,本名朱守财、朱占鳌,曾用名朱逢明、朱洪登。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出生于济宁市泗水县拓沟镇朱家庄。其先为明朝宗室,因皇室内部倾轧逃出京城,其五代祖移居泗水。他年轻时曾参加过邹县宋继鹏领导的邹教军。邹教军被僧格林沁镇压后,逃往外地,结交一些江湖侠士、捻军余部。后来到长清大李庄其舅刘亭水家,继续练习拳棒。这时洋教在各地横行,他领导大家反洋教。不久结识了本明和尚(杨照顺),以“反清复明”的旗号,在平原一带活动。1898年6月,在他领导下攻打长清徐家楼教堂,初获胜利后,打起“天下义和团”的大旗。

    1898年9月,在平原倚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的李金榜,仗着洋人势力勾结县官蒋楷逮捕了六名无辜群众。朱红灯得到报告后,马上组织一千多名义和团众,与平原、恩县调来的官兵作战,大败蒋楷率领的步骑兵,取得义和团活动的第一次大胜。清政府无奈,对他招抚,朱红灯绝不降顺,清政府又调来大量官兵,要在平原的森罗殿把义和团剿灭。义和团得知后,早做下埋伏,清军进入埋伏圈后,朱红灯穿红衣、戴红帽、披着红斗蓬,挥舞大刀带头杀向敌人。一阵厮杀,再次大败清军,不久,山东巡抚毓贤又派兵镇压,朱红灯才率众转移。

    1898年11月21日,朱红灯作战负伤后,在博平花园被诱捕。本明和尚率众相救,不但没成功,反被叛徒出卖,被捕。二人被解到济南,在毓贤离任前两天,即1899年12月24日,年仅四十九岁的朱红灯及本明和尚在济南被杀害。

    朱红灯虽被杀害,但义和团运动却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绞杀,但却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受欺凌的反抗精神,致使八国联军总统帅瓦德西说“瓜分之说,实为梦呓”。帝国主义惧于中国人民的力量,不敢瓜分中国,只好依靠一个屈辱无能的清政府进行统治。辛亥革命一声枪声,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族免于被瓜分的厄动,实乃朱红灯领导的义和团之功。

朱红灯与山东义和团

程琨

  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戊戌变法运动悲壮地失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前,朱红灯率领鲁西北广大下层民众,首先揭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一、义和团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1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华掀起的瓜分狂潮,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象洪水般涌进中国。欧美垄断金融资本已经不以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为满足,而要求直接控制中国领土,以保障资本输出的最大利益。因此,帝国主义一面维持腐朽的满清政权,一面分头夺取“租借地”和铁路线,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均遭到严重破坏。

  山东省东部沿海,在甲午战争中直接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蹂躏。继之,德国和英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和威海卫,德国还把整个山东划做它的势力范围,强行修筑胶济铁路,并着手开发铁路沿线的矿产。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正不断地酝酿和发展,中国处在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

  2、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深入,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外国传教士很早就来到山东活动,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沙皇俄国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大规模地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仅山东一省,就建有教堂一千余所,遍及全省七十二个州县,有传教士三百多人,发展教徒八万多人。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除建立教堂、网罗信徒外,还收集情报,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

  外国教会海霸占百姓田产、包揽词讼、干涉行政,甚至自居为一方之主,非法组织武装,收买地方败类作为爪牙,鱼肉乡民。

  当时入教的,既有受蛊惑的贫苦百姓,也有不少地主、恶霸、流氓分子。这些地主、恶霸和流氓在外国传教士的庇护下,作奸犯科,无恶不作。教会的横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国传教士又乘机以“教案”为名勒索巨款,责令当地百姓分摊。因此,广大群众同外国教堂,以及依仗教堂势力为非作歹的教民的矛盾极为尖锐。

  3、华北各地的连年灾荒,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催化剂。

  由于满清政府对广大百姓横征暴敛,在加之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人民群众日不聊生,生活极端困苦。

  华北各地又连年遭受灾荒,特别是1899年(光绪二十四年)初夏,黄河大范围决口淹没了两岸的农田。地主和奸商乘机发国难财,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致使广大穷苦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形成了大规模的难民和流民。这些难民和流民,成为义和团的中坚力量。

  4、广大劳动者失业,导致大量无业游民的出现,为义和团运动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鲁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地区。据有关县志记载,东昌府区的高唐、茌平、恩县(1956年撤销县级建制,辖区分别划给平原、夏津、武城三县)等地,自明代起就成为产棉中心。由于这一带农民占有的土地较少,各村落农户大多兼以手工纺织为主。由于洋沙、洋布的大量输入,严重地摧毁了当地农民的手工纺织业。加以海运畅通,原靠运河运输为生的广大劳动者如船工、搬运工及运河附近的其他生计都相继失业,导致大量无业游民的出现。这些无业游民,为义和团提供了骨干分子。

  二、朱红灯其人

  朱红灯,原名朱守财,又名朱占鳌,1862年(同治元年)出生于山东省泗水县柘沟社宋家庄(今柘沟镇宋家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它的祖籍是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五世前由金陵迁来宋家庄定居。

  朱红灯自幼父母双亡,孤身一人。童年时以给地主放牛为生。长大后,白天给地主扛活,夜间就跟人学习拳棒,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年轻时,朱红灯曾参加又邹县田黄社社长宋继鹏领导的文贤教(当地俗称白莲教)起义。1863年(同治二年),起义被僧格林沁部镇压后,只身回到家乡。

  朱红灯曾几次在宋家庄聚众设拳场,屡遭官府缉拿。但由于他精于拳术白手较量三五人根本不能进身,因此屡缉不逞。后来,朱红灯又引身江湖习医,略通医道。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由于泗水一带发生水灾,朱红灯为了避灾,而逃荒到了长清县大李庄(今居齐河县),投奔他的舅父刘亭水。

  三、设立神拳拳场

  朱红灯来到长清时,正值鲁西北一带也发生水患。由于连降大雨,洪水冲垮了多出黄河堤坝,“山东上游济阳等六县同时并溢”(《清史稿·德宗纪》)。洪水泛滥淹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致使贫苦农民生活无着。再加上外国教会势力恒行乡里,欺压百姓,入教的地主及奸商乘机高抬粮价,囤积居奇。各地的百姓不堪忍受,纷纷组织起来学习拳棒。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奏道:“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往趁商家虚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曰亮拳。”(《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这里说的就是鲁西一带的情形。

  朱红灯本来就受到文贤教反叛思想的影响,逐借机在大李庄设拳场,招徒传授神拳。

  起初,朱红灯化名朱逢明,假托是明朝朱氏后裔,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并以行医的身份为掩护到各村宣传主张,发动群众。当时,鉴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相当尖锐,“反清复明”的口号影响力不大,逐改口号为“助清灭洋”,四处宣扬反洋教的主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拥护和响应。

  朱红灯的神拳会,继承了白莲教杂拜个家鬼神的传统,并使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自称能练成“神拳”,就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还能使对方的刀枪失灵。

  为了吸引更多的群众练习神拳,朱红灯还在民间散布“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请神不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只有拜请神,练神拳,请神在劫期会下降人间,附在拳民身上护善除恶。并宣扬,劫年的灾难是由于外国人的侵略所造成的,因此只有驱逐洋人,才能建立幸福的生活。

  通过以上方式,在深受神权支配的民间造成了一种恐惧和仇恨相结合的氛围,起到了动员群众速进拳场,"杀洋灭教"的作用。

  朱红灯还向群众许诺,将带领拳民打击囤粮居奇的地主和奸商,只要入了拳会,就可以做到人人有饭吃。“时值山左饥荒,贫民乏食”,这一点对饥民的诱惑非常大,遂“野起附和,动辄千人。”(李杕〈拳匪祸国记〉)鲁西北水灾严重地区遍设武场,形成了反帝爱国的洪流。

  四、拳会遭到镇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朱红灯率领拳民清算了柴家洼、前庄、后燕村的关正清、孙重兰、刘重生等恶霸地主。接着,又围攻了长清县最大的徐家楼、河东龟村两处天主教堂。给群众分粮分衣,为民除害,震慑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和地主豪绅势力。

  由于朱红灯主持正义,敢于斗争,声望与日俱增。加入其神拳会的群众愈来愈多,朱红灯也被推举为长清一带拳会的首领。

  不久,长清潘西里团总(教民、地主)王洪骆纠集了三十六庄的地主武装,对拳会进行了反扑,大肆镇压拳会的活动。有三十多名拳民被杀害,拳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五、移师茌平

  为了继续发展拳会,朱红灯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2月率师转移,西渡黄河到达茌平。茌平地处南北往来要冲,境内教堂林立,教士、教民横行。民怨积久,群众反抗的情绪如同堆满的干柴。

  朱红灯首先在五里庄设场受徒,得到了邻近村庄乡民的热烈响应。他走遍了各大教堂所在地宣传灭洋主张,很快就形成了以五里庄、马沙窝为中心,包括周围二十多个村庄的根据地。

  这时,朱红灯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并被推举为义和拳的总首领。朱红灯提出了“先学义和拳,再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口号,并打出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公开活动。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反洋教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声势也日益浩大。“茌平县治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李 〈拳匪祸国记〉)基本上是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刀棒的拳民。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3、4月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群众冲击并焚毁了梁庄等地的教堂,打击了作恶多端的外国传教士以及不法教民的嚣张气焰。

  5月,朱红灯又到茌平周边的平阴、恩县、博平等地活动,传播反洋教的火种。各地群众纷纷踊跃加入义和拳会,义和拳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久便发展为当时的〈汇报〉里所说的“济南至德州三百余里皆其党羽”的大好局面。

  六、由义和拳到义和团

  义和拳会的日益壮大,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大恐慌。面对勃然兴起的义和拳,当时的清朝地方官员形成了“剿”与“抚”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

  平原县令蒋楷是主张“剿”的代表人物之一。蒋楷认为,义和团既然来自白莲教这种“邪教”,那就除了加以剿灭外,不能采用其他方法。直隶省吴桥县令劳乃宣当时也竭力宣传这一主张。他认为,义和拳仇视洋教“其本心实在惑众以作乱”,“其处心积虑,在乎聚众而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同敌国。”劳乃宣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认定,义和拳尽管打出“兴清灭洋”的旗帜,也不能容许它的存在,甚至假如义和拳真的能够战胜洋人,也是对朝廷不利的,“使其果胜西人,则彼亦不可制矣。”(引用资料见〈义和团资料·拳案杂存〉)

  “抚”的主张是由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提出来的。在山东刚有拳会活动时,张汝梅就上奏朝廷说:“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因此他认为,“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也就是“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亦易钤束。”(参见〈义和团档案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首页 | 资讯 | 文化 | 旅游 | 儒商 | 名人 | 宗教 | 曲艺 | 武术 | 碑学

© 2006-2017 孔孟之乡 版权所有 点击这里给孔孟之乡发消息

鲁ICP备06020822号

电脑版 | 移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