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门学问，对于世人一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作为一种文化，易学从萌芽产生到正式建立起来，经过很多古人天才的文化创造和艰苦的精神劳动。其中，孔子通过研读《周易》，提出了一套新的义理思想。孔子的这种工作被称为“赞《易》”，即创作新的思想，帮助人们更进一步地理解《周易》。刘彬教授从中国文化发展流变的大背景下，具体地分析孔子对易学的建立做出决定性的贡献，阐述了孔子易学观对人生的指导意义在于“尽人事，听天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使大家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孔子思想。
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门学问，对于世人一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易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可谓源远流长。易学作为一种文化，从萌芽产生到正式建立起来，是经过很多古人天才的文化创造和艰苦的精神劳动的结果。按传统的说法，在这一文化创造过程中，有四位圣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即远古时代的伏羲、周代的文王和周公父子以及春秋时代的孔子。易学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伏羲，伏羲的贡献是画出八卦符号，即“画八卦”。文王所做的工作是为六十四卦写出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则为每一卦爻写出爻辞，文王、周公父子的合作成果是形成了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周易》这本书，他们父子的贡献也被称为“演《周易》”，“演”就是写出很多言辞的意思。孔子的贡献则是通过研读《周易》这本书，提出了一套新的义理思想，这些新思想后来被他的弟子编成《易传》。因为《易传》有十篇，也称为“十翼”，意思是就像鸟的翅膀能帮助鸟飞翔一样，《易传》十篇也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周易》。孔子的这种工作被称为“赞《易》”，“赞”是帮助的意思，“赞《易》”即孔子创作新的思想，帮助人们更进一步地理解 《周易》。从这四位圣人的贡献来看，孔子的贡献最为重大，是决定性的，因为由于孔子的工作，易学才真正建立起来。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中国文化发展流变的大背景下，来具体地分析为什么说孔子对易学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来看看孔子形成了怎样的新的易学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孔子易学观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易学建立所需的条件
从文化史的角度，即从中国古代文化演变的历史背景看，易学产生于中国古代的术数文化，术数文化又是产生于远古的巫文化，因此易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巫文化。从巫文化到易学文化发展的历程，可表示为：巫文化——术数文化——易学文化，即在原始巫文化的土壤中分化和发展出术数，在术数文化的土壤中又分化和发展出易学。巫文化是产生于史前的一种文化形态，主掌者是古代巫师，其任务是处理人与鬼神的关系，也即“事神”，其原理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古人对超自然力的信仰，认为可以运用超自然力控制和改造自然，例如认为巫师可以使神灵附体，能召唤和役使神灵，从而创造奇迹；二是以表面相似或有所关联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为基础，认为物体通过神秘感应可以超时间、超距离地互相作用，例如古人经常使用的“偶像祝诅术”，是对某人的偶像施行诅咒或针扎、掩埋等行为，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这个人受到伤害或死亡。可以看出，巫文化一方面具有神性，另一方面具有非理性的性质。术数文化是研究人的气运、气数的古代文化，包括星占、龟卜、蓍占、形法、梦占、杂占等等。它是在巫文化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继承了巫文化“事神”的本质，另一方面由于它形成了独特的知识系统，而超越了巫文化。这种知识系统包括基于气论的阴阳观、基于五行生克的思维判断机制，以及基于前二者而进行的推测、解释和选择的操作体系，因此术数文化已具有了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演的性质，但仍具有浓厚的神秘、虚幻和感性的成分。例如商代广泛使用的龟卜，一方面卜人通过观察龟甲上的兆象，进行推理，判断吉凶祸福，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兆象是神意的反映。例如古代星占术，一方面占人根据分野理论，进行历法推算，从而判断一个国家的祸福吉凶。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这种吉凶祸福的降临乃是神意。
术数文化秉持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人的命运的外在性。术数文化把人的吉凶祸福的决定权，完全托付给鬼神等外在力量。二，虚妄的感性纠缠于理性之中。从思维演化的角度看，这是从主观感性向客观理性不断跃升的过程，但虚妄的感性一直夹杂、纠缠在理性之中，使得理性一直不能得到纯化。这两个原则也是术数文化的基本思想特征，它决定了术数文化的本质。
从文化演进的路向看，易学文化是比术数文化高一级的文化形态，从术数文化跃进到易学文化，必须对术数文化的本质进行突破，才能形成新的思想和原则。换言之，就是必须突破和超越术数文化的这两个基本原则。这是易学建立必要的条件，也是易学建立的关键，是必须达到的。否则如果不能突破这两点，就永远局限于术数文化的藩篱中，而不能自拔，也就永远不能获得文化的跃升和质变。
孔子对易学建立的决定性贡献
在由术数文化向易学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伏羲、文王、周公等人虽然做出重要贡献，但他们都没有突破术数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没有使术数文化产生新的质变。孔子与他们不同，孔子对中国古代巫文化和术数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术数文化的基本思想和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思想上达到了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从而对术数文化两个基本原则进行了突破和创造性的转化，从而对易学的建立作出决定性的重大贡献。具体来说，这两个突破表现在：
第一，孔子将术数文化中关注人的命运的外在性转向关注人的性命的内在性，将“人的命运的外在性”转向“人的德性的内在性”，实现由外在的神向人自身的转向，即由神本转向人本，或者说由神本转向人文。孔子将术数文化中幸福吉祥依赖于神的思想，转化为幸福完全依赖于人的道德行为的原则。他告诫人们：“德行亡者，神灵之趋”（《要》），认为没有德行的人，才到神灵面前膜拜；大力宣扬“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要》），要求人们要以自己的德行和仁义获取幸福和吉祥，而不是靠求神卜筮。
第二，孔子将术数文化中虚妄、神秘的感性因素进行过滤和提升，将术数文化中非理性和理性混杂的思维状态，转化提升为完全清明、明晰的理性思维。孔子批评某些人说：“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要》），意思是不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理性的人，就会频繁地进行卜筮，求鬼问神。孔子论《易》，曾说：“洁静精微，《易》教也”（《礼记·经解》），认为“洁静精微”是易学的根本特征。所谓“洁静精微”，就是去除神秘、虚妄、怪诞等非理性因素，达到清明、明晰的理性，这正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的一贯精神相一致。
孔子对术数文化两个基本原则的突破，实际上就是孔子对术数文化的人文化和理性化。经过孔子对术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一种德行优先、“洁净精微”的易学文化就此正式建立起来，而久远的中国术数文化也就此“脱胎换骨”，而演进跃升为新质的易学文化。因此，孔子对易学文化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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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易学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化演进的纵向路向上看，术数文化和易学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路向上前后演进的两种文化形态，因此它们既具有相同的内容，同时又具有质的差异。从相同的内容来看，不论术数文化还是易学文化，都要关注、研究人的吉凶祸福的人生际遇，即人生的命运。在这个方面都有预测之术，都有“占”的内容。从相异的地方看，易学文化除研究人生际遇的命运外，更重要地它要研究人的道德方面的性命。这个地方，形成孔子独特的关于人的道德性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一套“义理”，即“理”。因此，孔子对术数文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吸收和创造地超越，是辨证地否定，既吸收保留术数文化中的“占”，同时又创造出新的“理”。“占”的内容和“理”的内容的结合，就形成孔子易学观的基本内容。
因此，孔子易学观主要包括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第一，孔子讲“占”。孔子自己精通筮占，他说自己能达到“百占而七十当”（《要》）的水平，即一百次占筮，能有七十次预测准确，这确实是很高的水平了。文献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占测一些事件的筮例。对于别人就一些事情进行筮占，孔子并不反对。第二，但孔子更讲“不占”。孔子在对弟子讲解《周易》时，特别强调作为君子，对于《周易》要“观其德义”，要通过研读《周易》卦爻辞，而努力体会其中的道德、仁义。学习研究《周易》，更重要的不是研究筮占，而是体会出道德义理思想，体会出道理来，并为之实践。孔子在对弟子讲《恒》卦爻辞时，特别点出易学的基本精神、基本义理，应是“不占”。因此，孔子的易学观是既讲“占”，亦讲“不占”，并认为二者是统一的。
那么，为何孔子认为“占”与“不占”是统一的呢？这是基于孔子对人的生命的深刻反省和通透领悟。孔子指出：人的生命包括两个层面，即气数生命和道德生命。气数生命是人外在的自然生命、生物生命，包括穷富、贵贱、寿夭等内容，形成吉凶祸福的人生际遇。气数生命由外在异己力量所决定，它决定人作为一个自然生命、作为一个生物而存在的形态。道德生命则是人内在的、本质的性命，它是人的义理生命、文化生命，是决定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生命，决定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意义。从每个人都有气数生命，都切实关注吉凶祸福的人生命运的层面和角度看，人人都想了解、把握气数生命，以获得吉祥，规避凶邪和灾祸，以更多地获得富贵长寿等世俗幸福，这是人本能的、也是正常的需要，因此“占”是需要的，是正常的。而从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性命的层面和角度看，气数生命只是人的外在生命，不是人真正、本质的生命，君子不应该满足于世俗幸福，而应该将全幅生命投入到道德实践之中，以生长、达成自己的道德生命，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对了悟道德生命的君子来说，道德践履为第一要务，气数生命的世俗幸福则可遇而不必求，顺之即可，故“占”是不必要的，“不占”是必然的。因此，孔子针对人的气数生命和道德生命的两个层面，将“占”与“不占”辨证地统一起来，形成他平实而深微的易学观。
孔子易学观对人生的指导意义
孔子易学观立意高明，而取法中庸，极为平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尽人事。所谓“人事”，包括“德”和“业”即道德和事业两个方面。所谓“尽人事”，就是尽我们的全力进行道德的实践和事业的建立，以孔子的话说，就是“德、业并建”（《系辞》）。尽人事，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要务，是我们每时每刻萦绕于心、汲汲于怀当下首先要做的第一大事，是人生首先要完成的天职和使命，是不容逃避、不容推卸的义务。具体地说，尽人事要在两个方面进行：
1、全力践行道德义理和人文伦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尽五伦。五伦是儒家概括的人生最重要的五种家庭和社会关系，包括父子、君臣（现在是指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单位等）、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尽五伦就是要尽其个人全力，尽力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尽五伦的过程中，由于个人能力、素养等的差别，而做到的程度不同，但只要你尽全心全力去做，就足够了，就说明你在全力实现道德生命，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2、全力进行事业的建立。孔子认为天地本身有其“大业”，天地“富有之谓大业”（《系辞》），人建立事业，这实际上是顺天和助天。因此，建立事业实际上是人的天职，是老天赋予人的义务，是人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也是人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故孔子教导人们要“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易经》），意思是每天要勤奋工作，不能懈怠，时时担心事情没能办好。
第二，在尽人事的结果方面要听从天命。获得世俗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的目标，我们尽全力进行道德实践，但是否就一定获得世俗幸福呢？这是中外文化都要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福、德关系”问题，也即道德和世俗幸福是否是必然关系的问题。孔子最早在易学中深刻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世俗幸福和道德是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二者不存在必然关系。世俗幸福是属于人的气数生命的问题，人是否能获得世俗幸福，最终是由外在力量如“天命”等决定。对于“天命”，人只能无条件地顺从，无条件地听从，而不能改变和违逆。道德和世俗幸福是偶然的关系，即一个人尽力进行道德实践可能获得世俗幸福，也可能不能获得世俗幸福。实践道德能获得世俗幸福固然很好，不能获得世俗幸福也不是人的责任，那是老天的问题，对此结果人尽可以听从而坦然，顺从而心安。
另外，一个人尽全力进行事业的建立，他的事业就一定能成功吗？这也是不一定的。因为事业能否成功属于气数的问题，一个人全力进行事业的建立，最终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能获得成功当然很好，如不能获得成功也不是人的责任，不是人的问题，而是老天的问题，对此结果尽可以听从和顺从之。
总之，只要我们尽人事，全力进行 “德业并建”，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我们能否获得世俗幸福，不管我们能否获得事业成功，我们就尽可坦然心安，就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中不愧于人，尽可心广体胖，身安而立命。反之，如果一个人不讲道德而获得世俗幸福，只能说是侥幸而已，只能说他在外在气数生命上较好，但在本质的道德生命上则一片黑暗污浊，只能说他作为一个动物而获得较好的存在，但永不能获得安身立命。
第三，讲道德、进行道德实践的人，即使不能获得世俗幸福，但他一定能获得心灵幸福。除了世俗幸福之外，人还有心灵幸福。心灵幸福是人在道德生命中获得的精神愉悦和义理愉悦，它完全由人的道德行为所决定。从心灵幸福和道德这种“福、德关系”来看，孔子又认为二者是必然的，是统一的，道德行为一定能产生心灵幸福。因此，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进行道德生命的修养，人只要专心于道德实践，就一定能获得心灵幸福，就一定能安身立命。如此，又何必汲汲于占卜小道，而奢求气数生命的世俗幸福呢？
总之，尽人事，听天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孔子易学观对我们人生的最好指导，也应该成为指导我们人生方向的宝贵指针。
主讲人介绍
刘彬，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周易学会理事。1998年至2004年，在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易学家、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教授和中国周易学会秘书长林忠军教授，专攻象数易学，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进入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与著名学者、易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廖名春教授合作，进行出土易学文献研究。2004年至今，先后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任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同时受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中心聘请，担任“易学与建筑文化”硕士研究生班和博士研究生班的主讲教授。
研究方向为易学和儒学，参加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儒藏工程”，主持和承担部省级科研项目6项，在《中国哲学史》等重要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帛书〈要〉篇校释》等学术专著。多次应邀到台湾、澳门等地进行儒学和易学的讲学及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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