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开篇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中国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儒学用“礼”从外部世界、用“仁”从内心世界对人进行道德塑造，正是为了保持农业社会长久处于和谐态。
“中和”两个字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中”是“和”的内在，“和”是“中”的外现，“中”和“和”有同约数，就是适度、守度。和，彼此就不会产生纠纷，各方都能在和态下同生共存。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老子也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指宇宙，“二”指阴阳，“三”指阴阳二气配合得当而产生的和态，有了这种和态就能化生万物。这与西方观点不同。西方认为同一是暂时的，斗争是永恒的，矛盾双方运动的结果必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中国的和谐哲学认为，矛盾的双方在一起不是斗争的过程，而是相互磨合的过程。矛盾的双方都守“中”的原则，必生和的形态。如企业主如果与工人达成和态，就有产品生产出来；家庭处于和态，就可以生丁、生财、生物，所谓“家和万事兴”。“和实生物”的通俗说法是“和能生财”，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点。“同则不继”，则意为没有差异的事物是不能生成“和”的，和谐正是差异性的包容与有序统一。
中国人的“和”分了三个层面：首先是生成万物的“和”，这个论点是古代哲人对人类的最大贡献；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和”。《周易》说：“保全大和，万国咸宁。”万国咸宁的“和”是指全天下的 “和”，是最大范围的“和”；第三个层面的“和”是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 “和”，《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把“和”与“知、仁、圣、义、忠”列为人的“六德”，是最基础的 “和”。有了这个内在的“和”作为动力，人才会把“和”作为最高的追求，“和”才会成为人追求的最终目标。
远古的小生产者居住在深山僻壤，一家一户“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绝对的封闭体，他们只认识一个“己”字，不知道“他”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小生产者利己思想的最大注脚，“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小生产者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不乏以邻为壑者。“他人”对小生产者来说是陌生的，小生产者对陌生人的态度一是排斥，二是拒绝。按照小生产者的自私性，农业社会很难稳定和谐。儒家深深理解如果不对小生产者的习性进行彻底改造和塑型，农业社会就难以保持它的静态，更难以出现适宜农业社会发展的和态。
于是，儒家的全部理论都致力于营造一个美好的农业社会，把个人修身当作营造和谐社会的基础，以“仁”为核心，通过倡导“礼”来对小生产者的观念和行为进行改造。在“礼”与“仁”的关系上，“仁”是目的；在“仁”与“和”的关系上，“仁”是手段，“和”是目的。几千年的历史中，落脚点在伦理道德的和谐文化一直是中国学界的重要母题，当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与国之间较量竞争力的今天，厚德载物、以德治国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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