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高足 儒商鼻祖——子贡（端木赐）

子贡：孔门中的“成功人士”

    子贡，姓端沐（木），名赐。子贡是卫国人，年少于孔子31岁，他成为孔门弟子，当是在孔子携门徒客居卫国的时候。

    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智商最高，然而，却从未得到孔子对颜回那样的赞赏。有一次，孔子有意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个更强些？”子贡说：“我怎么敢跟颜回相比，他是闻一知十，我是闻一知二。”夫子赞同说：“你是不如他。”子贡这么回答，与其说是自知之明，毋宁说他很聪明，他知道颜回是夫子的最爱，也明白夫子这么问的意思，倘若他不表明自甘于颜回之下（而且差距很大），一定会让夫子不开心，还可能自讨没趣。

    从《论语》记述可知，子贡经常受到夫子的抑揄，如：“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有时臧否他人，夫子说：“你自己有多好吗？我就没这个闲工夫。”又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子贡问夫子，我这人怎么样？夫子说，你好比是器物，那种盛黍稷的瑚琏器物。夫子说过“君子不器”，可知夫子把子贡比作瑚琏之器，实在是个不高的评价（连君子都够不上）。另外据《孔子家语》所记，孔子晚年时还说过：“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预言自己死后，子游会日益进步，子贡将日趋不行，其理由是：子夏喜好与贤良的人相处，而子贡则爱跟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前者如入芝兰之室，后者如入鲍鱼之肆，因此便有相反的结果。不过，这个段子是否属实，似有可疑之处。

    当然，夫子对子贡的称赞也是有的。比如，夫子曾对季康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何有？”——子贡通达事理，从政对他来说是绰绰有余。又如，有一次在谈到贫富的态度时，子贡引用《诗》里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子便高兴地称许他“告诸往而知来者”（即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这些都是对子贡才智的赞赏。其实，子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有点怀疑精神，这见诸《论语》的一则记述：“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周室“伐纣”而得天下，商纣王作为前朝“暴君”，于是被彻底妖魔化，且成为天下“共识”。然而，子贡却怀疑这种主流“共识”，认为纣的恶未必像人们说的那么厉害，并由此推断：君子要是“居下流”（即处于下风、失势的境地），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会落到他的头上。子贡这种质疑性的见解，在当时无疑是独到而犀利的。从《论语》记述来看，子贡这番话没有当着夫子的面说，若是夫子闻知，也不知道他是表示赞同呢，还是厉言申斥。但有一点似可以肯定，这种有违主流“共识”的怀疑之论，谨守“非礼勿言”的颜回是说不出，甚至想也不敢想的。

    子贡以擅于“言语”，列为孔门“十哲”之一。但我们知道，孔子对巧于言辞总不怎么欣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子贡的伶牙利齿、能言善辩，经常会被夫子驳斥。不过，在外交场合和关键时刻，子贡的“利口巧辞”就派得上大用场。据《仲尼弟子列传》记述，齐国的权臣田常（即陈恒）蓄意攻伐鲁国，孔子对弟子们说，国家面临危难，你们何不出来效力呢？子路、子张等请缨，夫子没有应允；子贡请求出马，夫子当即就同意了。于是，子贡先到齐国，挑唆田常攻伐吴国，随后又到吴国，鼓动吴王去攻打齐国，然后再去越国，对越王说吴王的坏话，最后来到晋国，说吴王有野心，让晋君做好抵御吴军进犯的准备。……子贡以其“利口巧辞”进行游说，在诸国之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结果吴军果然与齐军交战，吴军战胜后又兵临晋国，却被以逸待劳的晋军击败，越军乘机侵袭吴国，最终吴王夫差被杀，吴国灭亡，越国由此称霸。这就是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利口”的杀伤力竟有如此之大！

    《孔子家语》亦有类似的记述，而且还有孔子在事后的评说：“夫使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灭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使齐国乱了作战计划，从而保存了鲁国，这是夫子原来的意愿，而让晋国加强，吴国灭亡，越国称霸，这些都是子贡游说的结果。夫子认为，子贡“说”得太过火，伤害了信义。

    然而，《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的这些记述，是没有史实依据，不可置信的。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是在公元前473年，此时距孔子离世已6年，即此一端就可证其无稽之说。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所占的篇幅最长，而其中子贡在各国的游说词便占了约五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司马迁对游说之词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如苏秦及张仪的列传，同样也大量引述其游说词——不过，子贡的那些游说词从何而来，也很令人怀疑，似不能排除“创作”的可能性。

    将子贡当作纵横家祖师爷的描述，虽然不可信，但子贡巧辞善辩和杰出的外交才能，则是确实无疑的。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王派太宰嚭要求鲁国重温过去的盟约，鲁哀公认为此举可能别有企图，便派遣子贡去婉言拒绝；子贡奉命前往，一番有理有节的话，说得太宰嚭无言以对，重温盟约的事就此作罢。同年，卫侯在吴国会见吴王，谢绝和吴国结盟的要求，吴王于是派兵包围了卫侯的馆舍；当时作为鲁国随行使者的子贡又奉命前往斡旋，子贡带了丝锦去拜见太宰嚭，抓住吴国欲称霸于诸侯的企图，指明围困拘禁卫侯的严重后果，说得太宰嚭心服口服，于是卫侯很快得以解围归国。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鲁国与齐国媾和，子贡作为副使来到齐国。陈成子（即田常）在宾馆会见鲁国使者，宣称齐国会像对待卫国一样，也友好地对待鲁国。正使子服景伯揖请子贡陈言应对，子贡便上前从容地说，这正是鲁君所期望的，接着话锋一转，提起吴国进犯鲁国时，齐国趁机侵占鲁国的土地，若比照齐国跟卫国处理类似问题的前例，鲁国也应得到相等的对待。这一席话让陈成子自感理亏，不久齐国就把成邑归还给鲁国。以上诸例，足以显示子贡能言善辩、机智敏捷、外交中不辱使命的卓然风采。

    子贡还是经商的高手。《论语》中记道：“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将颜回和子贡做对比，前者安守本分，穷得丁当响，后者不安于命，做起生意来，却屡测屡中。夫子在这里有所感慨，但并没有赞赏子贡善于经商的意思。“士、农、工、商”，位于四民之末的“商”，为儒家所轻视。当然，夫子也没有特别阻止子贡从事商业活动。按钱穆的说法：“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可谓是亦官亦商两不误（不过，子贡的买进卖出，须有准确的商业判断力，以及足够的风险意识，恐怕并非如钱氏说的“其事轻而易举”）。子贡的生意越做越大，以至于“家累千金”。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在孔门之中，子贡无疑是“成功人士”，也可以称为中国“儒商”第一人。

    由于忙碌于外交事务和商业活动，子贡后来不能常侍于夫子身边。当他闻知夫子病重，匆匆赶来谒见时，夫子正拄着拐杖徘徊在门口，一看到子贡，夫子就问：“赐，汝来何其晚也？”可知夫子当时急待的心情。颜回、子路相继离世之后，子贡在夫子心中便是最倚重的弟子了。夫子伤感地对子贡说，他昨晚做了个梦，自己坐在东阶和西阶的两柱之间，夏人死后停棺在东阶，周人死后在西阶，殷人则在两柱之间，我是殷人的后代呵！……七天之后，夫子便怀着“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遗憾，溘然离开了人世。这七天，子贡朝夕守候在夫子身边。

    为夫子主持安葬之礼的，想必也是子贡，这从孟子谓“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一语，即可推知；于此还证示：在当时的众门徒眼里，子贡威望是最高的。弟子们各自离开之后，子贡在夫子墓旁筑了一间小屋，又在那儿独自守丧三年。前后六年，子贡就这样守着夫子的亡灵，将公务、商务和个人的名利全然置之度外。

    孔子活着的时候，虽然对子贡时有抑揄，但子贡却从未有何不满，或像率直的子路那样顶撞夫子，更没有因自己的能耐和成功，在夫子面前稍显骄矜之色。聪明的子贡很会做人，如我们在《论语》里看到的，他总是对人称道夫子。夫子亡故之后，有人以子贡的出众才华和成功名望，夸他“贤于仲尼”，或以此来诋毁孔子，子贡不予认同，说夫子之墙数仞，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自己不过是及肩的低墙罢了；还把夫子比作日月，是不可逾越，也不可毁伤的。……子贡就是这样旗帜鲜明，捍卫着夫子的声誉。不仅如此，子贡在作为使者或富商访问各国君主时，总不忘在他们面前对孔子大加宣扬，《货殖列传》因此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有像子贡这样的忠诚弟子，可以说这正是孔子作为人师的最大成功。（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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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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