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而言的。作为中国文化奠基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通过倡导“仁”即人之道德理性，充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从而创立了儒学。孔子之后，儒学不断发展。到战国时代，经孟子、荀子等人的推展，儒学成为显学之一。至西汉时期，经董仲舒的提倡，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由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魏晋玄学和从印度传入的佛学虽对儒学产生过相当冲击，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到了宋明时期，在消化和融合了玄学特别是佛学的思想精华后，儒学前进到了一种新形态——宋明理学（宋明新儒学）。由此，儒学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对塑造传统东亚社会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儒学迅速走向衰落。华夏文化中心论曾是长期以来传统儒家士大夫坚执的文化观念。但在19世纪中叶后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这种心态迅速冰释瓦解。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只是在这块经过几千年积淀的坚冰上凿出了一道小小的印痕，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则已开始尝试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到了“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提出更标志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取代华夏文化中心论成为主流的文化范式。与此相关联，儒学被人们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能产生科学和民主并陷于落后挨打之境地的罪魁祸首，是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彻底丢弃儒学，中国文化才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华民族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由此，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不仅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而且身体力行，力图彻底割断儒家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精神联系。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在物质基础、制度架构和精神理念方面的巨大变化，儒学衰微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不少西方人士甚至认定存活了两千多年的儒学已彻底死亡。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但面对“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存在境遇，仍有那么一群为数不多却特立独行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理智的抉择和情感的认同中皈依儒门，成为儒家的现代传人。在他们看来，儒学的现代复兴不仅可以解除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危机，而且足以为西方文明补偏救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儒学发展出了其现代形态——现代新儒学。
二
在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新儒学已走过了三个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是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80年代以来是第三阶段。
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被视为封建保守的儒家思想。在举国上下皆曰“奴儒误国”的思想氛围之中，时任北京大学教师的梁漱溟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悍然打出新孔学的大旗，公开倡导在现代社会复兴孔子儒家学说，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现代新儒学由此诞生。此后不久爆发的科玄论战使新儒家的基本理论立场进一步得到凸显，那就是以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为科学主义绝对化了的科学理性，以此作为新儒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新儒学在抗战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作为新儒学重要奠基人的熊十力创制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贺麟也进行了建立“新心学”的尝试，钱穆则出版了《国史大纲》等著作。与此同时，为了恢复民间讲学的“宋明遗风”，新儒家先后在抗战的大后方创办了复性书院、勉仁书院、民族文化书院。此外，还主办和创办了《思想与时代》、《历史与文化》等杂志，广泛宣传新儒学的文化主张。经过抗战期间的发展，新儒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其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学理规模初步奠定。
1949年后，新儒学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其中心由大陆迁移到港台。围绕“传统与现代化”这一中心主题，新儒学从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展开：第一，在现代价值取向、思维框架与话语系统下，对儒学作了理论阐释，从而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用现代学术的面目展现。第二，对如何让现代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扎根并从儒学中发展出科学、民主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探讨。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其“本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学理规模。这一时期的新儒学虽依然难免“寂寞孤怀”，但在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型的学理阐释方面，新儒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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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几位前期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和一些后辈逐渐登上学术舞台，新儒学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发展走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现代新儒学的存在境遇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在国内，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使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一个更为理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在国际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在全球性的反思现代化的过程中，国际学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更大的理论兴趣。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新儒学得到了新的发展契机。如果说第二阶段新儒学的主要特点是作了全面的学理展开，第三阶段更为重要的特征则是其学术影响在国内外的扩大。
三
概括而言，新儒学具有以下主要理论特点：
（一）崇儒尊孔、谋求儒学之现代复兴的基本理论立场。新儒家认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第一期儒学，其意义在于彰显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并为中国文化确立了文化理想。第二期儒学消化了玄学与佛学的宋明理学，其意义在于复活了先秦儒家的智慧，重新畅通了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流。现代新儒学是第三期儒学，其基本的历史任务是承续儒家传统的生命精神，根本改变近代以来儒学趋于衰微的存在境遇，重新恢复儒学的活力，以使其对现代人生与社会具有影响乃至主导作用。这是新儒家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的基本目标。
（二）民族文化本位的基本理论立足点。新儒学是作为西化派的理论对立面出现的。与西化派仅仅以时代性来衡论中国文化不同，新儒家则更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在他们看来，文化的民族性才是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如果丢掉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那么，即使建成了所谓的现代文化，那也只能是使中国“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为此，他们根本反对西化派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理论主张，强调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通过儒家价值系统的内在转化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三）援西入儒的学理路数。新儒家认识到，在现时代，“只有吸收、转化利用、陶焙西洋文化才能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为此，他们积极倡导通过“援西学入儒学”、“儒化（华化）西洋文化”来实现儒学的现代重建。由此，援西入儒构成了现代新儒学在思想资源上区别于宋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对于新儒家而言，吸收西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本位，是服从于儒家思想现代重建之需要的。也就是说，新儒家并未摆脱“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式。
（四）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内圣外王是儒家传统的义理纲维。它强调内圣道德心性是本，外王事功为末，外王是内圣的延伸。现代新儒家秉承这一精神，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就是返儒学内在心性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现代科学、民主之新。在新儒家看来，科学与民主尽管表现的领域与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认知主体的产物，在本质上都根源于科学理性精神。由此，如何“返本”以“开新”的问题，就被归结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精神与科学理性精神，如何从注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认知主体的问题。
（五）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内在统一的理论旨归。与对于科学理性精神的接纳相关联，新儒学体现出了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之内在统一的理论旨归。新儒家认为，这种统一既是中国文化生命进一步开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他们明确肯定中国文化至今依然富有生命力，并将其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已经过了从先秦到两汉和从魏晋到宋明的两度大开大阖，并自晚明以来进入了第三度大开大阖之中。现今中国文化的时代使命是完成融摄中西文化精神的大综合。由此，中国文化生命精神的进一步开展内在地要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一方面，传统儒学缺乏科学精神，现代新儒学要谋求大的发展，客观上就必须整合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统一也是时代的要求。在新儒家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相对主义被推向极端，人类精神“无根无向”的时代。为挽此颓势，必须超越相对主义，为人类“重立大本”，通过将关联于不同精神层面的宗教、哲学与科学统贯为一，来为现代人确立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之源，从根本上改变当代人所面临的“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的存在境遇。
为达此目标，几代新儒家都作出了不懈努力。现代新儒学的这一理论旨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针对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对作为人类文化之三大基本领域的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及其所牵涉到的人之生命存在的基本形态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但是，由于它归根结底是要将宗教、哲学与科学均归结为儒家“良知本体”的不同表现形态，在精神取向上还一定程度上带有前现代的痕迹，这就难免在理论上存在着矛盾。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学所代表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思潮，它的理论中存在着明显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中体西用的文化心态、泛道德主义的理论取向以及倡导“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等缺失。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新儒学对于抗击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对于面向世界阐扬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产生过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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