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把林则徐视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真正做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应该是郭嵩焘。
读罢中南大学教授孟泽所著的《独醒之累》，我对郭嵩焘这位近代人物生出诸多感慨。关于郭嵩焘的历史评价，从来不该由单一学者盖棺定论;或许，从这位常遭非议却又极重名节者的自我剖白中，更能窥见其真实心境。他曾为自己写下两首小诗，字里行间满是傲骨与怅惘：
其一云：“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抱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其二曰：“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获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这份 “定识人间有此人” 的自信，如今看来半是印证、半是遗憾。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核心观点无疑是超前的，但世人真正理解他的价值，却迟了太久。直到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 —— 这份 “向西方取经” 的实践，恰似对他早年理念的一种跨越时空的呼应。
郭嵩焘曾与曾国藩、刘蓉结为挚友，正如他诗中 “笑谈都与圣贤邻” 所写，彼时的他亦身处晚清名臣圈子之中。可论及正史中的声望，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相比，却有着天差地别。究其根源，皆因他 “不识时务” 的清醒：所著《使西纪程》记录西方见闻，却被同乡讥讽为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连曾为好友、后来担任民国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也斥责他 “中了洋毒”。在时人眼中，他成了 “全盘西化” 的代表，被扣上 “崇洋媚外” 的帽子，可即便如此，却无人敢说他是个无风骨之人。
最早让郭嵩焘打破对西方偏见的，是 1856 年的一次上海之行。当时太平天国战乱正酣，他受曾国藩之命前往浙江筹饷，顺路抵达上海。正是这次经历，让他颠覆了对 “红毛鬼佬” 的刻板印象：原来洋人并非凶神恶煞，反而举止有礼;他们的居所窗明几净，就连此前未曾接触过的葡萄酒，入口也并无不适。这份直观感受，成了他认知世界的起点。
后来郭嵩焘入值南书房 —— 这个相当于如今中央办公厅、能近距离接触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让他拥有了影响朝政的机会。他曾向朝廷举荐曾国藩、李鸿章等栋梁之才，是名副其实的 “帝侧近臣”。但即便对曾国藩这样的挚友，他也有清醒的评判：“于洋务素非通晓”。在郭嵩焘看来，清末的 “洋务” 绝非简单的器物引进，而是关乎国家安危的对外事务;若不能妥善处理洋务，朝廷的根基便会动摇，这正是他眼中彼时最重要的国之大事。
在那个封闭保守的时代，像郭嵩焘这样主动觉醒的人寥寥无几。他因上海之行意识到 “洋人也是人”，进而主动与西方交流、学习，最终得出振聋发聩的结论：“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最能印证他远见的，莫过于福建马尾船厂的命运：当年他曾与左宗棠就船厂经营模式争执不下，郭嵩焘主张 “与洋人入股设厂，由士绅主持”，认为官办企业不仅效率低下，还易遭洋人 “欺侮愚玩”;可朝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 “官办” 的方案，结果马尾船厂在中法战争中化为灰烬。事后郭嵩焘无奈哀叹 “国家气运使然”，若当初能依他之见，这场悲剧或许能避免。
郭嵩焘最反对的，是中国数千年来 “天朝上国” 的虚妄心态 —— 那种盲目追求 “玉碎瓦全”、动辄以 “精忠爱国” 为口号，却 “不考当时之事势，不察人情之顺逆” 的空泛言论。他曾提出，为人处世、治理国家，应追求 “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若既不能让内心坦然，又无法让天下安定，却还自恃意气、大肆鼓噪，那便是十足的 “妄人”。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不需要这样的 “妄人”。一百多年前，我的乡贤郭嵩焘因偶然的历史机缘，成为率先睁眼看向世界的人;如今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回望他三起三落的政治命运，便知那是清末那个挫折时代的必然结果。斯人已逝，但其言犹在耳畔。面对当下一些对 “美西方” 喊打喊杀的声音，我不禁想问：若真的热爱这个民族、珍视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何不愿先去了解世界?他们高喊 “没有美西方，我们一样活得好”，可连世界的真实面貌都未曾看清，这样的口号又有何意义?不少人并非真心为国家着想，不过是借 “爱国” 的旗帜，宣泄自己的不甘与愤懑罢了 —— 这一点感悟，正是我从百年前郭嵩焘的故事中寻得的启示。
国际关系从不是简单的 “喊打喊杀”，我们应当警惕重蹈历史覆辙，不再出现 “洋务四凶” 那样的人物 —— 无论是琦善、耆英的妥协，还是叶名琛、僧格林沁的僵化，都曾让国家蒙受损失。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国，仍有少数类似 “琦善” 式的人：或是高举大旗、虚张声势，或是秉持 “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 的极端心态，却自诩 “爱国爱民”。读《独醒之累》后我愈发明白，世界的广阔远超 “中华之大”，唯有保持清醒与开放，才能真正走向强大。
百年光阴流转，关于郭嵩焘的争论、评价，至今仍未停歇。或许，这份 “未完结” 的讨论本身，就是对他 “独醒” 价值的最好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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