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邹城市委、孟子研究院主办的“孟子思想与干部政德教育”专题系列讲座上，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主讲了题为《仁政思想与治国理政》课程。李存山从仁政思想的道德基础和时代背景、基本内容以及对治国理政的现实意义，结合在干部政德教育中的实际，详尽阐述了仁政思想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时代价值。通过论述仁政思想，为党员干部修身养性，用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政之德、政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
仁政思想的道德基础与时代背景
“仁政”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仁政的思想有深远的文化渊源，而“仁政”概念首先是由孟子明确提出来的。仁政思想的道德基础是“仁”，即儒家的仁爱思想以及民本主义。孟子的仁爱思想和民本主义上承孔子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文化史和哲学史上，孔子的功绩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了中国上古时期的优秀文化传统，删述六经，开创了民间教育，并且把“仁”提升为道德的最高范畴，创建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孔子针对不同弟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什么是“仁”有多种回答，而“仁”的基本含义应该是普遍的“爱人”。
孟子仁政思想的道德基础是仁爱思想的性善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先王”指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之王。“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人受苦受难的仁爱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就是“仁政”。人有仁爱之心，这是施行仁政的道德基础和思想前提。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意味着，执政者作为一个人，其本性中都有恻隐之心，所以他应该按照本性来施行仁政。如果没有恻隐之心，那就不是人了;如果执政者不施行仁政，那就是非人性或反人性的。
仁政思想的道德基础还有民本主义。简而言之，仁爱思想中包含着民本主义。“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古代，“人”和“民”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概念：“人”是相对于神和物来讲，“民”是相对于国家政权和执政者来讲。“爱人”包含着“爱民”，“仁者爱人”在仁政思想中，就是要求执政者“爱民”或“仁民”。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他更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谓人民是最有价值的，社稷的价值次于人民，君主的价值又轻于人民和社稷的价值。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又可表述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就是“执政为民”的思想。
孟子提出“仁政”思想的时代背景：战国时期与春秋时期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七个战争强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人民生活的痛苦灾难更加深重，当时的各诸侯国君已不再“尊周王”，天下形势面临着以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靠什么力量来重新统一天下。孟子批评当时的兼并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批评当时的贫富悬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反对“霸道”，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他主张以“仁政”来救民于水火，通过“得民心”的“王道”而统一天下。
仁政思想的具体内容
仁政是取法于“先王之道”。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圣人……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执政者不能仅有“仁心仁闻”，如果要“平治天下”，真正泽加于民，就必须施行仁政的一些制度安排和具体措施。
仁政首先是“制民之产”，以解决民生问题。孟子批评当时民生艰难的社会现状：“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针对此，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说的“制民之产”就是要使人民“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对梁惠王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孟子对滕文公也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制民之产”，就是使人民的生活先有经济制度的保障。这在当时就是要“正经界”，实行“井田制”。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孟子的理想在战国时期没有得到实现。《史记·孟子列传》：“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孟子的“仁政”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仍然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在现代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仁政思想的现代意义
仁政的精神可以概括为：执政为民，重视民生，共同富裕，崇尚道德。这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文化传统。仁政思想的道德基础是仁爱精神和民本主义，因此，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仁政的精神，就要“讲仁爱，重民本”，确立高尚的道德境界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国文化的“常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有“变”也有“常”，“变”是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变中有常”。“讲仁爱”就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境界，有此境界才能为社会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没有“不忍人之政”。儒家思想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个人内心要有高尚的道德境界，“外王”就是要为社会作出重要的贡献。
孟子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仁爱的道德境界。儒家有两种“乐”，一种是“孔颜之乐”，如孔子所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所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还有一种是“天下之乐”，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前者是道义的自足之乐，也就是个人修身的价值取向，后者是使天下人“德福一致”的乐，也就是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价值取向。有了这两种“乐”，就是有了高尚的道德境界。“重民本”就是要确立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主体的执政理念。“民为贵”，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而且，我们要“通古今之变”，充分认识到古今有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不同。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人民是国家权力和社会权益的主体。各级执政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创造财富，而市场经济也要有其道德维度，要在制度上避免权钱交易，根治腐败，也要有一定的社会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避免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能够“均无贫”才能够“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所主张的“先富后教”，孟子所设想的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重视民生是提升社会道德的基础，这在现代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要重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要“德力俱足”。孟子提出的“王霸之辨”“以德服人”“仁者无敌”，蕴含了在国际关系中重视“软实力”的思想。“软实力”一词由美国的约瑟夫·奈在1980年代首创，它是与“硬实力”相对而言。硬实力是那种强制他国的能力，而软实力则是指吸引、劝服他国的能力。硬实力凭借的是军事和经济手段，而软实力则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道德、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感召力。
在孟子之后，汉代的王充主张“德力具足”。他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这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的思想，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也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包括仁政思想在内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这对于我们在当今国际社会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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