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访谈稿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黄怀信先生应台湾《国文天地》杂志社之约，由《孔子文化》编辑部同仁拟定访谈提纲，黄先生提供答问初稿，最后经主编巩宝平综合材料、撰写而成。全稿已发于《国文天地》（第三十二卷第二期，2016年7月号）。今将其转载于此，以飨同好。
《孔子文化》编辑部黄怀信教授
一、古籍文献整理的缘起
黄怀信教授长期从事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著作等身，成就卓著。这与他早年学习经历、导师指引和个人兴趣有密切的关系。黄教授在本科时期专修考古学，读研究生时转为古文献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受其指点，黄教授从探明《小尔雅》源流和版本开始，慢慢接触和深入了解古籍文献。在此期间，他读了很多版本学、目录学及考据学方面的书，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不仅圆满完成这个课题，还对古文献研究产生了信心，并从此走上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之路。而之所以能够坚持这条学术之路，黄教授认为还与个人兴趣和问题意识有很大的关联。兴趣需要培养，关键是要先钻进去，通过研究和整理古文献，一点一滴地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了自信心和成就感，兴趣也随之而来。黄教授早年曾探究过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难题，如西周的月相纪日法、六书中的“转注”，通过研究他得出明确而异于前人的结论，至今仍十分自信。这两个问题，前者被认为是金文研究中的“歌德巴赫猜想”，后者的难度更胜前者。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当年黄教授的本科毕业论文《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硕士论文《小尔雅的源流》，后来发文重申“华夏”本义、周人早期历史及迁转等，以及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探讨研究“文献的可信性”，长期关注儒家文献，均涉及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应该与其在早年学术研究中培养的兴趣和问题意识有莫大关系。现在看来，这种兴趣更多的似乎是一位年轻学子对学术薪火相传、追根溯源、求真务实的追求，冥冥中隐然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责任与担当。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而论，这种责任与担当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关键前提和核心内容。
二、《周书》的开创性研究
在黄教授整理研究的众多古籍文献中，下功夫最大者当属《逸周书》，其学术成就与反响亦巨。如他被称作“《周书》第一人”，《逸周书校补注译》则有“百余年来国内第一本对《逸周书》进行系统全面整理研究的专著”之誉。
据黄教授回忆，当年在李学勤先生的指导下，他与两位同学一起合作完成《逸周书汇校集注》，同时又独著《逸周书源流考辨》、《逸周书校补注译》，系统地解决了诸如其不同书名的问题、“汲冢”的问题、诸《志》所著录本及今本之由来、时代与编解者、各篇之时代、版本及其源流等问题，使《逸周书》源流不明，长期缺乏善本，部分原文难读，文字错乱严重等情况有了根本性改观，彰显了其书应有的价值。
黄教授特别提到《逸周书校补注译》的成书过程，犹记当年经历的艰难，坦言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有时侯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要花一天甚至几天时间，而且往往还有反复。比如说前面一句经过几天总算把它想清楚解通顺了，可是做到后面又发现不对。就这样反复地揣摩、修订，经过三、四年努力，终使这本“世无专家”的古籍成为人人可读之书，当然不能说已经尽善。书出版以后，学术界不少人称黄教授为“《周书》第一人”，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下了多少功夫。当然，做了最难的，再攻治其它的就更有信心了，正所谓先难而后获。事实也是如此，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黄教授又相继整理研究了《尚书》、《大戴礼记》、《论语》、《鹖冠子》、《周易》、《老子》、《诗经》等经典文献，提出了大量新的观点，这些都可视作是他开创性研究《逸周书》的延续。
在回顾自己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历程，黄先生深为感慨的一点是：古书一定要有好的整理本，否则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就像《逸周书》中的《世俘》篇，虽然基本上属于西周原作，但其开头部分的干支日辰却有问题，等等。他特别强调：做研究一定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不能被前人所误导，也不能刻意求创新。这样，你的结论才会科学，才有价值。
三、儒家文献的情有独钟
黄教授整理了各类古籍，经史子集，包罗甚广，但又以儒家经典居多，除了因为先秦文献本身以儒家为主之外，他认为儒家的东西对社会可能更有用，思想比较积极、比较实际，所以花很多功夫去研究其真实面貌、揭示和弘扬其理论与现实价值。当然，对儒家文献的情有独锺，还包含了每一位曲园学人的儒学情怀与责任。身居孔子故里、儒学故乡的高等学府——曲阜师范大学，作为本校特聘教授和资深专家，黄教授发挥其古籍整理的特长，主攻儒家文献研究，兼顾考据辨伪与义理阐发，有志于解决学术难题，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在本世纪初，黄教授刚刚受聘为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次年（2002年）即申请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项目“《论语》汇校集释”，并带领孔德立、周海生两位青年学者，总结前人的工作及《论语》版本文字，顺利完成课题。但在研究中，黄教授敏锐地发现，传世《论语》文本存在大量版本文字以及训诂方面的问题，所以又撰著了新译注本（《论语新校释》）。这些研究成果在集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首先是文字校勘，校出《论语》原文各类错误共有300字处以上。其次是注释方面，很大一部分与前人说法不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再如在分章方面，新译注也有多处突破传统分法的地方。此外，黄教授还撰写和发表了关于“儒”之本义、儒学特质、孔子思想的渊源等方面的文章，发前人未发之覆，补苴学界空白，解决了实际问题，学术价值之大，不言而喻。
研究文献必须先考证材料的真实性，评估其可信性，然后才是思想义理层面的研究。对于《论语》的研究与普及，黄教授认为首先必须有好的版本，其次是解释要合理。版本有问题，免不了郢书燕说；解释不合理，不能得古人之心志。《论语》作为反映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的著作，如果版本文字有问题，或者解释不合理，那么得出的思想就不是孔子或其弟子的思想，哪怕只差一点。所以必须先把材料搞确实，然后再进一步研究思想。这样，最终的研究结论就能保证科学性，才会有生命力。这是黄教授多年来整理和研究古籍的真识卓见。
如果说在2012年之前黄教授的很多成果侧重于古籍整理，那么在他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之后，又开始兼顾考据与义理两个层面的儒学思想研究。在该项目的重要结项成果——《〈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一书即将出版之前，我们独家采访了黄教授。在本书中，黄教授认为孔子之道有益于人类社会，目下已经成为国际人士之共识。因为以往人们根据旧本《论语》及其旧解归纳孔子思想，而不知旧本《论语》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基于扎实考证之上的义理研究就显得格外迫切。在义理的阐发上，本书延续了黄教授求真务实、推陈出新的治学旨趣，所发新解，在在皆是，洽惬乖违，洵然卓见。比如说孔子思想中的“仁”和“礼”两个概念，黄教授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孔子所讲的“礼”就是周礼，孔子讲“礼”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周礼；孔子的“仁”是所谓“全德之名”，等等看法。黄教授研究指出：“礼”属于社会规范，是被规范化了的社会法规、习俗和仪节等；孔子所讲的“礼”是当时尚存或流行的社会礼法和规范，而不完全是周礼；孔子讲“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与安定，而不是为了恢复周礼。关于“仁”，根据《论语》中的不同情况，提出：作为一种美德，“仁”就是关爱他人之德；作为一种思想，“仁”就是关爱他人的思想；有仁德，就是有爱心；不仁，就是无仁德、没有爱心；“仁者”，就是具有关爱他人的品行或思想的人，或者能够关爱他人、做过关爱他人之事的人；行仁，就是献爱心、做关爱他人的事；仁名，就是有关爱他人、能够献爱心的名声或称呼。孔子提倡“仁”，是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达到社会和谐。所谓“全德之名”，是子思以来对孔子之“仁”的误解。关于“仁”与“礼”的关系，指出：“仁”是个人的自愿，“礼”是社会的约定；“仁”属于道德层面，“礼”属于政治层面；“礼”的存在是客观的，“仁”与“不仁”是由主观决定的；“仁”既不属于“礼”，“礼”也不是“仁”的主导，“仁”更不得包摄“礼”，二者之间没有主从或领属关系，也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仁者”不必知“礼”，知“礼”者不必“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且提出：孔子之道的终极目标，是“天下有道”，包括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文明进步发展。实现孔子之道终极目标的途经与方法，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学习，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包括使国君知“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百姓谋福祉；使百姓了解并践行“礼”、“仁”、“义”、“中庸”、“仲”、“信”、“孝悌”等一系列美德，等等，与前人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这种在求真务实基础上的除旧布新，在可信的考证基础上的合理阐述，都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
四、辨伪求真的不懈追求
求真是任何一门学问、一种学术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应有之义，在传统典籍的现代整理与诠释中，求真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正确辨别古书真伪，合理应用史料的问题。黄教授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涉及古史辨伪，如他曾经对最大的伪书《孔丛子》作过考辨，证其不伪，全面发掘其史料价值，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一部“丛”书，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孔鲋及其后几代人陆续完成的，当然对于书中尤其是所谓《连丛子》部分确有问题的个别材料，另当别论，需细甄别。这里也涉及到对具体古史材料的辨伪，黄教授指出：“关于真书伪书的问题，必须下功夫一篇一篇去研究、去考证，不能随意地说，更不能一概而论”，不仅是篇，有的甚至要一节一节去研究。比如《孔子家语》，必须一小节一小节去考察。《孔子家语》自然不是伪书，但其中部分材料又确实存在问题，所以也不能回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这在可行性方面应该不存在问题。又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诗论》发表以后，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黄教授综合各家研究，撰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从简枝编连、复原、文字考释到译文，作了系统研究。不仅是对其文字本身的理解与各家有较大不同，而且对很多诗篇的理解与传统说法也是大相径庭。再如他在《鹖冠子汇校集注》中考证鹖冠子源流诸问题，认为其撰作年代在公元前236-228年之间，确实是一部先秦文献，等等。
黄教授认为：正确辨别古书的真伪，对于整理与研究古籍非常重要，但严格地说，真正的伪书流传至今者几乎没有，因为它们早已被人们发现并黜除。现在还有的所谓伪书，只是书中偶有不大可信的材料。其中部分材料有问题，是因为流传讹误所致，可通过版本校勘来解决。不可信的材料，自然需要进行辨伪。至于辨伪的方法，黄教授结合自己长年研究古籍的体会，认为基本上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去进行：一是对材料进行历史性考察，从时代、人物等方面进行分析，看其是否真实可信；二是从思想方面进行考察，将之与同类材料进行分析对照，看其是否符合其一贯思想；三是考察材料的出处与来源，以分析判断其可信性；四是根据文献本身的性质，分析其引用材料的目的，以见其材料是否真实可信；五是对同一材料共见于多部文献者，通过分析比对，以见其何者更为原始。最后做出综合性判定，指明其可信或不可信。可见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五、对后学的建议与期望
对于有志于史学特别是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后学者，黄教授从自己的研究实践出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第一，做学问先要做好人。古人讲“道德文章”，道德就在文章前面；孔门四科，“德行”也是第一位，说明古人就有这种意识。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好的品行，那么正像孔子说的，“其余不足观也已”，谈何学术？第二，做学问一定要先打好基础，而且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不能躐等，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他说：就我亲身经历来说，我上初中二年级赶上“文革”，后来也未能上高中，错过了一个打基础的时机，以致现在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所谓基础，就历史学和文献整理与研究而言，首先是要打好读古书即古汉语的基础，然后学会校勘和训诂，最好也能有一点考古学的基础。第三，做学问要做有用的学问。所谓有用，就是对学术有用、对社会有用。现在学术界讲究填补空白之说，殊不知所谓空白，有些正是前人认为没有价值，不屑去做的东西。所以说要做有价值、有意义的学问。第四，必须解决问题。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解决问题，学术才能进步，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需要强调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调和问题，更不能有意地制造新问题，给学术增添麻烦，制造混乱。第五，一定要有创新，创新更在解决问题之上。只有创新，学术才能进步。如果没有创新，你的文章再漂亮，或许一时能得到一些外行的赞许，但最终没有价值。当然创新要有依据，不能想当然。第六，要有虚心的态度。就是说不要轻易地批评别人，或者反对不同意见。孔子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何况别人所做的东西，你未必真懂。第七，要有责任心。就是说要对学术负责，不能随便乱说。最后，要有从善如流的精神。就是说对于别人讲对的，一定要从；自己讲错的，一定要改。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别人明明已经讲对，也不承认，致使很多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有的甚至是重大问题，让人痛心！第八，要有科学精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不能有半点虚伪与造作。古代的很多东西，如果你讲对了，会若合符节，原因就是它科学；讲不对，就进退唯谷，原因就是它不科学。所以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让材料自己说话，不能让材料为自己的既定观点服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你所做的学问才真正有价值，才会有生命力！
#p#副标题#e#黄怀信，1951年生，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1985年）。曾任西北大学中国史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孔子文化学院教授、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历史文献学与专门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古籍整理和儒家文献。多年来，黄怀信教授以整理研究古籍文献为志业，孜孜矻矻，精耕细作，硕果累累，曾撰著《逸周书源流考辨》，《逸周书校补注译》、《尚书注训》、《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周易汇校新解》、《鹖冠子校注》等专书二十余部，在包括《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在内的各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参加国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主持《汉晋孔氏家学及“伪书”公案》、《〈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等国家级项目多项，成就卓然，饮誉学林。
(来源：《国文天地》第三十二卷第二期，201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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