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不是屈原或者杜甫,《论语》里也没有太多“三吏”、“三别”那样“哀民生之多艰”的纪实。鲁迅先生批评他“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但事实是: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是上下配合而官民皆宜的,其“民本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你不能说让民众守信用不属于“礼教”而仅仅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锦衣玉食。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也正是孔夫子民本思想的承继。
具体到文艺观方面,大家常常提及的“兴观群怨”的经典表述,被称为揭示了人民对于艺术功用的认识,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作用与情感教育特征,但是更重要的部分即“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八个字,每每被忽略不计。其实,这才是老夫子论述的重点:兴,修身而学诗即为政治服务;观,观风俗之盛衰看国民道德水准;群,交通思想、和而不流、保持和谐;怨,怨刺上政,激浊扬清。这一切都是人民可以做而且必须做的,充满了时下倡导的“人民性”内涵。而这一切就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既无愧于时代与国家,又对得住二老。顺便“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开拓知识面。
孔夫子的文艺思想与其“安百姓”的政治教化思想是水乳交融的。他认为:“为仁”且“为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修己以安百姓。在《宪问》一篇,子路问如何才算君子,孔子的回答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雍也》里面,子贡问:如果有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够帮助大家安居乐业,该如何评价、算不算仁道?孔夫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何止是仁道,简直就是圣德!那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可见孔夫子的“仁”是君民并重的。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艺是照亮国民精神的灯火。从孔夫子的论述不难发现,文艺的“人民中心”早就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两年前习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传统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思想,是丝丝入扣的。
重读两年前习总书记的这篇讲话,我们发现:五个部分当中,“人民为中心”一部分是讲得最多、最深、最具体。列举了古今中外名著的人民性之后,习总书记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柳青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为了深入人民生活,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去年,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得到了并不熟悉彼时生活的广大青年人的追看,获第三十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今年元旦获2015年国剧盛典年度十大影响力电视剧,今年4月在华鼎奖电视百强里挺进前十。作者路遥对于柳青深入生活的态度与坚定写实的创作方法推崇备至,其精义仍然在于,对于“人民中心”的理解与表现。如今,让作家下乡“采风”能够半月,“蹲点”能坚持半年恐怕已经不太容易,如何能够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呢?
涅克拉索夫写道:“斗争妨碍我成为诗人,歌曲妨碍我成为战士”,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以至于成为“功利性容易抹煞文学艺术性”、“少写当代题材”的理论依据。然而,抗战时代的音乐经典提醒我们,为抗战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哪怕是“急就章”,都具有非凡的审美高度。“因时而歌”的伟大传统,在抗战时期文化中震撼人心。
即便在时下,贴近老百姓生活,“修己以安百姓”的上乘之作也不是没有。例如今年国庆期间,电影《湄公河行动》,票房一路逆袭高居榜首,“一举刷新史上华语警匪片票房纪录”。不少观众认为值得多次观看,因为该片“不仅能看到电影人的努力和敬业,更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到中国电影的希望”。尽管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更无法涵盖艺术创造与美学欣赏的全部,但是,《湄公河行动》靠的是真实、勇武、献身与尊严,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而不是噱头。别的不论,“舍不得高刚受伤、舍不得方新武牺牲”的帖子不绝如缕,就说明观众已经深深入戏而恋恋不舍。“主旋律影片”与“艺术高度”丝毫不矛盾,缉毒警察原本有血有肉,枪战拍成了战争巨制的艺术精品,在中外影视历史上早有先例。
《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代王守仁解释说:“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而之”。《孔子家语·五仪解》里已经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大人之言。之于文艺也是同理,“人民中心”的作家作品,终将战胜时间而有口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