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礼”思 辨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他出生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后期的一个衰落的贵族家庭中。孔丘三岁时随母亲搬到曲阜居住，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他七岁时进了晏婴所办的乡学里读书。晏婴是春秋时著名的学者，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却身怀治世之材。晏婴为人谦恭，年轻时在家乡办学，名噪一时。后去齐国为相，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是孔子的启蒙老师，对孔子的一生影响极大。孔子后来向他的弟子介绍晏婴时说：“晏平仲善于人交。久而敬之。”意思是说我的老师擅长与人交往，交往越久，就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孔子十五岁离开了乡学，开始立志做学问，三十岁时也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开门办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的一生受晏婴的影响很大，他希望自己也能像老师一样，成为佐世的名相。
在孔子诸多的政治主张中，“仁”和“礼”是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他应用“仁”这个概念，表述了人与人的关系并作为他的政治主张的出发点。从现代汉语结构上看“仁”字左为人，右为二，表明了“仁”就是人与人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汉语中“仁”的结构是上身下心，所表明的意思是身心关系。无论“仁”字怎么写法，其基本点还是“人”，即所谓“仁者，人也”。
孔子对：“仁”这一基本点作了多种解释。他认为：“仁”的第一层意思首先是“爱人”。“爱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表示夫妻之间对另一方的爱称。“爱人”，这么甜美的词语，有谁真正领悟过，最早是出自孔子之口，孔子说：“仁者，爱人”。恐怕孔子也没有想到，他的后辈会把“爱人”一词用在情侣身上。而孔子所指的“爱人”却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他认为“爱人”，首先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像今天夫妻之间那样具有平等关系，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的是如果自己有所建树，也要去帮助别人有所建树，自己想要做到的，也努力帮助别人去做到。这种帮助别人的做法，就是要尊重别人并施以爱心。敬重别人是礼，关心和帮助别人是仁，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是“爱人”。“仁”的本身亦包含着“礼”，组成了“仁”“礼”的思辨关系。
孔子仁爱之心的外推就是“泛爱”，它不仅仅止于“亲人之亲”、“子人之子”，而是继续向外推广。比如对于君的“忠”，对于朋友的“信”等等，最后达到“泛爱众”，上升为普遍的人类之爱。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宣传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指的是人的本性。一个人来到世上，首先得到父母双亲的关爱和呵护。父母首先把“爱”的本性遗传给了子女，爱心从爱亲人推广到爱他人，以至于施爱于整个社会。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视仁。”在这里，爱心变成了做人的准则，“爱人”也与天下苍生的福祉联系在一起了。
有人做过统计，“仁”字是《论语》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可见孔子与其后学对“仁”的重视，一个“仁”字，是他满腔爱人之心的体现。
“仁”与“礼”有什么关系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接着，他又解释说，“克己复礼为仁”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古人也是这么说的。“古也有训，克己复礼，仁也。”孔子为什么要从古人那里接下“克己复礼为仁”这个理论呢?他认为“礼”作为道德的规范，是实现“仁”的必须途径，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做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因而，他将“仁”与“礼”有机地连在了一起。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周礼”。相传“周礼”是周公所制定的。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第四子，是儒家推崇的圣人。他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子孙封地鲁，曲阜是鲁国首都。唐宋之前，一般都将“周孔”并称，因此，周公被尊为儒家的“元圣”，他所著的周礼，对孔子“礼” 的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
周礼，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大到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小到交往中的礼貌礼仪。并通过各种礼仪，把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亲疏关系区别开来。春秋时期，文字被刻在竹简上，藏在各诸侯国的“守藏馆”里，这些竹简只有上大夫以上的人才能有机会看到。据传说，孔子为了学到有关周礼的内容，曾向担任东周“守藏官之史”的老子问过周礼。老子，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阳。“守藏官之史”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之职。孔子带着弟子从鲁到楚，来到今天的河南鹿邑，手上拎了两只大雁，毕恭毕敬地来到老子的住处。古时的大雁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天上飞的大雁，而是一种经过驯养的白鹅。当时的礼节，送大雁给人，是一种表示自己诚信的姿态。老子见孔子年轻谦虚，于是就把自己知道的周礼传授给了孔子。
然而，到了春秋末期，周礼已开始崩溃，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百姓陷于沉重的苦难之中。由于私有制的快速发展，人民心中的私欲也得到了急剧的膨胀。而破坏周礼的人，首先来自贵族统治阶级内部，表现为诸侯对懦弱无力的周天子的不敬，表现为各诸侯国之间争夺地盘而挑起的战争，表现为诸侯国内权臣越位以及权力争斗而引发的越礼行为。
孔子生活的鲁国尽管是周礼保存最好的地方，此时违礼之事也频频发生。按周礼，贵族娱乐时的舞列有等级规定。八人为一行，称为一佾。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国大夫季孙氏，却“八舞于廷”，严重违反了周礼，这件事令孔子十分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认为，季孙氏连僭用天子之乐的事情都忍心去做，那么他还有什么违礼之事不忍心去做呢?
在孔子看来，要让国家重新回归到“礼乐”社会的关键，是用礼约束自己的私欲。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是诸侯有私欲所造成的。大国、强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侵吞兼并，也都是不顾礼乐的行为。诸侯国内部，权臣势大，便要犯上作乱，篡权夺位。家庭内部，同样为了个人私欲的缘故，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孔子认为这些违礼现象都是私欲泛滥造成的。
于是，他主张人们一切行为都要受到礼的约束，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即是说实现“仁”必须首先从自我开始。
有一次，孔子与子贡和颜回坐在一起，讨论起“仁”这个问题。子贡用老师平时的教导回答说“仁者爱人。”颜回想了想后说，老师平时的教导，“仁”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是“仁者自爱”。孔子听了颜回的回答后十分赞同，孔子认为颜回所讲的“自爱”就是“修身”。孔子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修身最基本的做法就是 使自己具有真正的仁爱之心，这种人一定是孝敬父母的人，一定是敬爱兄长的人，一定是很少冒犯上级，更不会是有犯上作乱行为的人。孔子在这里明确指出，用礼来约束自己的人，才能成为“仁人”。
那么，孔子所说的“仁”要想真正做到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是不是“仁”离我们很远呢?孔子说，既不难，也不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的意思是，有人以为仁德离我们太遥远了，是很难做到的，其实这种认为并不是准确，只要我们真正要实现“仁”、“仁”就会在我们的身边。
在政治上，他提倡要以礼制国，要实行“仁政”和“德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说，国君要以仁政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斗星那样，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使众多的星星环绕在周围。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取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其方法是：一是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二是对百姓要宽厚。他提倡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生活，对百姓要“薄赋敛”，只有“薄赋敛”老百姓才能生存及产生积极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生活才能富足。孔子这些提法利于社会和谐，“节用而爱人”就是孔子这一思想的体现。
复礼与爱人，是孔子人文思想的两个追求，一直受到孔子和其后学的重视。他们从人的基本特征出发，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希望人人都能具有仁爱之心和相互尊重，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仁”和“礼”是春秋末期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在孔子身上的反映，带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克己复礼为仁”这句本来并不和谐又具有几层意思的话，竟在孔子思想中得到了统一，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支柱，此思辨思想不得不使后世叹服!
中 庸 之 道
北宋理学家程颐对“中庸”曾有过精辟的见解。他在研究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后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颐这句解释的意思是，不偏于一方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中为天下正道，庸为天下的正理。程颐的这个解释，就把孔子的“中庸” 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实，孔子的“中庸”思想含义本来就不是一二句话就可解释清楚的，他的含义要比字面上的解释深远得多了。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晚年自书一联：“闻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和处世哲学，也隐含着对“中庸”思想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探究对事理的新的认识时，已达到了极端的高明。“中庸”这一美妙之词包含了孔子的和谐、诚信、修身及入世的方法。这简朴的思想几乎影响了二千五百多年的炎黄子孙，被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
孔子关于中庸的论述，散记于《论语》和其它儒家著作中，一本叫做《中庸》的书里，直接引用孔子对中庸的论述就有八处之多。这本书据传是孔子的裔孙子思所作。孔门中叫子思的有二人，一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字子思;另一个是孔子的孙子孔�，字子思。孔子一门，可算是中国晚育的先驱。孔子得子思时已经68岁，子思六岁时他便离世了。有一天，孔子闲居在家，不觉发出儿声叹息。这时，小小的子思走近孔子，对爷爷说：“您干吗要叹息呢?您是担心子孙不能承继祖业而有辱祖先呢，还是羡慕尧舜之道而恨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呢?”孔子说：“你小孩子哪里知道爷爷的心志?”子思回答说：“我经常听您说，如果父亲劈了木柴，他的儿子不能背回家中，这就叫不肖。我每想到你的教诲，就感到恐惧，始终努力进取，不敢贪玩。”孔子听后，高兴地抱起子思说：“你这么聪敏，我就不再忧愁了。我的事业，大概可以后继有人了。”孔子死后，子思跟孔子的弟子曾参学习，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为了让子思得到孔子思想的真传，他写下《大学》一书传给子思。子思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为了更加深入的解释孔门的“中庸”思想，他又手书《中庸》一书，通过他的门人传给了学生孟子，使孔子的“中庸”思想得孔门几代人传播而发扬光大。
为什么孔门的几代人对孔子的“中庸”思想那么入迷，是因为孔子的中庸思想还深含着认识事物的方法，是一种认识论。孔子主张处理问题时要“叩其两端而竭”。并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这里，孔子所谓两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处理矛盾时，孔子反对片面性，而是要注意矛盾的正反面。他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比他晚近二个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哲学著作《伦理学》中说：中庸之道就是不过多，也不过少，不趋于两极端。不过多，不过少，不极端，这就是“中”，坚持这个定律不变，这就是庸。国外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孔子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教师，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是二十五个世纪以前的孔子，在他的“中庸”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多么深刻地辩证法思想了啊!孔子的这一深奥思想，怎么能不使他的后学者着迷呀。
在《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贡一同散步，子贡对老师说，我的同学里面，子张的性格热烈、锋芒毕露，而子夏的性格却显得内敛拘谨。您说，他们哪一个性格好一些呢?孔子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在子贡看来，子张的“过”似乎比子夏的“不及”要强。结果孔子出乎意料地说“过犹不及”却远远超出了子贡的意料之外。孔子与爱徒的私下谈话，又一次表明了孔子的“中道”思想，“不偏不倚”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法，而“过”与“不及”都是两个极端，都不可取，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p#副标题#e#中庸之道进一步延伸，又与孔子对“时”的看法紧密相关。“时”，可以解释为时机、时事。“时中”就是准确的把握时机，就是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一天，孔子在他的学生子路的陪同下在野外漫步。当这二个师生一同漫步田野时，一群停留在荒草中的野鸡看到有人过来，便机警地叫着，忽的飞起，在半空中盘旋一阵后，又都歇在较远的一个地方。孔子见此情景，感慨地说道：“停立在山梁上的野鸡呀，真的知‘时’啊!”这是《论语・乡党》篇中记述的一个故事。仿佛就在野鸡振翅起飞的时候，孔子悟到了“知时”、“识时”的道理。
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体会，一旦任何一个人握有操纵别人的权力，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错误关系。曾子把孔子这个原则做了归纳，就成了通常所说的“夫子之道”，夫子之道也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做人原则的具体体现，孔子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几乎用尽一生心血。
治 世 至 理
二千五百多年前，在古曲阜的城门脚下，站着一位神情凝重的老人。他的身旁围着为数不多的弟子。往日的繁华已经不见了，见到的只是躁动的人群和扬蹄的马匹。这年，孔子正好五十五岁。随着沉重的马蹄声，古曲阜的城墙慢慢的远离了视野，亲人的叮咛声也渐渐的远去，放眼望去只是一条无尽的长路。
春秋末期，还没有后来的科举制度，当时做官主要靠的是推举，往往被推举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后进于礼乐”的人，这类人主要来自贵族世袭家庭，祖辈做官，到了成人的年龄，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被推举当了官;另一种类型的人，是“先进于礼乐”，这部分人像孔子，孔子老师晏婴以及孔子弟子曾参等，这些人先学“礼乐”知识，然后在“乡”办学，收罗学生，以传道授业为己任。一旦名声大了，就会被统治者看中而举派当官。这些先学习“礼乐”，而后获得官职的人，基本都胸怀大略，把官场当作实践自己政治主张的舞台。在孔子看来：“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读了那么多年书，而没有当官的想法，这种人实在是很少的。这就是当时社会上号称为“儒”的人的生活写照。当然绝大多数的“儒士”还是靠“相礼”为生的。因此可以说当时读书学习礼乐的人目的就是为了做官。
“学而优则仕”，是《论语》中被流传比较广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的意思是学习就是为了做官，要想将来做官就要学习;第二种解释是学习要优于当官，也就是不是唯官论，学到真本事比当官重要;第三种解释是要想以后能当一个好官，必须要先读好书，读不好书的人也当不成好官。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优则仕”，他自己是深知其中含义的。
当然孔子当官并不完全为了“俸禄”，或者去做一个庸官或贪官，孔子做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事君，敬其事而后食”，他是把敬守职责放在首位，把俸禄的事放在后面，实实在在的做官，做一个“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清官。
但是，要做一个享有清名的好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具有好的德行和能实行“德治”的思想。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当官的人，个人品质端正了，政治就能清明。“其身正，不令而行”。这种人当官，即使不下命令，百姓也会执行。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权者本身行为不正，即使下命令，百姓也不会服从。身体力行“修己以敬”，“先之劳之”，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百姓也就会进行仿效而认真劳作了。“修己以安百姓”，是当官者的个人修养和品行的最高标准。所以说，要想做一个好官，“修己”是非常重要的。
《论语》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事。季康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事，说，“如果杀掉坏人来接近好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你治理政事为什么要杀人呢?只要你想把国家治理好，百姓自然会好的。君子的德行就像风，百姓的德行就像草，风吹过来，草也就会跟着倒过来。孔子通过这个对话，告诉季康子，治理国家要把仁政放在第一位，要对百姓施以教化，国家就可以被治理得好，而不需要靠杀人来治理国家。
孔子担任大司寇后，开始推行他的“德主刑辅”的治世主张。有一次，在鲁国发生了“父子前来打官司”的案子。孔子把他们一起关了起来，并进行教育，三个月没有给予处理。后来那位父亲撤了诉，孔子就把他们全都放了。这起案子，引起了当时执政的季桓子的不满。他说：“司寇欺骗我，他从前告诉我，治理国家，管理家族，必须先提倡孝道。我今天杀掉一个人来教导民众严守孝道，不是也可以吗?司寇却把人都放了，是为什么呢?”孔子弟子冉有把季氏的议论告诉了孔子。孔子叹息说，我们主张的是以德治国，杀人并不是目的。在治理国家时应该以德为主，刑罚是不能轻易加在百姓身上的。要“必教而后行”，也就是教化实行在先，刑罚是迫不得已才用的，而且决不能以法扰民。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就应该放掉他们，而不能再杀人。
孔子在治理国家时，除了具有“德主刑辅”的思想，还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而不同”，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又一个重大贡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说：“按照儒家学说，‘和’的对立面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乱’，而是‘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不能认为‘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标准趋国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杜维明先生的这段话对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孔子希望社会稳定和谐，但这个和谐必须是民主的，而不是靠重罚换来的一致和相同，只有在“不同”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今天看来，孔子在二千五百年中就萌发了民主思想，并把民主思想作为和谐的先决条件，不能不说是含义深远的。
孔子在鲁国当了四年多的官，他希望在职场上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却适得其反，这不能不说是他当官的悲剧。他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不是为俸禄来当官的。“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他觉得如果留念安逸的家庭生活，就不配有远大的理想。他也不是为名而当官的。在当官前他已被尊为上卿，鲁君和朝廷的大官经常找他谈论政事，并把自己的子孙送到孔子门下学习。他不是不会做官，他懂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孔子当不成官呢?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治理国家的理念上，孔子与鲁国上层统治者在思想上、主张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时间长了，差异越来越大，于是就不能互相交流商讨了。孔子清醒地认识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那些让他去当官的人，怎么会白白召我去呢?他们召孔子去，是为了让孔子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让国家迅速得到强大，而孔子却一心想“吾其为乐同乎”，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周礼，建立像周王朝那样的礼乐社会。孔子的政治主张，显然是与当时的统治阶级不相谋。
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各国统治者都希望迅速强大起来，过分的崇尚武力而不相信“仁政”。孔子不断地提醒各国诸侯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你们治理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时，应该严肃、认真、谨慎、要讲信用、节约财物、要顾及农业生产，不要在农忙时让百姓服劳役。可是各国的统治者根本听不进孔子的劝告，繁重的劳役使老百姓无法生存。百姓为了躲避苛政，不得不离家出走，躲进深山。孔子和弟子在周游列国时就碰到一件非常悲惨的事件。他们碰到一个老妇人，在坟堆上哭，孔子让弟子去问这位老妇人为什么哭，老妇人伤心地说，她的丈夫被老虎吃了，现在儿子又被老虎吃掉，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孔子的弟子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搬到山外去住呢?老妇人说，到山外官府的苛政太多了更活不下去。弟子把听到的话讲给孔子听，孔子听后说：“苛政猛于虎矣”。“苛政猛于虎”，就是春秋末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学者做过调查，战争是对资源最大的破坏，但是战争又是统治阶级争夺霸权的最直接手段。只要有霸权存在，战争就不会消灭。孔子的治世思想，恰恰成了统治者霸权思想的绊脚石，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得不到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有些列国的统治者希望孔子留下，并给予很高的待遇，但是孔子深深地感到，不是他的思想说服了这些统治者，而是这些统治者想利用孔子的威望提高自己。孔子不愿意自己成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他宁愿四处飘零，去寻找自己的知音。
失望了的孔子，驾着马车在长长的土路上奔波，路，越走越远，何处是尽头。何处有知音!
万 世 师 表
在孔庙大门外的祭坛前，前来祭拜孔子的学子络绎不绝。人们的神情是那么的庄重，目光虔诚，微微启动的嘴唇，悄悄地向孔夫子述说着旁人无法听清的心音。人们相信这位泥塑的老人，能帮助他们实现求学立业的心愿。
祭拜孔子的长长队伍，跋山涉水，穿越了二千多年的岁月风雨，从未间断，绵延不息。“有教无类”是孔子的一句名言，是他一生对教育的无私奉献。“有祭无类”却是人们对孔子长久的回报。一个人，当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人们，人们必将世代怀念他。孔子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崇敬的人。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他自己说“自行束佾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说，只要是你自己带着薄礼找上门来的，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带着薄礼来求学的人，说明是有诚意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是真诚的来学习的，我都会留下来做学生。他的学生中，有的家中很穷，有的父子同学于孔子。例如颜回父子，曾子父子，都是父子拜在孔子门下的。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身平民，家境贫寒，他身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生活，但孔子却十分喜爱他，说颜回很不简单，“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孔子不因为颜回家穷而放弃对他的教育，他这种不以贵贱都一视同仁给予教育的做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教无类”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确实是不容易的，这无疑表明孔子有着极开明的思想，极博大无私的品格和具有非凡的勇气和魄力。
从史料上看：在孔子之前民间还没有大规模办学的事例。当时，只有少数大贵族家中藏有记载礼仪、农业、水利方面的竹简，有权受教育只是极少数贵族家庭的子孙。而且大量竹简还藏在诸国史藏馆中，只有个别士大夫才有机会看到。那么，孔子开办私学，用什么作教科书、教什么内容，都是后人关心的事。我们从《论语》和有关记载孔子施教的史料上看，孔子施教先以《诗》，他把《诗》作为启蒙教材，用以教育学生，同时授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大门功课。
从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涵盖了德、智、体、美四个内容。他把德育作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来教育学生。以德为教，是孔子的一大发明，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书本知识和技术智能，是不够的，对社会并没有好处。只有品学兼优的人才可能成了社会的栋梁。孔子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演化成传统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一直被沿用了二千多年。
孔子重视“德育”，也重视实践教育。他对学生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他小时放过牛羊，养过马，也管理过账目，他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还说自己能射箭，车驾的也好，“吾执御矣”。他在周游列国时，就是自己驾的车，他要求学生跟自己一样，不但要品行好，有书本知识，还要能动手，成为一个脑力劳动和体能实践相结合的人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学习方法上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方法，他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要求学生不要一味地猎奇好胜，要经常温习过去学过的东西。经常温习过去学过的知识，知识才能巩固，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孔子经常提醒学生注意的方面，他认为读书不动脑筋，就会误入歧途;如果只是对着书本冥思苦想而不能理解，就会因疑惑而一无所得。他“入太庙，每事问，”通过勤看，勤问的办法，得到知识。他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说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学问，里面必定会有一个可以当我的老师。他用自己好的学习方法以及谦虚好学的精神，提醒学生，使学生尽快地完备自己的学识。
作为一个教师，他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也是有要求的。他说：“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他认为对待学问要不厌其烦，向别人传授知识时，也要有耐心而不觉疲倦。他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平时要“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句话的意思是，师生们在一起，作为老师，既要温和，又要严肃;既要威严又不使学生感到害怕;既要显得庄重，又需要文雅安详。只有做到了这些，师生关系才会融洽。他的这些论述是多么的深刻啊。他的学生颜回就这样的评价自己的老师的，他说：“老师在教我时，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颜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老师在教学上善于循序渐进的诱导我，用书本上的知识丰富我的学识，用礼仪约束我的行为，使我在学习上想偷懒也不可能。孔子反对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告诫学生在学习时要扎扎实实不可以“欲速，而不达。”学的不扎实，贪快，赶进度，就不能达到意想的学习效果。孔子的这些论述，是他教学中的经验总结。至今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p#副标题#e#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陪孔子闲坐。孔子饶有兴致地询问他们各自的心志。曾皙最后说：“我想在晚春三月，穿着春衣，和几个年轻人，几个小孩子一起，去沂河边洗澡，到山坡上吹吹风，然后唱唱歌，最后尽兴而归。”孔子听完后，高兴地说：“我和你想到一起了”。由此可见，孔子是一位极富人情味和生活情趣的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希望他的学生一味地追求功利。他利用散步和闲谈的机会，解答学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对每一个提问又因人不同做出不尽相同的解答，后人根据他的这种教学方法取名为“因人施教”。正是在这种融洽的师生交流中，弟子们的眼界开阔了，人生境界，思想境界大大的丰富了。他通过这种教学相长的方式，也与弟子结成了平等的师生情谊。
随着光阴的流逝，孔子渐渐地远离了我们，他所创办的私塾形式也不可能再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但孔子的思想却永远亲近于我们。二千多年来，争夺霸权，一直是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目的，处在苦难中的人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能接近孔子，去接受教育，人们和孔子擦肩而过，统治者也只是用孔子的“德政”思想装点门面，笼络人心，并借以标榜仁政。即便这样，孔子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一名优秀教师的地位，却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历史不接受孔子，是历史的悲剧，但孔子的思想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接受孔子的思想，重视全民教育，并能按孔子的意愿治理国家，人类将会少走多少弯路，免去多少灾难和不幸啊!孔子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
1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人们在探讨“面向21世纪”人类如何生存的重大问题时，会者最后的结论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个结论被一些西方记者称之为是那次会议最精彩的结论。
无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都知道中国有一座宏伟的城墙，那就是万里长城。其实中国还有一座不朽而伟大的城墙，是孔子思想和智慧垒砌而成的“万仞宫墙”。这两座城墙都是中国的骄傲，并将永世屹立在世界东方。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