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概说
李学勤先生把先秦文化划分为“七大文化圈”，大意是这几个：
李学勤先生依据考古文化将东周时代分为七大文化圈(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即中原文化圈(指黄河中游的周和三晋)、北方文化圈(赵、中山、燕国为代表)、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是皆有其物质文明的属性，皆有其社会经济区域性发展背景的，并且还主要是以城市(邑)为纲来划分的。
据学界公认的对齐鲁文化的介绍是这样的：
远古时代，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百家争鸣主要就发生在临淄稷下。
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和墨子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创立的学派道家、儒家和墨家,奠定了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基调。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是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以百家争鸣为主要标志。
造成第一个阶段学术思想发展较慢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讲,就是交通不便,缺少一个稳定的交流场所。稷下学宫的创立和长期存在,为学术思想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为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稷下学宫汇聚了来自列国的学者,容纳了当时几乎所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迅速成为了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由于稷下学宫的建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飞跃发展,迅速达到了高潮,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因而我们可以说,进入稷下时期,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
列国的人才迅速汇聚于稷下,成为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学派林立,形成百家。儒、道、墨三大学派之外,几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派如法家、名家、阴阳家等相继出现于稷下。各主要学派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化,形成不同的流派。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道家也分化为老庄派道家和黄老派道家。
盛况空前。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发展到鼎盛。史书中对此多有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大师云集。著名的“稷下先生”除上述之外,还有儒家的鲁仲连、告子、荀子,道家的彭蒙、接子、季真,墨家的宋钘,名家的尹文、田巴等。
著述丰富。很多巨著出于稷下,如《管子》《慎子》《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宋子》《尹文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子》《晏子春秋》等。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也是出于稷下。
争鸣辩驳。稷下辩论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有在学派之间的和学派内部的,有在先生之间进行的,有在学生之间进行的,也有在先生与学生之间进行的。学宫定期举行常规性的学术聚会,称为“期会”,主要内容是演讲和辩论。“期会”由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主持,称为“祭酒”,荀子曾三次担任此职。稷下先生们大都有出色的口才,在辩论中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场面。
百家之学之所以能够在稷下学宫得到良好的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同这里较为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分不开的。齐国政府对学术活动从不干预,学者们在这里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保持着学术和人格的独立。不幸的是,随着秦皇汉武的一统天下,百家争鸣就被漫长的思想定于一尊取代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此便失去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尽管齐国学术成就这样辉煌，齐文化依然没有邹鲁文化那样成为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以下几点成为证明。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这充分说明，在孔子眼里，齐国无论如何，也没有达到鲁国的文化水平。
“易青齐为邹鲁”
武帝朝以前，列国时代的遗风浓烈，各地民俗的基本特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原因有二：一是民俗具有强劲的传承性，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二是秦朝短命，二世而亡，移风易俗没见什么成效。秦亡汉兴，鉴于经济残破，推行无为而治，各地民俗自在传承着。到武帝君临天下，情况起了变化。黄老无为的历史使命结束，儒家思想登上“独尊”地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整齐民俗的一把利刃。不过武帝忙于南征北伐，无暇顾及移风易俗之事。这事到他的曾孙宣帝刘询君临天下时，才在一些郡国付诸实施。自此以降，移风易俗成为郡国守相的一项重要职责。传统性格与行为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一种较为稳固的文化事象，再塑不易，不是朝夕可成的。齐人传统性格与行为的再塑，也是一场持久战。
唐初，长孙无忌领衔编写的《五代史志·地理志》列举齐人的三大变化：“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五代史志》之“五代”是指南梁、南陈、北齐、北周和隋朝。《五代史志》完稿于显庆元年(656年)，最初单编为一书，不久即编入《隋书》。《五代史志·地理志》所叙述的民风民俗，实际上反映的是唐初的情况。
齐人的传统性格与行为至此已纳入正统文化的规范，“易青齐为邹鲁”到此基本完成。
经过汉代直到唐代，官方“易青齐为邹鲁”才算基本完成。
这也说明，“邹鲁”之风已经成为一种标高，一种官方致力于让国民能够逐步达到的道德高度。
早在先秦时期，邹鲁的文化融合已经让这里成为庄子盛赞的“文明圣地”，而齐地，到唐代才真正移风易俗的达到邹鲁的一定地步。
所以，齐鲁，在学者眼中代表山东地域文化，而“邹鲁”在先秦时期就是文化标高、榜样了。
参考资料：
《山东人与山东精神之四易青齐为邹鲁:齐鲁礼义之邦的形成》 联合日报 201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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