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遭遇致命的危机，被称为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陈寅恪)，几近坠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中华文化并未就此死去，而是顽强度过苟延残喘的艰难时日，现又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景象，可谓是历久弥新、愈挫弥坚，又可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书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传奇。
魂魄兮归来
2016年新年伊始，“西安城墙”与“南京城墙”意外上演了一场隔空喊话，起因是西安旅游局官微1月4日发出消息，盛赞西安城墙穿越600年历史洪流撑到今天“实属不易”，并称北京城墙、南京城墙等小伙伴们早已“灰飞烟灭”。次日，南京城墙官微发出消息予以驳斥，称南京城墙现存25公里，不论从体量或等级，都比西安城墙要高。
这场意外的捉对厮杀，很快就以挑起事端的西安旅游局官微发出道歉收场，但还是引发了大量围观和评论。绝大部分评论认为，两大城墙为了招揽游客而互相贬损，有违商业道德，属于恶性竞争，应各打五十大板。另有一些评论指出，两大城墙只知自己的来龙去脉，不知对方乃至小伙伴们的底细，暴露了管理方的业务生疏，实属不应该。
上述评论固然无错，但并不全面，也未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西安城墙所说的很多小伙伴早已“灰飞烟灭”乃是铁的事实。民国之前，中国每座城池都是“无墙不城”，规模可观的城墙就达数千座，但近代以来绝大多数毁于天灾人祸。一方面，两大城墙争“短长”，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物受到重视、重新复活的明证。据悉，两大城墙均已被国家文物局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准备组合起来于今年3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大城墙争“短长”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小伙伴，即“北京城墙”。遗憾的是，它再也不能站出来争“短长”，因为尽管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最厚最有影响的城墙——长度达39.75公里、厚度达10余米、自元代以来拱卫北京长达800年，但在新中国肇造之后的历次城市建设和反对传统的运动中，早已轰然倒塌、荡然无存。
在北京城墙拆除过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多次痛哭失声并反复据理力争。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们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林徽因也指出：“你们拆去的是有着800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时你们再盖的就是假古董!”
事实上，为时不过30年，国人就开始为当年的鲁莽举动感到后悔，并开始通过修缮、复建、重建甚至是新建等方式保护或重现古城墙——梁思成夫妇的谶语均得到了验证。坦率地说，就连西安和南京的城墙，实际上也是近些年来不断修缮和复建的结果。至于北京城墙，因为拆除得比较彻底，几乎永无重建的可能，但还是着力修缮或复建了德胜门、永定门等数座古城楼，同时保护了一小段土堆式的“元大都城墙遗址”，以供人们遐想和凭吊昔日北京城墙的历史辉煌。
古城墙的历史遭遇，是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命运的一个真实而又典型的缩影——先推倒，后重建。大体来说，从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典章文物、制度架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想学术、风俗习惯等等，均遭到深刻地质疑和系统地批判，并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个“激烈反传统的传统”。鉴此，很多中外学者指出，中国世界上历史绵延最悠久、文化遗产最厚重的国家，同时也是破坏自身文化传统最严重的国家。
经过历次运动和重重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一度“魂飞魄散”。所谓“魂”，是指中华传统的精神、价值、义理等无形的层面，如天道性命、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等;所谓“魄”，是指中华传统的典章、制度、文物等有形的层面，如文化经典、科举制度、古建古物，等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全盘性的坍塌与崩溃现象，早在1935年，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等10位知名教授就联合发出宣言，哀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
然而，正如古代城墙被拆除几十年后就开始复建或重建一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不再是人人恐惧的“幽灵”，相反国人越来越喜欢发“思古之幽情”，中国大地逐渐兴起一股传统文化复兴大潮，时下已是“国学班”鳞次栉比，“读经热”如日中天，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价值观念再度受到空前的推崇，“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甚至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简言之，中华传统文化正在由过去的“魂飞魄散”进入“魂魄归来”的历史新阶段。
短短百余年间，中华传统文化就经历了一个“死去活来”的历史周期。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剧烈变化，诸如身心安顿、秩序重建，以及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乃至国家软实力竞争的迫切需要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近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并未完全中断和彻底消失，亦是重要原因。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深深镶嵌在普遍的人性、伟大的经典、永恒的语言、顽强的风俗四大支柱之上，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耐力，可谓是一只“不死鸟”，具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资质和潜力。
普遍的人性
任何一种的文化，皆有其深刻的义理、深切的关照和深沉的思考，或说有其坚实、恒常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可以不重视人，但不能没有人，不能不关照人。职是之故，人性论学说，亦即关于人之本质和属性的思考，就是文化之中的“王冠之学”，规定和塑造着一种文化的基本品质与主要特色。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文化，立足人性、人心、人情，一切以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为皈依，可以说是一种人学，而不是单纯追求智慧的哲学，也不是执着探求物理的科学，更不是盲目跪求恩赐的神学——当然，儒家文化含有哲学、科学、神学的内容，但就其基本品质和主要特色而言，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学。
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种人学，与往圣先贤尤其是孔子对学问和价值的界定与追求密切相关。孔子强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真正的道是无法离开人的;一方面，真正的人也是无法离开道的。人与道互相含摄，贯通一体，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孔子曾慨叹：“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这一慨叹的意蕴，就是将道定位为普遍的人道，就像人必须走路一样，是人之为人所不能离开的学问和价值。
孔子又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性相近”，是指所有人而不是特定人的本质或天性。由此出发，儒家的人学奠基在普遍的人性基础之上，即是说，儒学乃是探求同时也是适合天下所有人的学问，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思想，乃针对世界全人类，无古无今，无地域之隔阂，无种族，无国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愚，无贵贱贫富，无种种职业阶级，无一切分别设教。”
当然，孔子不曾明说人性究竟是善的抑或恶的。此后，孟子说“人性善”，乃是将善的种子植入人心，从而勉人发明本心、积极向善。荀子说“人性恶”，乃是以恶的后果警醒人心，从而勉人躬行礼法、弃恶从善。所以清儒谢墉指出：“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之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至如后儒所说的善恶混、性三品等人性论，其目的均是惩恶扬善，使人过一种充满善的光明生活，不至于使社会堕入西方哲学家所说的“人与人战争”的深渊。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人性论，无论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均是基于“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前提，通过“人禽之辩”确立人之高贵的。如孟子强调“人与禽兽相去几希，君子存之，庶人去之”，荀子强调“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何别”，董仲舒强调“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之已善”。王船山曾总结儒学有三大主题，即“人禽之辩”“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其中“人禽之辨”居首，由此可见人性论对于儒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规定和深刻影响。
西方哲学有种说法，没有人性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兽。人非神，但绝不甘于沦为禽兽。就此而言，守护人性就是捍卫人的尊严。儒家向来重视人性，无论是孔子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颜渊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抑或是曾子的“人能弘道”，都是强调要守护人性。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强调体现普遍人性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是恒常的，同样也是强调守护人性。千百年来，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骂一个人“禽兽不如”，就是指此人没有人性、罪孽邪恶——这就是对守护人性的文化遗产。
因为奠基在普遍人性之上，切近切于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因此儒学不仅导人弃恶扬善，而且具有亮度，充满热度，散发温度，如人要有仁爱之心、正义之举、合礼之行、智慧之辨、信誉之诚，又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均是极富人情，极其亲切，极为自然的。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极具体，但可达于极玄远;极亲切，但可达于极超脱;极平实，但可达于极幽深;极分别，极零碎，但可达于极会通，极圆成。论其出发点，则人人尽知尽能;求其归宿处，亦人人易达易到。”
事实上，“五四”以来，就不断有人攻击儒家，如攻击性善说使人伪善，攻击仁爱说使人自私，攻击孝道压抑人性，攻击忠贞束缚女权，等等。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给攻击儒家人性论的思潮和运动以过多的时间，因为人们痛感，如果彻底打碎儒家人性的瓶瓶罐罐，实际上就是在扭曲人性，汩没人心，违背人情，不仅造成个人的苦痛，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种社会中，人人无法幸免于难，人人也无法幸免于罪，亦即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也都是加害者——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社会和文明乃至人自身的毁灭。
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走出攻击儒家人性论误区的动力，正是来自儒家人性论本身，来自人们对正常生命、生存、生活的向往，来自人们对普遍人性、人心、人情的守护。不孝敬自己父母，谁能心安?不抚起跌倒老人，谁能意平?商家不诚信经营，谁能容忍?如此等等，皆说明天理昭昭，公道自在人心——普遍的人性，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文明动力源，如同浩荡江水，可暂时阻遏，但终将流归大海。
伟大的经典
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古人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往往凝聚在一本或数本书籍之上，如耶教文化凝聚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之中，伊斯兰教文化凝聚在《古兰经》之中等等——类似的书籍，人们称之为经典。生活是动荡的，理论是灰色的，但经典之树常青，因为经典是文化的源头，价值的载体，具有神圣性和永恒性。珍爱经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成熟与自信的重要象征。
中国向来重教重学重读书，是以《论语》开篇为《学而》，《荀子》之始即《劝学》，《礼记》则有《学记》、有“春诵夏弦秋礼冬书”之制，民间社会更是无不以“耕读传家”或“书墨飘香”为荣光。早在宋明时期，中国人读书和识字率高达15%，同时期欧洲尚不足5%。重教重学重读书，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优雅的重要一源。
中国人应该读和需要读的经典很多，如《论语》《孟子》，如《老子》《庄子》，如《史记》《汉书》，如《传习录》《近思录》等。但是，鉴于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所以儒家文化推崇的经典，尤其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亦称“六艺”)，乃是中国人“经典中的经典”，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憾乎《乐》已亡佚。故现代新儒家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条理灿烂，圣人之知行在于是，天下之事理尽是，万物之散聚，一心之体用，悉具于是。”
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经者，常道也”。作为常道的六经，能够发挥六种功能。《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则指出：“《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p#副标题#e#六经还能培育人的六种德性和特长。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说：《诗》教使人温和柔顺、朴实忠厚，《书》教使人通晓远古、知识渊博，《乐》教使人心胸广阔、善良坦荡，《易》教使人清洁沉静、洞察细微，《礼》教能使人恭让简洁、庄重恭敬，《春秋》教能使人善于辞令、长于铺叙。
更重要的是，六经还塑造了中国人的六种生活方式——《诗》塑造了性情的诗学生活方式，《书》朔造了恭谨的政治生活方式，《礼》塑造了优雅的礼仪生活方式，《乐》朔造了弦歌的音乐生活方式，《易》塑造了思辨的哲学生活方式，《春秋》塑造了深沉的历史生活方式。当代儒家学者杜维明指出，六经塑造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融诗意的、政治的、礼仪的、音乐的、哲学的、历史的生活于一体，既系统又精深更博雅，既伟大又优美更崇高。
千百年来，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历经磨难，学称“书厄”。隋朝牛弘总结“五厄”：一为秦始皇焚书，二为西汉末年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南朝梁末魏师入郢梁元帝下令焚书14万卷。后是明代胡应麟又续“五厄”：一为隋末混战，二为安史之乱，三为黄巢入长安，四为靖康之变，五为南宋末伯颜军入临安。近人祝文白再续“五厄”：一为李自成陷北京，二为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英法联军，五为抗日战争。
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书籍还有三大厄难：一为民国时期以吴稚晖、鲁迅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提出“不读中国书”，认为中国书籍承载的皆是坏价值，所以呼吁年轻人将中国书籍“丢进茅厕”;二为民国时期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中国古书很多是伪造的，所以均要予以重新检视，予以批判颠覆。三为新中国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是“文革”运动，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古籍被付之一炬。
但是，尽管中国书籍迭经磨难，但重要典籍尤其是六经，却并未彻底消失，而是顽强保存和流传下来。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重教重学重读书，所以也很重视保护书籍，尤其是重视保护以六经。秦始皇焚书固然是一大灾难，但当时的儒生或壁藏古书，或挟经而逃，或诵传经典，所以“六经”得以保存先来，只是亡佚《乐》(另有学者怀疑《乐》只有谱没有书，所以不算亡佚)。抗日战争时期，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在诸多有识之士的护送之下，辗转万里护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为中国保存了这一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经典幸免于难，其功有三：一是通过“藏之深山，传诸后世”(《史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二是通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三是“苟非至德，道不虚行”(《周易》)，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经由后人发掘和光大的基本机会。
上述三条看似简单平常，实则厥功至伟。须知，同样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上古书籍无一幸存，导致古埃及文明永无传人。就连被称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其书籍也因天灾人祸等原因一度淹没无闻，直到上千年后，由阿拉伯人觅得、翻译，复又传入欧洲，才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人慨叹，如果古希腊的这些经典一直存在，西方文明或会是另一番景象!
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或许没有人翻阅，也可能没有人看懂，但绝不能消失，一旦消失，将是中华文明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幸运的是，她们顽强保存和流传下来，重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中华大地再现郎朗诵读经典之声，再现研究和发掘经典价值的高潮，使得人们有机会神游万仞，思接八极，与经典同行，与圣贤对话，不断启迪、温润、丰富和完美自己的生命、生存与生活，且必将推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新跻身于诗书礼乐之邦——何其幸也!
永恒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的交流工具，文字是文明的遗传密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个“存在”不仅是指“现象”，还指“精神”;这个“家”不仅指“现象”所在的“场所”，还指“精神”寄寓的“家园”。因此意大利的马志尼曾有个说法：“凡是说意大利语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园。”同样，我们可以说，汉语汉字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作为精神的家园，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文化公约数，具有维系和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在《俄罗斯语言》一文中就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祖国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要是没有它,谁能看见故乡的一切，谁不悲痛欲绝呢?然而，这样一种语言如果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置信的啊!”
古代中国的地域已经非常广袤，而且诸侯林立、民族众多，但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的语言发音。《诗经》“风、雅、颂”三部分中，“雅”和“颂”用“雅言”来吟唱。《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普通话或标准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国语”。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又做到了“书同文”，即文字的完全统一。雅言和同文，即语言文字的统一，对中国的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历史延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因为语言具有文化传承和精神家园的功能，甚至具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功能，所以历来异族入侵者或殖民统治者，都试图改变占领地的语言文字，即所谓“灭其国者先灭其史，灭其史者先灭其文”。法国小说家都德《最后一课》描写德国占领法国洛林和阿尔萨斯之后，强迫当地民众学习德语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试图消灭法语的举动。日本占领台湾和东三省后，也曾强迫当地民众学习日语。
然而，鉴于汉语传承数千年之久，汉字象形文字的独特结构，以及十数亿人口使用的规模，外在力量想从根本上消灭汉语汉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事实上，近代以来，汉语汉字的灾难并非来自外人的强迫，而是来自国人的自戕，大体有三厄：
一是由文变白之厄。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文体，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典籍皆由文言文记载。白话文则是民间文学体，肇造于唐宋，渐多于明清，而大盛于清末民初之后。1905年废除科举制和1912年终止学校读经后，人们不再以攻习文言文为业，文言文地位一落千丈，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文化教育、思想学术、报刊杂志的主流文体。如今，从孩子到成人，接触的文言文非常少，很多人根本就不懂甚至不看文言文，遑论写文言文了。直到如今，中国只有载之于典籍的古代文言文，或者说是死了的文言文，但已经没有活着的文言文了。
二是汉字洋化之厄。汉字是方块字，笔画多部首杂，需要一个个的认，不像拉丁字母那样拼写简单。这引起了“新文化”健将们的不满，比如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则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所以他们就发起了“废除汉字运动”，主张以拉丁字母拼写并代替汉字。这一主张和运动持续了几十年，好在没有得到彻底实行，而是最终把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方案，算是汉语汉字躲过了最大的一劫，否则今已无人识汉字矣。
三是由繁变简之厄。繁体字定形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古代典籍全部由繁体字书写记载。但是近人以繁体字字画多难认难写难传播，不利于文化普及，所以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持久不息的汉字简化运动，并最终由国家法定了简体字的主体地位。由繁入简一则使汉字变形走意，比如“愛”成了没有“心”的“爱”;二则识繁难度增大，从而使国人和古典文本之间的隔膜加大;三则繁简并行于世，中华文化混乱无绪，且频起争端。比如，繁体字在古代被称为“正体字”，早年台湾称“正体字”意在表明台湾坚守中国文化正统，如今则意在表明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差异，成为“文化台独”的一个由头。
此外，上百年来，英语泛滥、英语单词混入汉语，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同时，近代以来韩国、越南、日本的禁用汉字等“去中国化”措施，也对汉语的国际性造成一些冲击。
然而，语言天生俱来——对于生活在庞大国家、侵染于厚重文明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有形无形的文化均曾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损伤，有些早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但汉语汉字虽有变化，却从未消失，是中华文化中最顽强、最恒常的因素，是中国人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因而成为保存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人不能站在语言之外看世界。”中国人无法脱离汉语汉字进行交流和思考，也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进行生活和交往。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说故我在，我写故我在。”说汉语，写汉字，则保持了通往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永久通道——只要努力，必将成功。
顽强的风俗
根据社会学的理解，风俗是指特定社会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生活传统，是特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心理倾向以及行为模式的民间传承方式。作为民间传承方式，风俗通常缺乏知识的规范、学术的论证，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迁，甚至是减弱或消亡，但总体上看，风俗因为渗透到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之中，所以是持久的、顽强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最后的阵地。
中国向来重视风俗，认为“观风俗，知得失”，强调“为政必先究风俗”，所以 《诗序》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古训。但是，中国千百年来积久乘习的风俗，并不像美国社会学家罗德菲尔德所说，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即分为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下层文化。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向来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同时儒家非常强调教化，通过教育、礼仪以及士大夫的表率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变成“百姓人伦日用而不知”，甚至出现“礼失求诸野”的说法。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形体、建制性的文化存大量消亡，但民间仍自然传承、自我守护了大量的风俗习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顽强的堡垒。比如，老黄历、万年历千年不灭，丧葬要选风水宝地，婚假要选良辰吉日，婴儿要过“百日”，老人要过寿诞，陌生人见面都要尊称对方叔伯兄弟姐妹——费孝通先生以为这是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社会”的一种自然延展，等等，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下面再举四例加以说明：
生育观念：儒家向来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提倡“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认为“子孙满堂、人丁兴旺”是个人成功的标志和家庭最大的幸福之一。这一理念对中国人的生育观影响至深、尽人皆知，千百年来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意识和共同文化习俗，对促进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功不可没。众所周知，顽强挑战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就是中国人“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有年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失衡、人口红利衰退的情况下，引领中国走出人口危机的最大动力，仍将是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
婚丧嫁娶：儒家非常重视婚姻和丧葬，认为“人伦之道始于夫妇”，提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以在冠、昏、丧、祭、乡、相见传统六礼之中，仅婚丧嫁娶就占有二礼。婚丧嫁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白喜事”，都是人生和家庭头等大事，千古如斯，传承不灭。比如，《仪礼》记载：“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些婚礼环节在民间仍以问男女双方生辰八字、聘礼嫁妆、良辰吉日等形式留存，并且要举办隆重的结婚仪式。又比如，丧葬的报丧吊唁、入殓入葬、居丧守孝、头七周年等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
家谱祠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和宗族则是基于共同姓氏、共同祖先、共同血缘，由家庭历时纵向扩展而成的生活共同体。儒家既重视家庭，也重视家族和宗族，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家庭本位、宗法社会的文化。重视家庭和家族、宗族的一大体现，就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修有自己的家谱，每个家族或宗族都修有自己的族谱、建有自己的祠堂。从某种意义上，家谱、族谱以及祠堂，就是中国人的一大终极关怀和精神归宿。“文革”时期，家谱祠堂等遭到疯狂破坏，但很多家庭宗族仍然想尽千方百计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将其保护下来，而在“文革”结束之后，家谱祠堂又是中国大地上恢复最早最快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之一。
#p#副标题#e#传统节日：节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风俗习惯，是广土众民周期性、集体性地温习传统仪式、明确文化归属、进行身份确认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传统节日众多，大大小小多达近百个，且多与节气时令和家庭伦理紧密结合，风俗持久，影响深远。民国时期曾对传统节日体系进行大幅调整和删改，新中国肇造之后很多传统节日没有法定假日的保障，同时近些年来又遭遇洋节日的大规模侵蚀，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人过传统节日的信念。随着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公共节假日体系，中国传统节日越过越红火，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越来越厚重。以丙戌年春节为例，30亿人次的旅客数量，彰显了中国人“回家团圆”的强大信念，织绘出一幅全球最大的、流动的文化图景。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总结说，因为奠基在普遍的人性、伟大的经典、永恒的语言、顽强的风俗等四大支柱之上，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形塑我们的记忆和精神，变成我们的血液和基因，内化于我们的心，外化于我们的行，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斯文不灭、传承不息，正如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所言：“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当然，守护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是要一味复古，而是予以创造性转化，使其与时偕行、生生不息，同时要不断应对各种新的危机和挑战，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笔者就重新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生机与活力问题，另撰四篇小文附后，以期进一步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其一：
重建国家祭典体系
礼是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因而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别于禽兽的关键 。是故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云“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人类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离不开礼。
古人重视礼，认为礼是天地之序、人道之极、治国之要，起着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助教化的作用，因而百代一贯，万世同法，千古不易。 而礼，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特质，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所在 ，是以中国文化也被称为是礼乐文化 ，古代中国也被誉称为是“礼义之邦” 。
古礼名目繁多，体系庞大，《中庸》上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其中，祭礼尤为重要，所以《礼记》上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上也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些祭礼，按照祭祀参与人员参加祭祀活动时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私祭和公祭两种。
私祭多为个人性、家庭性或家(宗)族性的祭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不一，时间不定。季札挂剑徐君坟茔之树，即是一种个人性祭祀 ;陆游诗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祭”，即是一种家庭性祭祀;遍布全国各地的祠堂，则是家(宗)族性祭祀活动的场所。清明节祭祖扫墓也是一种私祭活动，但却是一个流行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俗习惯 ，所以杜牧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公祭则是一种公共行为，又可分为民间层面的公祭和官方层面的公祭两种，祭祀的对象、形式、规模、时间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当官方层面的公祭不是由地方官员或部门官员所主办，而是由国家层面来主办时，这种祭祀就上升为一种国家大典，古人称为“国祀” ，今人谓之“国祭”，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一种。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礼仪系统崩坏殆尽，而新的礼仪体系又未开出，即使有些也是一味照搬西洋，以至于中国从“礼仪之邦”一变而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礼仪体系和礼仪特色的国家。这不但与中国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世界地位大相背谬，而且还因为礼仪的缺失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和谐的现象，甚至给外国人以中国人“不文明”的印象。
如果说，古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礼仪尚有少量残存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性的礼仪则几乎全盘西洋化。外事场合下中国官员无一不西装革履、握手拥抱，使西洋使团来华根本不存在什么“入乡随俗，入境问禁”的问题。重要的大会、就职、庆典等国家大典更是毫无建树和民族特色。然而，恰恰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国家仪式和国家大典，发挥着强化国民历史记忆、促进国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而这，正是谋取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崛起的中国的重要诉求。
国祭是一种国家大典，因此祭祀的对象选择，需要慎之又慎。正如《国语》上所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国语》同时还提出五类人可以列入“国祭”对象：“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国语》提出的这些，遗漏了天地日月、名山大川等传统的重要祭祀对象。而且，按照韦昭的注解，他们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王或贤相。如果曲通一下的话，这五种国祭对象可以说成是：制礼作乐垂法万世的圣人、勤于国事鞠躬尽瘁的君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贤臣、抗御灾害保民平安的国士、抵御外患保家卫国的英雄。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往圣先贤璨若群星、英雄烈士层出不穷，即使按照《国语》的标准严格筛选祭祀对象，国祭也会遍地开花而且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在今天国祭尚未定型、经验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各地最好不要抢国祭、出风头，而是应首先恢复或完善如下几个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
其一，祭祀天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之本也。天父地母，天生地成，天地乃人之所由出 ，自古以来即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祭祀天地则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礼。是以应在立春时节于北京天坛举办祭天大典，以示天人合一，以祈世界和平，并以日月配享昊天;立秋时节在北京地坛举办祭地大典，以祝风调雨顺，以祷国泰民安，并以名山大川配享大地。
其二，祭祀黄帝。“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初祖，慎终追远祭祀黄帝不但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可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以在清明节公祭黄帝，完善在陕西举办的公祭黄帝陵大典，并以炎帝、尧帝、舜帝、禹帝、汤王、文王、武王、周公等古代圣王配享黄帝。
其三，祭祀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被称为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祭祀孔子是历代读书人的盛典，也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连续一贯。是以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 ，法定师生放假一天，继续完善在山东举办的祭孔大典，并以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阳明子等历代儒家圣贤配享孔子。
其四，祭祀英烈。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先烈为了谋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功勋。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秀传统，开创美好未来，自当缅怀先烈丰功伟绩。是以应在北京创建“英烈祠”，并选定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比如8月15日或10月1日，来公祭先烈。
需要注意的是，“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 历代王朝的礼仪既能陈陈相因，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此，今天的国祭大可不必完全效法古人，而是可以在内容、形式、规模、时间等方面有所创新与变化。
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古制而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是国祭，总应有中国的的气派和气质，因此有两点内容不可或缺：一方面，国祭应该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参与。或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人亦可)亲自参加，或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另外变通的形式，是他们以私人身份参加。还有一种可取的形式，是以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的名义致祭。
另一方面，国祭是中国的国祭，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国祭，因而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比如三跪九叩、钟鼓齐鸣、礼乐合一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所谓国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而不是中国人来搞祭祀。当然，祭祀天地、黄帝、孔子三者当尽量依古礼，而后者则可多参照些现代祭礼。
其二：
重建孔庙教化体系
《左传》曰：“国于天地，有与立焉。”国之所以立者何?非徒立于山河之险固、物产之富饶、经济之发达、武力之强盛，更立于文化之根深而叶茂、繁荣而昌明，盖文化是国家的魂魄和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未有无魂魄、无血脉的国族能长久自立于天下者。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丰厚滋养和国家发展壮大的突出优势，也是东方文明以及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正如钱穆先生《孔子传》所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之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本乎崇德报功之意立庙祀孔，是中国人尊崇孔子的重要传统，更是中华民族重视文教、传承道统的重要体现，所以明代士大夫程徐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卷139)孔子薨后不久，其学生子弟和鲁国官方就因其旧宅立庙。在汉代，学校开始祭祀孔子，孔庙出现在曲阜之外其他地方。在唐代，朝廷通令州县学校皆立孔庙，故韩愈《处州孔子庙碑》曰：“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焉。”
到了宋代时，孔庙与学校合而为一，取“斯文在兹”之意，孔庙复有文庙之称。晚清时，全国共有孔庙1740多座，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每个省府州县，并播及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度，其中，曲阜孔庙祭祀活动因规模之大和礼乐之隆，向有“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美誉。因此，孔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庙宇，也是研习礼乐、传承经典、培养人才、教化天下的场所，成为中华民族神圣崇高的文化殿堂，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象征，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
遗憾的是，晚清以来，山河破碎，国势陵夷，中华文化晦而不彰，孔子屡遭批判质疑，孔庙也随之迭经磨难，延宕至今，其使用和保护现状令人痛心不已：
其一，据孔祥林《世界孔子庙研究》一书，全国原有1740多座孔庙，百余年来大部分因天灾人祸而灰飞烟灭，现只遗存500多座，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约60座，保存基本完整的约100座，保存零星建筑的约340座。未被纳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孔庙，或被其他单位挪用侵占，或屋舍破败缺乏修缮，有地方甚至出现欲拆除残存建筑用于房产开发的现象。相比之下，被称为“儒家文化活化石”的韩国，历史上建有孔庙200多座，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
其二，保存比较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孔庙，几乎都改成了仅供展陈文物、旅游参观用的博物馆，丧失了祭祀孔子、研习礼乐、传承经典、培养人才、教化天下的传统功能，变成了“没有孔子的孔庙”——即使偶有“祭孔”活动，也只不过是“表演”而已。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曾预言：儒家文化不再有任何生命力，必将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孔庙不幸成为该预言的最大注脚。相比之下，台湾地区30多座孔庙，每年都举办庄严隆重的祭孔典礼等活动，使儒家文化表现为一种活生生、活泼泼的文化形态。
其三，不少地方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殿堂的孔庙缺乏基本的敬畏心，商业、旅游、文娱以及非文物、非文化类展览等粗鄙化开发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改为博物馆的孔庙，大多收取价格不菲的门票，在人们通往精神家园的路上，设置了一道金钱的门槛。相比之下，世界上不少国家公立博物馆大多免费开放，尤其是带有精神性、信仰性、宗教性的文化场所，不仅全部免费，而且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
当然，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已开始认识到孔子、孔庙和儒家文化的重要价值，逐渐开始通过修缮、重建等方式加大了对孔庙的保护力度，并支持和鼓励在孔庙里举办民间祭孔礼、儿童开笔礼、学生拜师礼、青年成人礼等传统礼乐或民俗活动，以及读经班、国学班、儒学讲座等文化活动。但从总体上看，当前孔庙使用和保护的现状，与孔子作为中国“第一大圣人”的历史文化地位不相符，与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身份不相称，还难以满足炎黄子孙自豪礼敬中华文化，重建中国人民精神家园，以及凝聚世界各国尊崇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友好人士的客观需要。鉴此，亟需重建孔庙教化体系：
#p#副标题#e#其一，加大对孔庙的保护力度，重建和新建一批孔庙。一是腾退挪用侵占孔庙的单位，对孔庙建筑进行修缮。二是对保存零星建筑的孔庙，在原址进行复建，恢复原有建筑格局。三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学校和城镇人口集中的地方新建一批孔庙，为学生和民众礼敬孔子、学习儒学、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古典高雅的文化道场。
其二，改进和优化孔庙文化功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教化作用。一是隆重举办祭孔典礼，将“祭孔表演”改为真正的“祭孔”，其中曲阜和北京孔庙的祭孔活动宜体现出国家祭典的性质。二是广泛开展诸如开笔礼、拜师礼、成人礼、尊老礼等传统礼乐活动，使孔庙成为体验中国礼乐文化的中心。三是面向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开设各类读经班、国学班、研修班，举办各种儒学会讲、讲座、论坛，同时以试点的方式，允许儒家学者在孔庙招生办学，并在条件成熟之时，逐步将之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培养专职从事儒学研究和践行工作的儒生，把孔庙建设成儒家文化复兴的重镇。
其三，改进孔庙管理机制，杜绝对孔庙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一是改变由文物等政府职能部门单一管理和使用孔庙的做法，形成修缮费用等各种开支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社会各界赞助为辅，文化活动由儒家学者及社会贤达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统筹安排，日常管理由熟悉文物保护和儒家文化的专职人员具体负责的孔庙管理体系。二是禁止孔庙举办商业化、庸俗化的活动。三是实行孔庙免费开放，扩大孔庙教化活动受众面。
总之，笔者心愿，孔庙里要有孔子和儒家文化;笔者希望，上述建议能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倾听和采纳。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和推动孔庙成为培育地方礼乐文化和纯美风俗的发源地。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最高标志。笔者坚信，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底于成，也必将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其三：
重建国学教育体系
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代表的“国学热”，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然而，至今国学尚未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加以含摄和规范，加以推广和弘扬，学界称之为“国学立户”问题。对此，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中立者有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国学立户”的确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因为，国学包含经史子集、三教九流甚至是天文历法、金石考古、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诸多传统文化领域，其中部分内容早已分置在文史哲等诸学科里面。国学一旦“立户”，必然会牵涉到其他学科内容的变更。所以，就国学应否 “立户”特别是如何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国学立户”之争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其实质在于对“国学合法性”亦即国学的价值和功用的认知与判定问题。就笔者意见而言，国学乃是中国固有之学问。换而言之，就地域来说，国学是“中学”而不是“西学”，此即梁实秋所说的国学乃是本国独自形成的、区别于舶来学问的学问;就时间来说，国学是“古学”而不是“今学”，此即胡适所说的国学乃中国的“国故学”。
与此同时，作为往圣先贤薪火相传下来的学问，国学还是中国的“国魂”之学，关乎中国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孔子说：“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千百年来，国学维系着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连续性，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一枝独秀、一脉相承，不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那样中辍和变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譬之长跑，中国文化是一个人的全程跑，西方文化则是几个人的接力跑——文化虽传了下来，但民族已经换了几茬。”仅就此而言，怎么强调国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有种观点认为，国学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建设现代文化——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强调自己的国学呢?事实上，吸收外来文化是有前提的，即必须挺立本国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具备“自我观之”和“为我所用”的能力，否则就不是吸收而是“照单全收”或者“全盘西化”了。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告诫，正为此故。同时，只有既弘扬国学，又吸收外来学问，方会融会贯通为一种新的国学，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佛教文化，最终使佛教文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一样。
再者，建设现代文化绝不意味着摈弃传统文化。事实上，瞬时蓬兴、名目繁多的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文化建设，毋宁说是一种“时尚”或“潮流”。只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与积淀、世代传承与践行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才是现代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传统/现代”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所以才在文化建设上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吴稚晖)、“拼命往西走”(胡适)的激进态势——这些早已得到客观的衡量与理性的纠正，不再是认定国学价值的负面因素。
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或历史久远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只看其有无“国学”概念是很幼稚的。比如，美国的国学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文化”，日本的国学是“神道教文化”，印度的国学是“印度教文化”，等等。事实上，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他大国或历史久远的国家，都对自己的国学爱护有加、传承不辍，唯独中国出现了视自家国学为敝履而必欲弃之为快的罕见现象。如今，我们又要倒过头来提倡“文化复兴”，焉能不让人发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之慨?
总之，“国学合法性”亦即国学的价值与功用，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国学小有不足，也是瑕不掩瑜，绝不能“泼洗澡水将婴儿也倒掉”。笔者属于坚定的“国学立户”派。非但如此，笔者还认为，仅“国学立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重建和复兴中国的传统国学教育体系。
其一，国学既需要跻身一级学科，亦需要恢复传统分类方式。国学的一大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目前的学科分类对国学无疑是一种割裂与伤害。比如，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史记》，是融文史哲浑然为一体的。只将之列入史学，就很难深入领悟和通体把握其精神内涵。设国学为一级学科，当对类此弊端有所纠正。与此同时，鉴于国学内容过于庞杂，将之分为经史子集四目，是古人的一大创举。据此，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学，下面尚需分设经史子集四个二级学科，其中尤宜以经学和史学为主，以便恢复中国的“经史传统”。
其二，国学既应是大学的专业教育，亦应是大学的通识教育。在大学里面，设置国学院、进行国学研究、讲授国学课程以及颁发国学学位，亦即将国学教育视为一种专业教育来培养国学人才，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恐怕在于将国学教育视为通识教育，借以在大学生中普及国学知识、提升人文素质。作为通识教育的国学课程，重点应该放在重要经典如孔孟老庄、诗书礼易之类书籍的研读上，而不是上泛泛的、不痛不痒的国学概论课。特别是，不仅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知识，更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价值来源。否则，“国魂”之学何从谈起?
其三，国学教育既应纳入大学教育，更应纳入中小学教育。国学教育既是一种终身教育，也是一种阶梯教育。儿童读经，有利于在孩子们心中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一个孩子，如果不在中小学时期读点经典、打点基础，到了大学再学国学，多半会将文言文和繁体字视为“天书”，即使勉强学点，也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取得学位，很难深入进来和持续下去。因此，在中小学中开设国学课程，学习甚至是记诵些诸如“四书”之类书籍的内容，应是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之所在。
其四，民间国学教育是复兴国学的重要途径。在古代，国学的传承一则靠国民教育体系，如乡学、县学、省学以及太学等官办学校，二则靠私塾、义塾、精舍、书院等民间或社会办学力量。目前，中国的私塾、书院、国学班等民间国学教育活动蔚然成风，反映了人们对国学的热切渴望。对于这些活动，应该给予适当的支持和鼓励，不能动辄予以取缔或者掣肘，不能只讲孩子们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义务，而顾孩子们在私塾接受国学教育的权利。事实上，随着国学的复兴，中国需要也必将会出现一些终身只学国学而不接受其他学科教育的人。
其五，成立孔子大学负责监管国学教育活动。在古代，太学是中国最高的教育机构，而国子监则是教育监管机构。新成立的孔子大学，应该将太学与国子监职能合二为一，亦即要担负起全国最高国学教育机构和全国国学教育督导机构的双重职责，校长则直接由教育部长兼任。特别是，孔子大学不仅应以学习和研究、弘扬和传承国学为己任，同时还应是一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对道德失范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为社会树立道德和文化的标杆。
其六，改革国学考试制度，实行新型科举制度。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不能蜻蜓点水和凌乱无序，需要建立健全监管考核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国学作为一门“有之不必可、无之必不可”必修课、考试课、学分课，并与学生升学、就业，乃至公务员等国家公职人员选拔考试挂起钩来——此即学界常说的“新型科举制度”，才能为学生乃至全民学习国学经典建立健全正向引导机制，进而实现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夯实中华文化复兴的社会基础。
其四：
重建孝道假期体系
近日，笔者一位公务员朋友的母亲病危去世，因通行丧假只有1-3天，他不得不多次请假返回老家照看母亲、处理丧事，搞得心力憔悴、萎靡不振——这几乎是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遇到父母丧事时共同的感受。更让他愧疚的是，他因工作忙而很少回家探望母亲，终至于“子欲养而亲不待”。笔者由此联想到，国家应以立法方式，推行包括“百日”丧假等在内的各类孝假，借以重建中国孝道传统。
孝道是中国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根基与源头，正如《孝经》所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养老和敬老同属孝道范畴，养老指保障父母物质生活无忧无虑，敬老指实现父母精神生活宁静祥和。中国传统重视养老，更重视敬老，所以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种传统既体现为父母在不言老、不远游等一系列道德礼仪规范，又体现为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确立《孝经》经典地位，孝道入法，举孝廉制，三年丧制，以及把孝道作为决定官员职位升降的重要依据，等等。可以说，古代中国的确是一个强调“百行孝为先”、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孝道传统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百年来中国人唯西学是瞻，而西方人常用英文filial piety一词翻译“孝”，意为“对父母的顺从与尊重”。尽管这是对孝道的误解和曲解，但我们还是把孝道作为压制个性、束缚自由、妨碍发展的罪魁祸首而给予批判。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建设后，中国已变成了一个人口流动化和工作单位化紧密结合、不断加剧的现代社会，许多年轻人异地他乡工作，“人在单位，身不由己”，没有充足的时间回家探望老人或处理丧事，以至使许多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终，甚至频频出现独居老人病死家中无人知晓的悲剧。同时，社会上的敬老风气也大幅衰减，弃养老人、虐待老人以及遇见跌倒老人不加扶持的现象时有发生。
面对日趋严重的孝道困境，尤其是父母子女团聚机会少的问题，2013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特意将“精神养老”纳入相关条款，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但是，该法并没有为年轻人回家探望父母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因此，要想使“精神养老”落到实处，还须建立健全孝假体系，使“常回家看看”成为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其一，法定重阳节为老年节并放假一天。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重阳节为“老年节”的基础上，将其法定为节假日，全民公休一天，鼓励人们回家陪伴父母。同时，重阳节时段可广泛进行敬老宣传，表彰孝亲模范，并借鉴古代中央政府统一举办敬事“三老五更”即德高望重老人的礼制，以及地方官民联合举办“敬老尊贤”的乡饮酒礼等，举办丰富多彩的敬老活动。
其二，带薪年休假和探亲假法定在父母生(忌)日时段。近年来多项调查显示，约50%的人从未休过年休假，约80%的人从未休过探亲假。为保障公民合法休息权和探望父母权，可将两假法定在员工父母的生(忌)日时段，并把用人单位是否准许员工两假纳入其绩效考核体系。同时，为鼓励“精神养老”，可规定员工休这两假时，只有回家探望父母才带薪，否则无薪。
#p#副标题#e#其三，建立“百日”丧假制度。孝道既包括“养生”，也包括“送死”。三年丧制，即为去世父母守孝三年(实为25月)，是传统孝道中最为严格的礼制，自天子以至于庶民无不恪守之。其中，官员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所在单位为其保留基本俸禄(薪水)，提供往返路费，赞助部分丧葬费——史称“丁忧”制。不过，负有特殊职责的官员，如身在国防前线的武官，“丁忧”期间可不解除官职——史称“金戈夺情”，但须给足100天丧假，因为“百日”是纪念逝者的重要时间节点。
百余年来，三年丧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官员“丁忧”更是不见踪影。然而，国家又从未对丧假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经查，现行的1-3天的丧假规定，源自1959年原劳动部发出的一个通知，其中允许国营企业单位职工请丧假在3天内之内可照发工资。1980年，原劳动总局、财政部又据此作出进一步规定，要求国营企业单位酌情给予职工1-3天带薪丧假，并适当给予路程假，旅费由员工自行承担。目前，绝大多数机关、事业以及公私企业单位批准员工丧假，都是援引这一规定。
但是，只许1-3天丧假是个极其糟糕甚至十分恶劣的规定。其一，它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条款，不具有权威性;其二，它是适用范围为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不具有普适性;其三，1-3天的假期太短，丧主根本就处理不完丧事，即使勉强处理完，也是既余哀未尽，又心力憔悴，马上返回单位强装笑颜工作，极不近人情，极不合常理。事实上，许多员工遇到父母丧事时，往往不得不多请假而单位又不得不允假，结果造成双方都违反规定，使1-3天丧假变得极不严肃。
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公务员法定父母丧假为15天(加上周末实为21天，即传统祭奠逝者的“三七”之数)，而绝大多数学校、企业等单位员工的丧假则往往长达20天。两者都可在“百日”之内多次请假，直到累计休完为止。即使在与中国孝道传统迥异的美国，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企业员工，丧假也多在7天左右。
当然，在工作“单位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在单位的岗位和职责十分明确，离开太久确有不便，完全恢复三年之丧是不可能的。但是，国家完全可以立足三年丧制的精神，借鉴古代官员“丁忧”制度经验，特别是特殊人员“百日”丧假的规定，通过国家立法方式，建立国家公职人员“百日”丧假制度，同时鼓励全社会所有人员，在父母去世时离岗守孝100天，并为其提供基本薪酬和往返路费，甚至可适当赞助一些丧葬费，以使丧假制度更合乎人情和常理。
不过，实行“百日”丧假，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三年丧制。相反，可借鉴古人为授业恩师“心丧”三年，即不穿丧服但心存哀悼犹如守孝三年的制度，延续传统三年丧制精神。同时，国家公职人员在“百日”丧假期间，应像古代官员一样返回原籍守孝，既哀悼去世父母，又答谢助丧宾朋，还可读书明理、调整身心，并切实了解所在地政风社情民意——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机会。
无论如何，孝道是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根基与灵魂，孔子就曾把“老者安之”和“老有所终”作为大同理想的要素，孟子也曾把“养生送死无憾”作为王道社会的起点。建立健全孝假体系，完善精神养老制度，使所有老年人——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终，无疑会使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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