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成邹鲁：历代推崇二千年的文化代名词
据说，在国际上，很多人知道曲阜，不一定知道济南、山东。曲阜，是几近与长城一样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地名符号。但，在曲阜及周边区域，有一个在历史上远比曲阜更为有名气的地域名词，在东方文化的皇冠上熠熠生辉，以至海内外相当多的地方，把自己的家乡冠以该地域名词为无上荣耀，这个名词就是——“邹鲁”。
曲阜，至今还是一个地名，比如在五代唐晋时改为“龚邱县”，在宋朝，那时的曲阜被朝廷更名为“仙源县”。而邹鲁，早已经不是地名，是一种“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代名词现象了。如今在互联网上搜索“邹鲁”一词，会马上出现联想性搜索词组：邹鲁是什么意思、邹鲁文化、海滨邹鲁、东南邹鲁、小邹鲁、滇南邹鲁、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等。
“邹鲁”其实已经在先贤的尊崇、赞颂中成为一种人文环境、文化地理的代名词，一种“文化昌盛、崇文重教”的代称了。
自战国庄子在描述该地区的文化现象时，以“邹”“鲁”连称，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邹鲁滨洙泗”(《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韦贤传》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南朝梁武帝赞叹“邹鲁遗风,英贤不绝”(《南史·羊侃列传》)，邹鲁地区的好学之风、文化昌盛之象就名满当时(先秦至魏晋)的天下了，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得不到邹鲁地区的核心先期封禅峄山，以表明自己对文化高地的占领，并召集本地区儒生七十余人探讨礼仪、文化。自衣冠南渡以降，文化南移，南方许多地方文化兴盛、“户户弦诵自邹鲁”，并有文化大家把许多文化兴盛的地方赞誉为“XX邹鲁”。至清代光绪期间，呼兰被称为“江省邹鲁”，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文 “山东邹鲁,孔孟实生”依然邹鲁连称，邹鲁，作为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代名词，被历代推崇了两千余年。
邹鲁不绝：四处盛开的“邹鲁”文明之花
整个福建省在历史上都被称为“海滨邹鲁”。譬喻此地儒风兴盛、文教发达、人才辈出。八闽自宋代以来文运勃兴，众多名儒扬声海内。以学术文化成就论，福建取代了孔孟邹鲁之乡的地位，因为此时的北方(包括邹鲁原乡)为金兵所占领，迭遭战火蹂躏，已无文化学术可言。而且，就教育成效与科举成就而言，福建在全国已是首屈一指。据统计，在两宋300多年间，全国科举考试中进士者共2.8万余人，闽中人士中进士者竟多达6000余人(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总数为7144人)，占进士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强(《福建何以称“海滨邹鲁”》 卢美松《炎黄纵横》)。朱熹曾亲题“海滨邹鲁”挂于福州城西门(当时的迎仙门)。“海滨邹鲁”还泛指福州潮汕莆田泉州地区。
今浙江金华、台州、温州、瑞安、永嘉、温岭、黄岩，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厦门、莆田、南平、邵武、武夷山、晋江、长乐、龙海、建阳、建瓯、南安、惠安、福安、福清、仙游、东山、诏安，广东潮州、汕头、潮安、揭阳、潮阳、南澳、惠州、新会、饶平和安徽歙县、黟县、绩溪、旌德、休宁，江西婺源，海南琼山，台湾金门、云南建水、湖南长沙、黑龙江呼兰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社区等分别被誉为“海滨邹鲁”“东南邹鲁”“海外邹鲁”“山中邹鲁”“滇南邹鲁”“荆蛮邹鲁”和“江省邹鲁”。
浙南邹鲁”：瑞安素称“浙南邹鲁”。温州古来尚文讲教、贵礼节，史称“浙南邹鲁”。
海东邹鲁：位于韩国东海岸庆尚北道的安东郡，号称为韩国的精神文化之都，它之所以能够荣膺这一尊贵的头衔，是因为那里是韩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儒学大师李滉(号退溪)的故乡和讲学地，也是迄今为止韩国境内浸染儒教文化最深厚、保持传统文化最完整、反映民风世情最纯朴的一个地区。今天的世界，物质文明空前发达，人们面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无穷诱惑，为了消减越来越膨胀的物欲、化解内心的骚动、释放生活的压力、回应精神的困惑，也不免频频回转过头去，向传统寻觅自己安顿心灵、寄托情愫的方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小小的安东儒学文化保存得最好，社会和谐，民风淳朴，成了许多韩国人心目中的圣地，被称誉为“海东邹鲁”“邹鲁之乡”。
泰西邹鲁：在清代，一个叫做李太郭(G.T.Lay)的英国官员在中国做官、游历，曾经将“雅典与邹鲁”进行了对比：“欧罗巴文士游学者，不于希腊，即于犹太，盖泰西弦诵之区也。”又说：“雅典最讲文学，肄习之精，为泰西之邹鲁”( 海国图志 : 卷二十六)。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其地位恰如孔孟故土“邹鲁”。故自古至今，西方学者，无不游学希腊，未游学于额里士即希腊，“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英官李太郭将“弦诵之区”的雅典，比喻为东方的“邹鲁”。可见，在早期来华的外国人心中，邹鲁，早已是东方文明的起源地了。
历代文人志士不仅用“邹鲁”喻称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之地，还把“邹鲁”作为意境、比喻、典故入诗、嵌入著名书院的楹联、刻入“镇纸”，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读者自可以在网上搜索浏览。
邹鲁遗风：这里形成的那些文化代名词
不仅“邹鲁”成为了文化(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代名词，在邹鲁地区还形成了以下多个文化代名词：
邹鲁：是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源地。随衣冠南渡而在南方各地文化扩散、开花散叶，成为“文化昌盛崇文重教”各地引以为荣的代名词，并成为没有文化兴盛到一定阶段轻易不敢自喻的高端文化代名词。
弦诵：《汉书韦贤传》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自此，“弦诵”便成为邹鲁地区文化兴盛盛况的形象描述，郑玄云：“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孔颖达疏：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后亦指学校教学。宋苏轼《潘推官母李氏挽词》：“杯盘惯作陶家客，弦诵常叨孟母邻。”
春秋：自孔子删改《春秋》以来，春秋已经成为史书的统称，那个时候的人学习史书，也叫学习“春秋”，后人还以“春秋笔法”代指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
洙泗：孔子讲学，在洙、泗二水之间。世因以洙泗为孔子教泽之代称。后来也有以“洙泗”代指孔孟之乡的。
孤桐：曾经生长在现邹城市境内峄山之阳的“峄阳孤桐”，从《禹贡》中就被载为贡品，峄山南坡所生的特异梧桐，古代早在春秋以前就是制琴的上好材料。峄阳孤桐是以制作琴瑟而闻名，曾经作为贡品进贡大禹。峄阳孤桐是邹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历代文人在古琴高雅的弹奏中，逐步领悟出了孤桐精神的高贵、高风亮节。峄阳孤桐自此成了乐坛的”千古绝唱”。从王安石赞“孤桐”并自喻后，就成为文人雅客的精神追求，成为一个中华文化及文人曲高和寡、高风亮节的高端文化名词了。
凫绎：邹鲁地区两座文化名山的连称。自《禹贡》中“保有凫绎”开始，凫山曾经有全国最辉煌的伏羲女娲庙，这里曾经是山阳高平故地;峄山系古代邾国邾文公“卜迁于绎”典故所在地，是君王“有利于民、不利于君”、“夷俗仁”典故源出地。后来很多文人便以“凫绎”为自身名或号，来表明志趣的代名词。
杏坛：“杏坛”是传说中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后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今天往往以杏坛代指教育场所。
经学：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齐鲁多辩知”，说明经学的出现，首先是在邹鲁这个地方。后来，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
泮宫：春秋时前期，鲁僖公为了兴学养士，在鲁国都城泮水岸边，筑起了规模宏大的泮宫。这是周代诸侯国中最早的学宫，相传孔子常带弟子游泮。以后泮宫就成为高等学习场所的代称。
诸如此类的文化代名词还有很多，更多的在四书中存在，而《四书》原产地均是邹鲁核心地区：《论语》产于曲阜、《孟子》产于邹城、子思子作《中庸》在邹城、《大学》相传是孔子弟子曾子著述。
据学者考据，邹鲁地域大致范围：今天以邹城市为中心(有邹城野店遗址)，东至荀子出生地兰陵(原苍山县)、西含汉魏时期凫山周边山阳高平(现属邹城)、南括滕州(有北辛遗址)(至战国时滕州大部分疆域还属于邾国，可参见王献唐《邾分三国疆域考》)、北囊曲阜(有西夏侯遗址)及周边的一些区域，形成了早期的邹鲁文化圈。
李学勤先生曾经(《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日)著文说：邹鲁从来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于《货殖列传》里专门说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 《史记》已经注意到了该区域在文化上的特点。那么，为什么邹鲁文化的区域研究却很少作为一项专题来开展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大家一贯把这个区域的文化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
邹鲁位于“大东”的中心区域。“大东”地区的统治者是西来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则是殷人和东夷人。《诗·小雅·大东》篇描述这一带“西人”和“东人”的差别及其对立的情景云：“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尽管殷人和东夷人受周人管治，但仍然保留住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并对后来孔子创立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国自始即有“商奄之民”和“殷民六族”，他们的社祭之所称作“亳社”。而鲁国的统治者是周人，其社祭之所称作“周社”。 东夷人秉性温柔，敦厚和平，讲究礼让，崇尚仁德。为后来儒学的“仁”奠定了文化基础。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19页。
故而邹鲁繁衍出的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是融会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精深，后来居上。到春秋时期，鲁国及其周边的邹鲁区域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进入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在东迁之前曾遭到戎人的烧杀抢掠，大量文物典籍被毁;东迁之后则日益衰微，王官失守，学在四夷，则鲁国进一步成为当时全中国的文化中心。春秋时人对鲁国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晋国韩起出使鲁国，在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方面的情况后，慨然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吴国季札遍游鲁、齐、郑、卫、晋数国，独在鲁国看到了当时唯一保存比较完备的周乐，当他依次观看了十几种乐、舞后，更是一步三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保存最丰富的文物典籍，是鲁国成为当时礼乐文化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春秋时期，各国贵族纷纷前来鲁国问礼访乐，就是因为鲁国有着最丰富的记载礼乐的文物典籍。鲁国人对这些文物典籍格外珍惜，备加爱护。公元前492年，鲁国公宫发生火灾。南宫敬叔赶到，首先下令抢出“御书”;子服景伯赶到，立即下令抢出“礼书”;季桓子随后赶到，马上下令藏好“象魏”，并强调“旧章不可亡也。”(《左传•哀公三年》)可见典籍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p#副标题#e#重视礼乐的讲习、传授与研究，是鲁国成为当时礼乐文化中心的另一重要条件。鲁国是著名的礼乐之邦。在鲁国，至少从士阶层以上，几乎都要求懂礼、知礼、好礼，言语行动合乎礼。孔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他的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以上选摘自王志民《邹鲁地区文化中心的地位》)
到战国时期，庄子到这里，便在书中记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便是当时邹鲁地区文化多么繁荣的描述了。
产生“邹鲁”文明形成的文化基因
一个人，即使是傻子或天才，也会受到他所生存的环境——尤其是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他所构筑的思想体系也都是要制约于、植根于他所生存的文化环境的。他所取得的思想成果离不开他们所成长起来的精神文化土壤。(《对孔子“至圣”地位形成的再思考》杨立民)
这个地区不仅产生了孔孟，产生了左丘明、而且产生了鲁班这样的工匠大师，产生了墨子这样具有博爱意识、并萌芽出当代“组织”形式的墨子及其弟子团队。直到汉魏六朝，又相继产生出王粲、仲长统、王弼等一系列的经学大师、文学大师、多名汉朝(如匡衡、韦贤韦玄成父子)丞相。充分说明这里不仅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还形成了如何传承文化的社会基因。
其一，早期的农业文明催生丰沃的文化土壤：
学界一般公认人类早期的文明是逐水而居的大河文明，所以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早期的洪水泛滥不可控性，致使东方早期族群寻找矮山秀水区域繁衍。这里系丘陵水系丰富的汶泗流域、凫绎连脉，适宜人类早期的居住，人民安居乐业，有精力做高层次的事业，如在大禹时期，峄阳孤桐就被邹鲁地区的先民制作成琴并成为贡品(《禹贡》“峄阳孤桐”、《诗经》“保有凫绎”);孔子时期人们大都会“六艺”的全能型人才。
邹城、曲阜、滕州一带(邹城野店遗址是山东地区原始文化诸关系的重要遗址、滕州北辛文化遗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古代先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理想的区域、曲阜西夏侯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古址)，从少昊时代起就经常作为古帝王的活动中心，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畜牧、蚕桑的发展。许多学者指出：“周初姬姓诸侯向东方地区分封，在于确保其向东方发展的交通线，扩展其统治势力，并占夺主要的农业地区。”(杨宽《论西周初期的分封制》，《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上册，第265页)在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时代，一国人口的多寡、土地的肥瘠，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是早期的农业文明加上邹、鲁两国的文化融合孕育了早期的邹、鲁辉煌而各具特色的文化，并因为相邻而逐步融合、升华。
其二，早期的邾、鲁具备文化优势：
邾国早在鲁国分封到这里之前，就有着辉煌的早期东夷文化因子，邾国产生了很有作为及影响力的国君邾文公、邾穆公等，并在后来很好的传承并融合了东夷文化仁、民贵等文化基因。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於邹屠之地，迁恶者於有北之乡(晋 王嘉 《拾遗记·高辛》)其“邹、屠之地”的“邹”就是今天的邹城地区。“迁其民善者”，或许这也是后来儒家“善”理论的人文根源吧?
鲁国早在立国之初就有着比其它诸侯更加优越的地位，这是促使鲁国后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鲁国的特权有两项：郊祭文王，祭礼周公得用天子礼乐。用《礼记·祭统》篇的话来说，这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邹城市政府网站《邹鲁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
其三，官方(领导者)重视能够引领文化繁荣：
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要想某部著作大量发行——除非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否则就没有这个可能。因此，哪一学派的著作多，哪一学派宣传其思想的弟子多，就意味着在当时，更在后来的发展中占有了优势，胜出其它学说的机会就会大些。因为，由于著述多，被民众接触到的机会也就会多。如果哪一学派的思想比较长久地被民众接触，久而久之就会在民众心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统治，他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增强自己的才略。要增强才略，读书是一个重要途径。
《诗·鲁颂·泮水》：“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泮宫系春秋鲁僖公筑于泮水边的宫室，是僖公演武庆功之所，暨春秋鲁国的最高官学府。
孟子在善国(滕州)的成功实践，也是推动该地区文化繁荣发达的重要因素。《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这里的君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战国时期的国君滕文公礼纳贤士，名家名人纷纷奔滕而来，其中多次礼聘孟子请教治国之道。不久滕国名声大振，各诸侯无不刮目相看，称滕国为“善国”。 滕文公按照孟子“政在得民的”主张，效法先王，施行善政，实行善教，政绩卓著，名声大振。楚国、宋国等国的人，也都慕名纷纷来到滕国定居。滕文公任政期间，滕国人丁兴旺，国富民强，“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滕文公因此博得一个“贤君”的美称，滕国也被誉为行圣人之道的“善国”。
其四，在文化传播上这里产生了私学，弟子众多能够广泛记录、传播、传承，这里产生了好学的风气——“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皆能明之”(庄子)。这里最早出现私学以后，继而产生文化思想的领袖级人物，广大学徒、门人、门徒对老师思想的传播，是文化产生文化基因的优秀载体。孔子它老人家曾自豪地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传统说法是七十二贤人，七十多位贤能弟子已经不少了)况且，有的官至傅相，有的游说士大夫，有的则广收门徒，教书育人。可以说，这些为孔子的学说在当时及以后广为流传并成为一大“显学”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这里的士人更多的关心如何进行社会管理，这里产生的六艺，其实是一种对人才德才兼备、文武兼修的培育培养。孔子指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整个邹鲁地区都是这样的人才培养基地，难怪这里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对“其在《诗》《书》《礼》《乐》者”，“ 多能明之”。 这里，最好的传承了“射御之术”与“礼乐教化”。
而孟子，无论到哪里，都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规模、派头以及受到的礼遇，远远超出了当年的孔子。
墨家，孟子有这样一段描述其势力的文字：“圣人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溢，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墨家自身的学说思想和组织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礼”，主张自苦、节用、节葬，学说带有很大的鼓动性，极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墨子在孔子之后创办私学，广收弟子。这是一个极具纪律性的宗教组织，弟子门生“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其五，人性是一切的根源，这里的思想家最早探索人性的本源，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提出“人之初性本善”(这两句话成为了“三字经”的开篇)，荀子也提出“性恶”论点，人世间的一切事无论如何风云变幻天翻地覆，人性是永恒的主题。孔子进行历史的梳理、集结，孟子提出了王朝周期律，提出“仁政”，提出了士人的生存意义—-“王者师、大丈夫”等等，都是这里的先人对历史的感悟，并成为高山仰止、后人不敢超越的标杆。
“继往圣”、“开来学”
“继往圣”、“开来学”，是邹鲁文化核心区域邹城市孟庙位于棂星门内两侧的东西两个牌坊。系互相对称的歇山转角、斗拱承托的木坊，东名“继往圣”，西名“开来学”，以此表彰孟子对儒家学说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功绩。此也是成语“继往开来”的出典。
孟子对于传统文化的贡献，不仅仅是传承(尊王言必称尧舜)，更多的是创造性发挥，宋代理学家程子谈到孟子对儒学的贡献时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在历史上第一个发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振聋发聩的呼声，在他看来，什麽君主，什麽社稷国家，和老百姓比起来都是次要的。的确，没有老百姓，君主就是个“独夫”，国家社稷也是空的，所以孟子才说，老百姓是最金贵的。基于这个认识，当齐宣王问到“汤放桀，武王伐荮”“臣弑其君”是否可以时，孟子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荮矣，未闻弑君也!”什麽意思?就是那些不把人民当人看的专制独裁者殷纣王，杀之完全是正义行动。看看，同样是主张王道的，孟子比起孔子就大大地进了一步。
《孟子·公孙丑》记载孟子慨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段话里，我有两个感悟：其一、我在孟子眼里没有看见孔子的坐标，敢于藐视权威，才是敢于创新的起点。其二，而“舍我其谁”的自信担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敢作敢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心胸，至今都是我们更应该推崇的。
时至今日，我们太容易因门户之见、因学科壁垒、因雷池之缚、而缺乏创新的胆量与勇气，因行政区划而产生局域性思维，固守一隅而不敢望天下，邹鲁地区的邹鲁缙绅之士，没有因为在当地难以施展才华而怀才不遇、自怨自艾，而是走出去寻找施展才华的平台，这就是孔子、乃至后来的孟子周游列国的动机。倘孟子也与颜回般“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子罕》)不敢超越孔子，便没有今天儒学的精深、博大，开枝散叶。
当地球成为一个村落，文化的繁荣，依然需要上述各种要素的集结、融合、孕育、引领。
我们需要孔子这样开宗立派的“礼乐”先圣为我们寻找秩序，我们更需要孟子这样敢于藐视一切、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创新的、充满“浩然正气”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来巩固我们的信仰!
“继往圣”亦矣，“开来学”，我们将能够开创什么样的“未来之学”?
在真正重视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如何传承好“邹鲁文明”的优秀基因?我们如何的继往开来，才不愧于“门成邹鲁”(庾信)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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