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春秋讲坛2015年第一讲在孔子研究院儒学会堂国际报告厅举办，来自上海开放大学的鲍鹏山教授主讲了《孔子与士》。鲍鹏山结合《论语》等儒家经典，将“孔子与士”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指出原始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他认为，孔子不但是中国人心中的圣人，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精神导师，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之前，儒是士中最落魄的
鲍鹏山首先谈到了孔子之前的士，他从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结构入手，阐述了士在社会中的位置。“夏商周三代在社会形态、整个社会结构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鲍鹏山说，周和商相比，商实际上是一个部落的联盟，天下有很多的部落，所谓的周武王带八百诸侯灭商，八百诸侯实际是借用后来的概念，来描述以前的状况。以前不叫诸侯，只是酋长，包括周文王都是部落的酋长。很多个部落，有的小，有的大，商的部落是最文明，也是最强大的，大家就公推它是联盟的盟长，相当于这样一种形式。后来说商朝的“朝”，是借用了秦朝以后“朝”的概念，这个“朝”也不是中央集权的这样一种制度。商朝的部落联盟发展到后面，逐渐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各个部落势力的大小在不断发生变化，商这个大的部落已经很难再很好的调节、处理各个部落之间的纠纷，商纣王自己也因为品格的缺陷，不能够很公平的、公正的来处理各个部落之间的纠纷，有些部落渐渐的就不再到这个地方来寻求解决，就到商朝的西边周部落去寻求解决。商纣王就很生气，把周文王囚禁起来。到后来，周朝以一个新兴的、强大的部落把商给推翻之后，他们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还是以部落联盟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制度的话，那么未来很难保证不会重蹈覆辙。周朝统治者经常提一个词，叫“殷鉴”，就是商朝灭亡的教训。现在一般讲的商朝灭亡的教训，主要就是失德，不够仁义，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商朝的灭亡，这是“殷鉴”非常重要的内容。周朝建立以后，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道德，但是“殷鉴”里面还包括制度的反思，就是说要继续再以部落联盟的方式，也就不能解决此前社会就有的问题，周朝就开始实行分封制。“我倾向于把分封制叫做家天下。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对家天下有个特定的提法，就是指秦朝以后的天下就是家天下，我觉得周朝的天下倒是真正的家天下，是因为他是以一家的血脉来代替部落，部落和部落之间是没有血脉关系的，但是分封的诸侯和天子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荀子讲，周朝的嫡子分封，封了71国，但是姬姓独占53国，71国里面姬姓就占了53个。剩下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帮助姬姓灭商的，比如说齐国的姜尚；还有一类是古代的帝王，比如说夏朝。后面的两类带有照顾性、尊重性，来显示周朝的德行，那53个同姓国才是真正决定了周朝这个国家的性质，所以我觉得周朝才是真正的家天下，以一家血脉来代替众多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他希望以家族的结构模式来消弭部落之间的冲突，他这一点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当然，后来到春秋战国以后，随着时间推延，家族的气息越来越淡了，诸侯之间也发生了这样残忍的战争。秦朝统一之后，就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官天下。实行中央集权，各个地方官员是朝廷任命的，没有血缘关系的，有血缘关系的几乎很少，因为他们怕的就是贵族对王权的制约。官天下延续了很久，一直到孙中山推翻帝制。”鲍鹏山讲道。士和儒是什么关系？在鲍鹏山看来，儒是不仕之士，士是一个身份，混得好了，就做官了，所以由士到做官的仕，就是在“士”旁边加了个人字旁。这表明什么？士成人了他的正当职务就是做官。可是假如一个士到了成人了，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做官，并且到了最后越来越看出来再没有希望做官，这种人就变成了儒。儒实际上是一直没能做官，并且已经失去做官希望，所以儒是士中最落魄的，他们已经完全流落在民间，他们已经进入不了国家的体制。所以儒的精神状态比士还要差得远。所以在孔子的时代，儒是士中没有职位的，却又受过六艺的培训，从而在社会上凭借熟悉相关礼仪，从事相关职业获取社会资源的人。孔子之前，儒是被人轻视的，从体制中剥离出来的士。
孔子志于学，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孔子为什么志于学？孔子晚年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个15岁的人，他为自己立下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不仅仅是孔子一生的起点，甚至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为什么呢？鲍鹏山认为，学术研究和道义的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终身的事业。以前的士是要做官的，如果不做官就做儒；要不到体制里面做官，要不到民间去做儒，就这两条路。但是孔子说“不”，我们可以有一条路——学。在孔子之前，没有专门的学者。在孔子之前，晏子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但他是齐国的国相；在孔子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者子产，与孔子的关系非常好，可他是郑国的国相；在往前面去还有管仲，也算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可他是齐桓公的国相。这些人都不是专职的、专业的、独立的学者，他们实际上都是士，是做官之余他们有想法，有言论。孔子也做过官，但绝大多数的时间，孔子是不官不士的，即不官也不商，他就是一个学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者。人类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独立的学者，人类开始有一批人专门来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这个甚至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转折。同时，学术也因此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再是体制的附庸。一个人可以不做具体的职业，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知识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立，由此才有后来的百家争鸣。“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技术性工作，而是担当天下道义，任重道远，这是文化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在孔子15岁志于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孔子为什么要志于学？志于学有什么意义？鲍鹏山引用了钱穆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这个结论是非常客观的，只有从孔子以后，儒才有大变，有转折，中国的文化史才有转折，中国的知识人才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才会受人尊重。孔子以后儒业变了，他们的业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也都变了。“志于学”就是告诉你，人可以通过学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可以通过学来养活自己。
孔子而后，儒就变成了儒学，甚至可以称之为儒教，儒就变成一个学派，士人不再是志于仕而是志于道。从志于仕到志于道，中间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15岁的孔子为自己的人生确立的目标——志于学。当士志于学的时候，它的指向就是志于道。
《论语》讨论的全是价值
孔子要改造士，要给士一个新的面貌，让士承担一个新的职责。在孔子办的私学里面，他的学习宗旨不是再去学习礼乐射艺书数这些做官必须的专业和技能，而是揭示和弘扬价值。《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讨论的几乎没有专业性的知识，有的是关于价值的讨论，几乎所有的问答都锁定一个问题——价值的产生。鲍鹏山讲道，在孔子去世以后，孔子的弟子们回忆老师跟他们的教导，把这些教导记录下来，开始编纂《论语》的时候，在《论语》保存下来的二十章，五百多则里面，没有一条关于知识问题的问答。有的学生问老师什么叫“仁”？这跟知识性的问答不一样，今天的大学里面把价值问题变成知识问题，变成概念，然后让学生解释这个概念，叫名词解释，这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价值问题变成了知识问题。这种教育下，学生可能问题回答得很好，但却做不好，知行就分开了。为什么知行会分开？从古至今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王阳明就为这个问题焦头烂额，为什么知而不行？王阳明说，“知而不行还是未知”。就是当你把价值问题变成知识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交上一份完美的知识答卷，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却做不好；但是如果回到价值问题的时候，那是离不开行的，知行合一，在价值这个层面上是不需要讨论的，只有在知识的层面上才是可以分开的。
通读《论语》会发现，有的人问孔子什么叫“孝”，什么叫“仁”？这跟大学的考试是不一样的，大学的考试问什么叫“孝”，什么叫“仁”，是在考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概念，把它变成知识了。但是孔子的学生问老师什么叫“仁”，他问的不是一个概念，是怎么样做才叫“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孔子和他弟子们的对话，会发现在《论语》里面没有一条关于知识问题的问答，有没有关于专业和技术问题的问答呢？鲍鹏山举出《论语》中唯一一条关于专业和技术问题的问答——樊迟问稼，“《论语》里只有这一则，学生问到了专业技术问题，被孔子否定，偏偏还是被孔子否定的。樊迟问稼问的是一个专业问题，一个技术问题，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这个情节你可以想象一下，孔子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我不如老农民，这时我想孔子的脸色一定非常不好看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后来把这句话拿来批判孔子，第一瞧不起劳动人民，第二瞧不起专业知识。其实这完全不是在一个逻辑层面的，没有办法对他进行合理地批判。因为孔子做的是精英教育，跟歧视劳动，歧视劳动人民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是樊迟走了之后，孔子说他‘小人也’之后，又讲了三句话：‘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分别讲到了三个概念：礼、义、信，这是价值的东西。为圃学稼是技术，而礼、义、信乃是价值，这是孔子在告诉樊迟，假如你将来从政，那么你要做什么。樊迟走后，孔子讲的这三句话，他是在讲为政之道，这是价值问题，不是知识问题。所以说《论语》里面没有关于知识和技能的讨论，讨论的全是价值。”
孔子重新塑造了“士”，赋予士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代的内涵。《论语》中，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本来士是不需要问的，如果这个概念是清晰的，他不需要问。当子贡这样问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问孔子心目中的士是怎样的？在你的教育完成以后，你想把士变成什么样子？子贡的这个问题就已经暗示，孔子对士进行了改造，士有了跟以前不同的内涵。
曲阜万仞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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