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曾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奖项。1990年以来，傅教授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讲座，还多次应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近年来，亦曾多次受邀在祖国大陆演讲。著作逾百部，中国大陆已出版的有《哲学与人生》、《智者的生活哲学》、《自我的觉醒》、《解读论语》、《解读庄子》、《解读老子》、《解读孟子》、《傅佩荣〈论语〉心得》、《傅佩荣四书心得》、《儒家与现代人生》等。
近日，台湾学者傅佩荣带着新书《向庄子借智慧》来到羊城。从最多时在台湾一年应付两百场类似的讲演，到惹上“被于丹挤出《百家讲坛》”的传言，再到在凤凰卫视开设《国学天空》栏目持续“走红”……他一直在公众关注的漩涡中。问起个中滋味，傅佩荣答曰：“我学习庄子的心得是‘不得已’，意即当各种条件成熟时，我就顺其自然。”
台湾很少人称别人“大师”
羊城晚报：您怎么会从在书斋中当学者转而走上向公众普及国学这条路呢？
傅佩荣：1997年，我到荷兰莱顿大学当讲座教授，用英文教外国人儒家思想，我就花很多时间来看各种注解。第二年回到台湾之后，社会上有很多朋友也表示想学儒家，希望我教他们《论语》。但是也找不到适合的教科书，所以我就自己动手写。从第一本《论语》解读，教完之后同学们说想学《庄子》，然后又有了《庄子》解读，再接着解读《孟子》、《老子》、《易经》，我用五年的时间写出了这五本经典的解读。到后来别人就请我去讲，没办法，拒绝不了，别人都很有诚意。最多的时候我一年要讲两百场，有四年的时间都这样。
羊城晚报：人们介绍您经常称您为“国学大师”。
傅佩荣：我也知道这是别人的善意，所以也不去反驳，但是我心里实在不敢当。台湾很少这样称别人为“大师”，一般至少都是要退休的教授，像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或者是佛教界高僧大德称“大师”的比较多。像我们这种还在教书的，还不到六十岁，稍微讲几个电视节目就动不动被称为“大师”，我都很尴尬。我是教书人，被别人称为“老师”，这就很客气了。
于丹是先讲后做，我是先做后讲
羊城晚报：其实您在大陆越来越出名，本身也是近些年来这里兴起的“国学热”的一个组成部分。
傅佩荣：我向来主张，国学普及要分三个阶段，第一是普遍推广，通过电视等媒体平台，让全国人都知道国学是个好东西，应该学，产生兴趣。第二个阶段是我现在在做的，以自己的学问为桥梁，让读者透过你的演讲和书本去接受原典，就好像你念了《向庄子借智慧》，然后想去念《庄子》的原文，这才是我的目的。第三步更重要，将经典跟经验结合，就是学到的经典要跟现在的生活经验结合。第三个阶段还没到，我们现在在努力做第二个阶段。
羊城晚报：现在人们经常把您和于丹相提并论，而您自己是用处于不同阶段来说明你们之间的区别，对吧？
傅佩荣：于丹在出版《<论语>心得》之前没有做过专业有关《论语》或孔子的研究；而我不是，我先研究了多年传统哲学文本、思想才讲学，我不是讲完之后再把讲稿整理出来出书的。我认为她是在做第一阶段工作，而我处于第二阶段。
羊城晚报：经常人们一提起你俩，就要说您被于丹“挤”出《百家讲坛》的事。
傅佩荣：这不相干。还有人说什么PK，我很害怕，哪里有这种事情！其实她的工作我也不能取代，我没有她的魅力，但我的工作她也不可能替我做，这是分工合作吧。
“性本善”应为“性向善”
羊城晚报：其实对于我们国学经典、圣人言论，大家今天的误读多吗？
傅佩荣：对，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存在的误读太多了！比如，《论语》有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中“时习”二字通常被解读为“经常复习”，实际在我看来，正确解读应为“适时实践”，也就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去实践，这才是符合孔子精神的。还有一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其中“束脩”二字，原意为“干肉”，但我认为“行束脩”不是指的给孔子献干肉，而是借“行束脩”这一古代男子十五岁时入大学所行的礼，代指“十五岁以上的人”。因为孔子在乎的是如何有效教导别人，而不是收学费。
羊城晚报：那么除了这样比较字面上的误读，还有没有观点上的理解偏差？
傅佩荣：当然有。最典型的就是从宋朝以来，儒家学者一直讲“人性本善”。其实，孔孟都未说过“人性本善”。这个“本”字，是宋朝以后的解释。我现在的理解，应把那个“本”改成“向”，人性“向善”。“向”，代表人内在的力量。因为误读成“人性本善”，宋朝朱熹在解释孔子所说“性相近，习相远也”一句时，质疑道：既然人性本来都是善的，就应该说“性相同”，而孔子居然说“性相近”，这是在乱讲！而且反问孔子说“何相近之有哉？”就跟学生骂老师一样，你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
羊城晚报：为何你如此执着于非“人性本善”而是“人性向善”，这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傅佩荣：你不难发现，人性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人会觉得，既然“本善”，那人内在的自省和修炼有何意义？事实上，在宇宙万物里面，大多数生物行事是出于本能，只有人可能不真诚，因为人有意识，会为一己私利驱动去“扮演角色”。“人性向善”则代表了人可以通过自省达到新的自我平衡，显示一种趋向性的真诚力量。
羊城晚报：那恕我冒昧问您一句，为什么就您高明、能看出这些误读，别人却都一误再误呢？
傅佩荣：两个理由：第一，我把关于论语的四百家注解全部看完，我所取的解释大部分也非我独创，而是有人提出过、只不过没有成为主流的意见。第二，我先前是学西方哲学的，逻辑性比较强，比较有辩证性。
李零把孔子喻为“丧家犬”是严重误读
羊城晚报：李零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孔子形容为“丧家之犬”，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和影响。您认为这也是一种误读吗？
傅佩荣：当然是！历史学家看孔子，只从他历史上真实的客观遭遇来看，从那个角度看，孔子确实如丧家之犬。但是你对一个人评价能这样吗？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曾写了一本书，把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合在一起称为“四大圣者”。可是这四个人在人间的遭际，看起来都如丧家狗！从现世的眼光看，哪一个不是彻底的失败者？但他们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力谁能比得上！
“丧家之犬”这个词出于《史记》，说的是孔子跟学生们在郑国走散了，大家到处找。有个人跟子贡说，在东门下有个人样子有点像丧家狗，你去看看吧。子贡找到孔子后就把这话同他讲了，结果孔子说“是啊是啊，我就是丧家狗啊”，这是孔子的幽默和自我解嘲。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过客、不是归人。就这个意义来说的话，哪一个人不是无家可归呢？孔子是人类里面最肯定人的生命、最具有生命质感的，因此孔子比任何人都更不像丧家狗。他活得那么有自信，当别人要杀他的时候，他还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种话，丧家狗会说得出来吗？
向先贤借智慧提高现代人觉悟
羊城晚报：你带来的这本书叫《向庄子借智慧》，如何理解“借”字，为什么要突出“借”呢？
傅佩荣：智慧借了不用还。我们念庄子，是以他作为我们自己的参考，跟他借，借来之后一定要自己觉悟，你自己觉悟之后就成为自己智慧的主人。最好你借了不还，之后自己想通了，这是人类的共同资产。
近日，台湾学者傅佩荣带着新书《向庄子借智慧》来到羊城。从最多时在台湾一年应付两百场类似的讲演，到惹上“被于丹挤出《百家讲坛》”的传言，再到在凤凰卫视开设《国学天空》栏目持续“走红”……他一直在公众关注的漩涡中。问起个中滋味，傅佩荣答曰：“我学习庄子的心得是‘不得已’，意即当各种条件成熟时，我就顺其自然。”
台湾很少人称别人“大师”
羊城晚报：您怎么会从在书斋中当学者转而走上向公众普及国学这条路呢？
傅佩荣：1997年，我到荷兰莱顿大学当讲座教授，用英文教外国人儒家思想，我就花很多时间来看各种注解。第二年回到台湾之后，社会上有很多朋友也表示想学儒家，希望我教他们《论语》。但是也找不到适合的教科书，所以我就自己动手写。从第一本《论语》解读，教完之后同学们说想学《庄子》，然后又有了《庄子》解读，再接着解读《孟子》、《老子》、《易经》，我用五年的时间写出了这五本经典的解读。到后来别人就请我去讲，没办法，拒绝不了，别人都很有诚意。最多的时候我一年要讲两百场，有四年的时间都这样。
羊城晚报：人们介绍您经常称您为“国学大师”。
傅佩荣：我也知道这是别人的善意，所以也不去反驳，但是我心里实在不敢当。台湾很少这样称别人为“大师”，一般至少都是要退休的教授，像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或者是佛教界高僧大德称“大师”的比较多。像我们这种还在教书的，还不到六十岁，稍微讲几个电视节目就动不动被称为“大师”，我都很尴尬。我是教书人，被别人称为“老师”，这就很客气了。
于丹是先讲后做，我是先做后讲
羊城晚报：其实您在大陆越来越出名，本身也是近些年来这里兴起的“国学热”的一个组成部分。
傅佩荣：我向来主张，国学普及要分三个阶段，第一是普遍推广，通过电视等媒体平台，让全国人都知道国学是个好东西，应该学，产生兴趣。第二个阶段是我现在在做的，以自己的学问为桥梁，让读者透过你的演讲和书本去接受原典，就好像你念了《向庄子借智慧》，然后想去念《庄子》的原文，这才是我的目的。第三步更重要，将经典跟经验结合，就是学到的经典要跟现在的生活经验结合。第三个阶段还没到，我们现在在努力做第二个阶段。
羊城晚报：现在人们经常把您和于丹相提并论，而您自己是用处于不同阶段来说明你们之间的区别，对吧？
傅佩荣：于丹在出版《<论语>心得》之前没有做过专业有关《论语》或孔子的研究；而我不是，我先研究了多年传统哲学文本、思想才讲学，我不是讲完之后再把讲稿整理出来出书的。我认为她是在做第一阶段工作，而我处于第二阶段。
羊城晚报：经常人们一提起你俩，就要说您被于丹“挤”出《百家讲坛》的事。
傅佩荣：这不相干。还有人说什么PK，我很害怕，哪里有这种事情！其实她的工作我也不能取代，我没有她的魅力，但我的工作她也不可能替我做，这是分工合作吧。
“性本善”应为“性向善”
羊城晚报：其实对于我们国学经典、圣人言论，大家今天的误读多吗？
傅佩荣：对，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存在的误读太多了！比如，《论语》有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中“时习”二字通常被解读为“经常复习”，实际在我看来，正确解读应为“适时实践”，也就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去实践，这才是符合孔子精神的。还有一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其中“束脩”二字，原意为“干肉”，但我认为“行束脩”不是指的给孔子献干肉，而是借“行束脩”这一古代男子十五岁时入大学所行的礼，代指“十五岁以上的人”。因为孔子在乎的是如何有效教导别人，而不是收学费。
羊城晚报：那么除了这样比较字面上的误读，还有没有观点上的理解偏差？
傅佩荣：当然有。最典型的就是从宋朝以来，儒家学者一直讲“人性本善”。其实，孔孟都未说过“人性本善”。这个“本”字，是宋朝以后的解释。我现在的理解，应把那个“本”改成“向”，人性“向善”。“向”，代表人内在的力量。因为误读成“人性本善”，宋朝朱熹在解释孔子所说“性相近，习相远也”一句时，质疑道：既然人性本来都是善的，就应该说“性相同”，而孔子居然说“性相近”，这是在乱讲！而且反问孔子说“何相近之有哉？”就跟学生骂老师一样，你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
羊城晚报：为何你如此执着于非“人性本善”而是“人性向善”，这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傅佩荣：你不难发现，人性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人会觉得，既然“本善”，那人内在的自省和修炼有何意义？事实上，在宇宙万物里面，大多数生物行事是出于本能，只有人可能不真诚，因为人有意识，会为一己私利驱动去“扮演角色”。“人性向善”则代表了人可以通过自省达到新的自我平衡，显示一种趋向性的真诚力量。
羊城晚报：那恕我冒昧问您一句，为什么就您高明、能看出这些误读，别人却都一误再误呢？
傅佩荣：两个理由：第一，我把关于论语的四百家注解全部看完，我所取的解释大部分也非我独创，而是有人提出过、只不过没有成为主流的意见。第二，我先前是学西方哲学的，逻辑性比较强，比较有辩证性。
李零把孔子喻为“丧家犬”是严重误读
羊城晚报：李零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孔子形容为“丧家之犬”，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和影响。您认为这也是一种误读吗？
傅佩荣：当然是！历史学家看孔子，只从他历史上真实的客观遭遇来看，从那个角度看，孔子确实如丧家之犬。但是你对一个人评价能这样吗？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曾写了一本书，把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合在一起称为“四大圣者”。可是这四个人在人间的遭际，看起来都如丧家狗！从现世的眼光看，哪一个不是彻底的失败者？但他们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力谁能比得上！
“丧家之犬”这个词出于《史记》，说的是孔子跟学生们在郑国走散了，大家到处找。有个人跟子贡说，在东门下有个人样子有点像丧家狗，你去看看吧。子贡找到孔子后就把这话同他讲了，结果孔子说“是啊是啊，我就是丧家狗啊”，这是孔子的幽默和自我解嘲。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过客、不是归人。就这个意义来说的话，哪一个人不是无家可归呢？孔子是人类里面最肯定人的生命、最具有生命质感的，因此孔子比任何人都更不像丧家狗。他活得那么有自信，当别人要杀他的时候，他还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种话，丧家狗会说得出来吗？
向先贤借智慧提高现代人觉悟
羊城晚报：你带来的这本书叫《向庄子借智慧》，如何理解“借”字，为什么要突出“借”呢？
傅佩荣：智慧借了不用还。我们念庄子，是以他作为我们自己的参考，跟他借，借来之后一定要自己觉悟，你自己觉悟之后就成为自己智慧的主人。最好你借了不还，之后自己想通了，这是人类的共同资产。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