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商帮
山西商帮简称晋帮，明清时崛起，称雄商界五百年。
晋帮的崛起，乃天时地利人和所致。
所谓的天时，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出于扫清元蒙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王朝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沿线建立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驻防军的粮草供应及其运输成为政府很大的一项负担，于是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招商输粮措施，鼓励商人输送米粮给边塞军队。作为回报，商人们可从国家政府手里换取食盐专卖权。
所谓的地利，一是山西近水楼台先得月，相邻九边，二是山西富产盐铁丝棉等。晋商起初输粮，后来输马输铁，换取盐引。随着政权的稳定，政府将纳粮、纳马、纳铁统一改为纳银，边商的贸易活动从北边转向了内陆，战场越拉越长，他们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还开辟出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蒙古直达俄境西伯利亚、彼得堡及莫斯科的国际商道，由此步入了辉煌时期。到了清朝，晋商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所谓的人和，就是晋商的经商理念与经商才能。他们重乡情、重信义、重管理。勤俭、坚韧、谨慎、团结。如果不重乡情，那么他们就不会内部连线，形成地域式的商帮、联号制和股份制的商号群体，也不会在各个商业重镇留下大大小小的敦乡情联睦谊的山西会馆。如果不讲信义，他们就不会把关羽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并把关羽的忠信义提升为自己的商业理念，更不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到全天下，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达数个世纪之久。如果不是重管理，“家有家法、铺有铺规”，他们的票号也不至于遍及中国各大城镇，并远达日本、朝鲜和俄罗斯。走遍海内外的梁启超曾感叹曰：“我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我国商业能力，常常无辞答对，惟独对有长久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我常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中国任何时代的商人，都免不了官商结托。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通过结交官府，为他们的子弟争取了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政府允许在扬州业盐的山西、陕西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了商家子弟不得仕宦为官的传统。清入关前，在张家口的晋商就与满族政权有交情，甚至给他们提供情报。所以清政府与晋商关系非同一般。康熙时期，清政府又下了捐纳令，高兴坏商人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没有私有产权意识，只有官府作恶的空间，别说区区财产了，就连尔命都说没就没，所以山西商人踊跃捐官。有一家五代三十多口人都买官衔的。如果说西方商人的资本运作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让资本生产利润的话，那么山西商人捐款买官是有着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的，最低目标是借权力来保护财产、保护利润、增加安全系数；最高目标便是增加财产、增加利润、延长安全期限。此乃中国官商形成勾结传统的终极原因吧。
如果按经营范围分类，晋商有盐商、粮商、丝绸商、棉布商、冶铸商、金融商、木材商等；如果按区域与行业分类，其内部又分了诸多帮口，如太原帮、当帮、核桃帮、汇票帮等；如果按内部经营方式，它们又有联号制（相当于西方的子母公司）、股份制（既有银股还有身股）、经理负责制（东家不管事，雇用专门的经理负责，就是东家的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们也不得管事）、学徒制（学徒须由亲人介绍，保人作保，经面试后进入，再经资深业务人员担任老师培养其专业技术及职业道德，出师后步步考核，渐渐高升）。
先富起来后怎么办？第一购卖土地；第二是窖藏金银；第三是买官；第四是奢侈消费；最后才是商品生产。这也是中国商人的传统弊病吧。不过，山西商人最牛的一个商业行当是票号。因经营会票而得名，史称山西票号，总号都设在山西省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其在各地的票号遂分别称为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晋商因此而名声大振，财源滚滚。问题是，太有钱了政府就要打你的主意，动不动要求晋商捐输摊献，加上清末国内战争不断，国外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清政府自办户部银行（大清银行），所以清末时晋帮即开始衰落，只有票号坚挺；辛亥革命后票号也开始衰落。十年之后晋商几近销声匿迹。
（二）陕西商帮
陕西与山西近邻，风俗习惯接近，因而在经商活动中形成了结合的传统。人们通常合称他们为“西商”，或“山陕商帮”。比如会馆常由两省商人合建，称山陕会馆。在扬州，也是山陕两地的盐商子弟可共同参加科考。
陕西商人整体实力与名号比不上晋商。但经营范围也很广泛，盐业、茶业、毛皮业、水烟业、药材业、当铺、钱庄、高利贷，一样不少；实力也不可小觑，经营时敢用赊购方式，足迹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先富以后的毛病也与晋商一样，特别是窖藏金银在李自成起义时，肥了这帮贼人。
（三）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下辖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在外埠经商的商人。兴起于明末清初，但后来居上，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称雄商界。
濒临海口及政府政策的原因，导致宁波明朝以前盛行海外贸易。唐代时期，宁波（明州）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了。宋代时期，明州成为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的启航地。明朝时期政府行海禁政策，只发展官方的朝贡贸易，伴以勘合制度，规定明州只许日本贡船入港（朝鲜改走陆路），导致宁波兴起了走私贸易。宁波府所属的双屿港、烈港、岑港，成为民间走私商人最活跃的地盘。但是政府把他们称作倭寇，典型代表就是王直。现在一些国人一听倭寇，还把王直这样的商人目作汉奸。其实是政府奸，王直只不过争一个贸易自由罢了。为了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为了维稳，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海外贸易与海商，于是宁波商帮开始转向国内经营，并且在明末结成商帮。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开海禁，行四口通商制，宁波即为其中之一，所以宁波商帮大发展，除了原先的药材业、成衣业、银楼业、海味业、粮糖业之外，又发展出一个特别牛的行业：埠际间的沙船贩运贸易（后来由沙船业又扩展到了轮船航运业）。靠这个挣钱后又迅速攻占钱庄业和银行业，上海的钱庄与银行市场基本上被他们所操纵，甚至清末的近代商业组织——上海总商会也由宁波商帮控制。他们讲乡谊敦睦谊，在各地设立会馆公所，联手开拓根据地，抢战市场，遍布国内国外遍，除了原先的传统行业，新式行业，比如进出口贸易、日用洋货业、呢绒洋布业、钟表眼镜业、五金颜料业、西药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及各种新式服务行业，到处都少不了宁波商帮的身影。可以这么说，鸦片战争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宁波帮都是商业舞台上最强劲的一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宁波商帮中的一部分转移到了海外，香港、日本、欧美等地成了他们新的落足点。直到现在，宁波商帮在海外的声威不减当年。
（四）山东商帮
山东是历史上著名的重灾区。
一是人口重灾区，人多地少。事实上人口过剩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死结。每逢旧朝末年，战乱哈灭一部分；可是新朝休养一下，人口就又成灾了。甲午海战时期，西方媒体想当然地描述“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甚至有美国报纸计算说：即使日本人每天杀掉一千名中国人，要杀光中国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以清朝为例，清初人口5300万；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国人口1亿，耕地74000万亩，人均7.25亩；乾隆七年（1742）人口1.5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2个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3亿；道光十四年（1834）4亿，耕地114000万亩，人均2.84亩。山东有些县，每人平均耕地不到三分。按西方人估算，山东地区五口之家拥有15亩地才能维持生存（每亩地收六七斗就叫丰收）。
二是战乱重灾区，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山东都是南部及中部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问题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非稳定时期，你就倒霉了。可以说宋朝以来山东就是战乱重灾区，就是响马都比别省出得多。比如众所周知的梁山好汉及后来的义和团。
三是自然重灾区，水灾旱灾虫灾不断，十年九灾是家常便饭。
上述诸多原因导致山东以流民居多。流民中一些有头脑的借用山东的水陆之便自然就成了商人。
明中期，山东商人逐渐增多；到了清代，山东商帮崛起，特别是登、莱、青三府，史称胶东帮。不过就整体实力与经营范围来讲，比上晋商、徽商还是差了一些。
（五）广东商帮
广东首先有优越的地利环境，背负五岭，东西南三面向海，境外，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与澳洲的航路要冲，境内，以西、北、东三江为主流的珠江水系贯通全省；其次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商品经济大发展；第三是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早期殖民者前来叩击中国，最先摸到的就是中国的南大门广州；第四，由于明朝厉行海禁，所以广州海商自然而然的发展成了武装商团，著名代表有林凤、林道乾等人。明朝隆庆开关后，广东的中小商人更是集资结帮出海，声势浩大。第五，清初也是厉行海禁，稳定后开海贸易，行四口通商制，后又改成广州单口通商。独特的政策，导致广州成为广货与北货、土货与洋货的集散地，广东商帮不坐大都不行。
就地域而言，广东商帮主要由广州帮（珠江三角洲顺德、番禺、南海、新会等县）与潮州帮（主要要由潮州、海阳、澄海、饶平、大埔等县组成）。同时，还有未完全形成帮的恩平、遂溪、兴宁、韶关、南雄、乐昌、海南等府县的零散商人。另外，在广州、佛山等中心城镇，还有不少外省商人在那里长期坐镇经商，也可以划入广东商帮。
就功能而言，广东商帮可分作三大类。
第一类是海商，也就是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新型商人，封建政府及史籍习惯称他们“海寇”、“海盗”甚至“倭寇”。 其实，他们就是走个私，违背政府落后偏执的海禁政策而已，上升不到民族感情民族大义等层面。这里我们可以与英国的大海盗作个比较，弗朗西斯·德雷克拥有来自大英政府的官方支持，他个人更是英王室晚宴上最受欢迎的客人甚至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好友，最后由于海盗业绩而被女王封为英格兰勋爵从而登上荣誉的最高峰。至于威廉•丹彼尔更是由海盗变作了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史学家还在遗撼：如果中国政府能以英国政府为榜样，那么中国的海军早有就了，落后挨打的历史也将不会出现了。近来史学界也有肯定倭寇的倾向，认为倭寇带来了东南沿海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拓宽了沿海居民的生存空间。
第二类是牙商，包括明代贡舶、市舶贸易的牙行商人，清代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以及晚清逐步形成的买办商人等。
明初实行“朝贡贸易”，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负责管理进出口商船的登记、纳税、收买舶船带来的货物，并将珍贵贡品呈解北京内廷皇府。具体的商务则由“官设牙行与民贸易”。当时有“官牙”和“私牙”之分，凡有官府发给牙帖者称为“官牙”，没有牙贴者就是“私牙”了。不管“官牙”“私牙”，其职能都是对外贸易的中介，收取佣金。隆庆开放海禁之后，牙行开始发生变化，由纯粹的买卖中介而成为包销外国进口商品和本国商品出口贸易的商业团体。这就是嘉、万年间形成的广东三十六行行商。三十六行同以往的官牙一样，由明官府选推有抵业的人充当，给予印信文簿，充当外商与国内批发商的中介，从中收取佣金，即“牙钱”。这些牙商后来就成为清代广东十三行商的先驱者。清初开放海禁设置四海关对外通商，广州随后成立了“洋货行”和“金丝行”分别负责对外与对内贸易。前者形成了所谓的十三行。行商名义上由清政府委派富户担任，但是这些富户须向有关官吏大量行贿才能谋得行商执照。入行时还得由几家行商或者全体行商联合作保。行商最多时数目达到二十家，少时七八家，沿明之习，名曰十三行，实际上并无定数。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替洋商代销洋货，代购土货。同时还兼了不该兼的商业之外的角色，那就是充当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跑腿：替洋商纳税、代办一切交涉、监督洋商在中国的活动，否则自己身家也难保。结果是，行商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很容易发财，动则家资巨万。但由于传统政府对商人的轻视，更由于他们与洋人打交道，雪上加霜地降低了他们的道德与身段，所以，行商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他们在政府与洋人之间，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一样，两头受气。麦天枢在《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中干脆把行商们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这种角色概括为“非驴非马也难以说是骡子”！至于英国商人，在《加尔各答英人日报》上不解地说：“世上竟然有如此富有又如此为世人藐视的人！”中国的国情和行商的政治地位与道德形象决定了他们其勃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不说生意风险，单说政府隔三差五的捐派与勒索就让他们承受不住，所以行商破产倒闭是经常的事儿。
#p#副标题#e#据西方学者统计，1807年，十三行公所向皇帝纳贡银55000两；捐军费61666两；为黄河水灾善后和镇压沿海海盗捐银127500两，向户部馈银5400两，购置西洋玩艺儿贿赂京官付银200000两。总之，行商到底付出了多少额外的摊派与勒索，是没有一个确数的。东印度公司能查明的，从1807到1813年间，公所至少拿出了4988000两银子。关键的是，正如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所言：“这些款额并没有对公行中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员起到任何保护作用。”是的，体制有漏洞，商人们出钱再多，也难得身家安全。后来的胡雪岩就是最好的例子。等到林钦差禁烟时，我们会看到，堂堂的林大人是如何提溜他们的。他们的生命捏在天朝官员手中，财产更是捏在天朝官员手中。叫他们捐巨款用作军费、一跪数个钟头、脖子上挂个沉重的锁链跑到洋人面前替官府传话等，都是小菜啦。
没有财产私有的神圣，更没有人身的安全，所以中国的行商过得很不容易。更有意思的是，既做了行商，想不做都难。1808年，行商潘致祥（1796年开始做行商商总，他爹潘振承也做过）动用十万两银子作贿赂，退出了公行。此前多次申请退出，政府不批，十万银子拿出，终于成功。但是不能高兴得太早，1815年，退出公行七年之久的行商潘致祥在两广总督蒋攸铦的逼迫下再次加入公行，压力来自最高领导，嘉庆帝指责曰：“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著现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鉴于想退出的行商也不少，清政府随后干脆下了一个红头文件：“乏商应即参革，殷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疾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天朝的制度下，行商挣钱不好，不挣钱也不好。挣钱不能退出，欠钱就得参革。本人实在老弱，本家子侄就得顶替。着实是上贼船难，下贼船更难。潘家后人曾说过一句话：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南京条约一签订，广州单口贸易制度被取消，潘家人把自己的商行一拆，从此再不做商人，改做读书人啦！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广东十三行商就已陷入衰败之中，不是破产倒闭，就是被政府抄家充军，笑到最后的没有几家。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废止了十三行商的垄断贸易，其中一些人遂转变为公开受雇于外国资本的近代买办。
买办，明中叶以后就出现了，他们受雇于澳门的葡萄牙人，以解决洋人生活为主要目标，在澳门与内地之间居间采办。清朝实行广州单口通商制度后，洋商开始大量雇用买办，不雇用也不行，因为洋商在广州没有活动自由。这些买办被称为采买人或管事人，分商馆买办和商船买办两种。商馆买办由行商作保，负责商馆外商生活供给、私人事务等工作；商船买办亦称船人买办。清制，外国商船要先到澳门靠岸，向设在澳门的中国衙门登记并请得一名引水员，并聘请通事（翻译）和买办，然后才能开往广州。通事为其向粤海关办理纳税及进口手续，买办则为其供应船上人员的伙食及日用品，并代请码头搬运工。十三行废止后，买办干脆成了洋人的商业代理，不只受雇于洋人，自己也是独立商人。而广东商帮则成为外商最早和最主要的雇用来源，他们迅速坐大，成为近代买办商人及资本家。
第三类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他们的主要经营方式，是到省外或省内的边远地区收购货物贩运回广州、佛山等中心市场批发给零售商，或通过牙商向外商批发。因此，他们在广州、佛山设置商行经营业务；同时他们又把广东的货物贩运到外省或省内边远地区批发给当地的中小商人，为此他们在当地设立商号或会馆进行经营。
（六）福建商帮
福建商帮以海商为主。它初兴于晋唐，经过宋元时代的发展，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
福建背山面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唐末，陆上“丝绸之路”衰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除了广州，福建泉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宋末至元，泉州地位甚至超过广州，被誉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明朝，政府实行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民间片板寸货不得入海，走私商贩遂逐渐兴起。由于与欧洲海商海盗的竞争，更由于要应对来自背后，也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压与严禁，所以福建商帮也意味着武装商帮。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很不满意，中国政府规定他们十年一贡，每次船不得超两艘、人员不得超二百，虽然他们经常找各种借口超限上贡，但远远满足不了正常的贸易频率，于是中日商人互相结合，不让做生意，就给你们骚扰，政府不问清红皂白一律称他们为海寇、海盗甚至倭寇，于是中国诞生了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其实，如前所述，他们大都不是什么寇，无非是争取贸易自由的商人而已。所以倭冠在东南沿海此起彼伏，浙东消停了，福建起，福建消停了，广东起。嘉靖四十三年（1564），倭患大致消除。在一些官员的建言下，隆庆元年（1567）政府终于开关，准许商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互市。虽然规定商人下海必得向政府申请引票，且在船只数目、贸易地点、人员货物等方面都有限制，对日本倭奴更是严格禁绝，但毕竟由非法的地下状态走向了公开的正常贸易，所以福建商帮大大发展，而且发展出了专门针对日本的犯禁商帮，如著名的郑芝龙集团（郑芝龙甚至娶日本女人为妻）。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并借这种优势吞并了其它商团，建立了海上郑氏王国，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各省所有海舶船只，没有郑氏令旗，不得私下往来，每过一船得交保护费，每年收入达千万。可惜好景不长，江山易主，满清入关，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反清，后退守台湾，政府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福建商业遭遇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郑氏余脉不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泉州衙口人靖海侯施琅等群请开放海禁，为朝廷所采纳，并在厦门设立海关，福建商业元气渐渐恢复，厦门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港口。只不过，过去的时光不再来，东南海上王国已被西欧各国的东印度贸易公司所掌控，福建商帮再也恢复不了明朝时期的荣光了。特别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优势渐渐不再存在，伴随着这种逆差蜂涌进中国的，还有一种新的走私品：鸦片。于是福建商帮里多出了一个群体，鸦片走私商。
（七）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是成形于太湖中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的商人集团。洞庭东西山位于今苏州市西南，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由于泥沙淤积，东山的东北现在已与陆地相连。东洞庭一名莫厘山，一名胥母山，因在洞庭山之东，故明时始称东洞庭。西山古称林屋山，又称包山、禹迹山。
当时的洞庭两山处于太湖之中，对外交通全靠水路，老弱妇幼皆善操舟弄戈，加上太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明朝谚语云“太湖熟天下足”，除了粮食作物外，其它物产也高度商品化，所以洞庭百姓占有先天的商业优势。明时，洞庭商帮兴起。冯梦龙《醒世恒言》中说：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因此当时也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可见势力之盛。洞庭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有：第一运河沿线，这个区域又可以分为两块，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第二，长江沿线，此乃洞庭商帮最为活跃的一个地区。第三，通商口岸上海重镇。鸦片战争之后，在长江沿线与运河沿线活跃的洞庭商帮就开始转战上海了，特别是太平天国之乱加重了这种转战。他们或者充当外国银行和洋行的买办，或者自己开办钱庄和银行，当然也经营自己的老本行丝经和丝绸业，同时经营洋纱洋布业，甚至开办工业企业，开始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
（八）江右商帮
古时，“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所以明清时期多将江西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商帮”。
两宋时期，江西就是经济发达地区了。但是经济发展也会伴随一些弊病，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二是官家赋税严重。所以明朝时期江西人口外流严重，其中一部分转而成了商人，所以江右商帮的特点是人数众多，操业甚广，活动地区广泛，资本分散，渗透性极强但竞争力较弱，小商下贾极多。时人曾拿徽商与江右商做过比较，说：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也说明了江右商帮多从小本买卖起步的特点。
江右商帮经营的行业有：粮食业、茶叶、瓷器业、布业、纸业、木材业、烟靛业、盐业、典当业、书业、杂货业等。
鸦片战争后，江右商帮优势不再，走向衰败。
（九）龙游商帮
龙游县位于浙江中部偏西南的地方，南北环山，自西至东，只有一线溪河以行舟楫，上达江（山）常（山），下通杭（州）绍（兴），为忂州府要道，地当浙闽皖赣四省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丰富物产，给龙游商业提供了诸多优势。龙游商帮行业范围大致有：纸商、竹木茶油漆之类的山货商、药商、珠宝商、海商。
龙游商帮并不限于龙游县，实际包括了忂州府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最多，经商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之名。龙游商帮发端于南宋，鼎盛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落于光绪以后，为宁绍商所取代。
（十）徽商
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下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县的商人集团。
徽州地处皖南丛山峻岭之中，当皖、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风景优美，但可耕地很少，随着战乱及人口的南迁，人口反而不断增加。虽然耕地不足，但当地物产丰富，有杉木、竹子、茶叶、陶土等。至于当地的手工业，号称文房四宝的纸墨笔砚闻名全国，还有工艺精良的漆器，再加上徽州境内新安江便利的水系，所以徽州人很早就开始了经商，明朝时终于形成一个商帮集团，清朝时达于极盛，清末开始走向衰落，红顶商入胡雪岩的命运就是绝好的写照。
就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贾人数之多，徽商在十大商帮中堪称牛耳。时人曾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即推山右。”新安是徽州古名，山右为山西的别称。所以徽商与晋商乃为商界两大劲旅。
徽商之所以坐大，除了当地自然条件外，还有人事上的诸多原因：第一，南迁过来的好多移民直接就是富户，所以靠商业起家不愁资本。第二，资本雄厚，大规模长途贩运，善于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第三，借助封建特权致富，比如不惜高价获得行盐专卖权和利用牙行制度垄断市场。第四，经营高利贷业。第五，一个人先富起来，帮助其他人后富。所以徽州大富商多，又带动诸多小富商产生，雪球越滚越大，实力越来越强。
比上其他商帮，徽商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具有浓重的儒商风采。因为徽州乃中国大儒朱熹的故里，素称“文献之国”、 “礼义之邦”，儒家的思想道德在这里占有特别祟高的地垃。徽商除广设学校、书院宣传儒家思想外，还在家典、族规中对尊儒作了多种明确规范，所以以儒道经商就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第一，诚字当头，摒弃智、诈、奸、巧、机等法术。第二，信义无价，童叟无欺，重视商品质量，杜绝假冒伪劣。第三，以义为利，徽商大多重义轻利。不取不义之财。第四，仁心为质，不乘人之危，不困人于厄。这些商业道德的恪守反过来也增强了徽商在商业舞台上的竞争力。
徽商资本流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购置土地，这是中国传统商人的老毛病，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第二，奢侈性消费。第三，建祠堂、修坟墓、续族谱、购置族产和族田。第四，设义学，办书院，扶植文化事业。第五，均分遗产。
徽商的衰败原因：第一，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第二，封建体制下繁重的赋税捐输、赈灾助饷、无端勒索。第三，政府整顿盐业，废除盐业垄断特权，盐商乃徽商龙头，开始走下破路。第四，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兵锋及于皖南的徽州，给予了徽商致命一击。第五，徽州另一大产业，茶业也开始萎缩，一是内销市场丢失，各地本土茶叶竞相取代徽州茶叶，二是外销市场没落，印度日本产茶日盛，且价格优惠。这一切导致徽商在商业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当然也有部分徽商成功转型，民国时期直到解放前夕，走向了民族资本家的道路。只不过作为商帮，早已是黄花凋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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