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之所以为名著,就因其文本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而这独特性和唯一性具体的表现就是,能将某些人性的共同点揭示出来;而名著之所以一再被重新解读,是因为后人赋予了它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从而使之历久弥新。这是当代很多作家、学者达成的共识,也是我们在迷惘无助时能够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解答困惑的一条道路。《水浒》今天被重新读解,一定是和当代人的生活和当代社会环境有着若干的关联。《鲍鹏山新说〈水浒〉》(以下简称《新说〈水浒〉》),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应该说,这是一本纯粹的讲义。比起看书,更适合坐在学校的课堂里听,瞧着鲍鹏山包含感情的讲授,是一种绝对的享受。然而只听,又甚感不足,这么有趣的语言、丰富的知识、细腻的文本分析、人性的逐步昭然,怎么可能一听了事?尤其是其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的分析,潜藏和想要传达的作家的创作初衷,都得在这丝丝入扣的分解中渐渐突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水浒》中读出这么多的信息,读出这么准确的人性,否则,鲍鹏山也不必躲在方寸大小的书斋里研读经史,继而终于有一天成为大众追捧的文化名人了。
《新说〈水浒〉》的确有其新的地方,最显著的便是对林冲的评价。以往我们总是把中国国民性集中展示的文学典型公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读了《新说〈水浒〉》,这个结论倒要提早些时间了,即使林冲不全具有,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某一阶层的典型代表———那就是被权力束缚了的中国人。林冲的遭遇,不仅反映出皇权时代人非人的本质,而且深刻揭示出林冲的遭遇并不是其个人性格促成的,而是在皇权之下,任何一个人都必然会做出的选择。
以往的结论认为,林冲是被逼上梁山的代表,一直是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在鲍鹏山的深入分析下,林冲被逼上梁山,是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才更显出林冲被逼的真实与残酷。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度集权体制下被权力束缚和变异了的林冲,也使我们对林冲的认识深入到一个更加隐秘的社会层面上去———对中国封建皇权制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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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通过分析高俅的发迹和其陷害林冲的一系列过程,以及林冲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反应,对没有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后果和因此而形成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给予了非常仔细深入的剖析。林冲的隐忍,是中国大多数人面对权力时的正常态度;林冲的被怜,是中国大多数人面对无端倒霉之人时正常的情感取向;而林冲的可恨,是鲍鹏山区别于常人见识所得出的结论。林冲他向往权力、畏惧权力,而最终被权力迫害,某种程度上,这影射了当代中国一些领域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社会隐患,鲍鹏山虽然没有做出任何情感上的判断,没有对人治下的当代中国表示不满,但是每一个读书到此的人,都会不由地回头看看我们的现实。
林冲的时代,鲁智深的故事里也处处体现着纠结又复杂的社会现实,梁山一百单八将,尽管殊途同归,但无一不是社会现实水深火热结出的苦果。这一切的根缘———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人治下的小老百姓,无处可去时,自然是在水一边,形成水泊梁山。
我们今天再读《水浒》,便是要借古惜今、借古照今,人性的相同,并不因时代而改变,同样,社会的变迁,也不会让人性中美好的闪光点随时光飞逝。
当下,关于重新解读历史上的人和事的书越来越多,引发的争议也是无休无止。无论是内心需要而引发的创作,还是与市场结合、包装炒作的热销,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这些创作,全部出自作家学者身心的投入。深厚的古典文化知识,长期的古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现实紧密结合,切近于人性的入情分析,是这些作品能够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总有被解读和重新阐释的可能,我们的文化才能延绵至今,一刻不曾被遗忘,不曾被抛弃,反而世移时移,愈加厚重珍贵,日品日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