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而又用之不竭的“富矿”，二十多年下来，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不可没；从小的方面说，我们以此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成绩斐然。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一直在努力，而且应该一直努力下去。
但我还是想说，即便无甚新意的挖掘迄无近忧，还是有必要尽快对“富矿”进行总体规模的把握，以便将来更大程度的利用，就像面对滔滔的江河之水，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饮用，还要想到灌溉，想到发电，想到南水北调。那么，对孔子更加全面的认识，首先应该是我们圣地人责无旁贷的必修课之一。
提起孔子，人们往往首先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克己复礼”一类的话，甚至想起贞节牌坊和裹脚布，以为这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要真是这样的话，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恐怕连“孔丘”这个名字也不会知道。其实孔子的政治理想有不同的层次，就我个人的理解，大抵可分为高、次、低三层。
其高层，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直截了当的表述便是确证。而且在《论语》当中，他对“大同”时代的尧舜等推崇备至，对“小康”时代的文武周公等却持保留态度，认为他们“未尽善”。“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礼记·表记》中的这句话，也可以认为是对这一论点的辅证。
孔子政治理想的次层，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他是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深知“民之多辟（僻），无自立辟”的处世要诀，洞悉“生乎今之世，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的现实危险，所以对遥不可追的“大同”，仅仅是神往而已，从来没有付诸实践的奢望。环顾“礼乐崩坏”的现状，文武周公的时代，已成为坠落之后令人羡慕和怀念的“高地”，因此在他宣称“吾从周”的时候，那深邃目光背后的无奈，不难想见。
孔子政治理想的低层，是“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想像周平王那样，再来一次复兴，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这就更是退而求其次了。按照这个思路，当有人问“今之为政者何如”时，他回答“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他深知，对这些人宣扬尧舜之道或文武之治，无异于对牛弹琴，只能调整策略，拿出一套让他们感兴趣、或者至少能够容忍、又可以恢复起码的社会秩序的方针，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由来。这个“取法乎中，斯为下矣”的思路，令他半生陷身其中，奔波兜售，竟让人忘记了他原本是一个有着高尚政治理想的人。“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东晋王坦之此语，是对其苦衷的精准概括。
孔子的经济思想，尽管在今天看来不怎么系统，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他主张遵从“周公之典”，即沿用十税其一的井田制，反对“不度于礼，贪冒无厌”的田赋新政，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使民以时”、“岁不过三日”，认为“先王制土，籍田以力”是较好的田赋制度。尤其是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正经界”和“分田制禄”，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代表小生产者要求的经济思想基本成熟，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井田制”到底是怎样一种土地制度，目前仍众说纷纭。孔孟心目中的井田制是这样的：“井”字形的地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每个农夫种一块“私田”，收获归己，八个农夫同种一块“公田”，收获归公。也就是说，农夫出的是劳役地租，即“籍田以力”，这明显带有原始村社的特点，应该算是地地道道的惠民措施。孔孟朝思暮想的，就是实行这种土地制度。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平均”成了日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国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盛行，当然是经济状况起了决定作用，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确是显而易见、无法否认的。中国自古人口众多，西汉中后期即近6000万，任何社会问题乘以如此庞大的数字，都将变得异常棘手，这是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必须承认并牢记的。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特别容易破坏民众的生存基础，因此也就极易引发动乱；而众多的人口又能够让“起义”行为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因此相对易于成功。自汉代以来，历朝办学，教员多为儒生，教材多为儒家经典，“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越发助长了对土地和财富兼并的“零容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除非事先为数量庞大的潜在“起义者”找到谋生出路，否则任何形式的“圈地运动”都将招来大麻烦，甚至会导致改朝换代。
不仅如此，儒家思想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对现代社会思潮的传播有着巨大影响。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与儒家平均主义思想原本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社会化大生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后者是小生产者的基本要求。但问题在于，在一个没有经历过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度，人们极易从儒家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去理解并体现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怎样，儒家平均主义思想事实上还是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铺垫，尽管这种铺垫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可能会造成本来主张的严重扭曲。
如何看待其复古倾向，直接影响对孔子的评价。他的复古倾向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将复古简单看成倒退，那就太肤浅、太荒唐了。孔子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扬弃，怀念从前是期待今后，这是连升斗小民都明白的道理，如果不想刻意诋毁孔子，就不要再在这方面抠抠索索了。
至于贞节牌坊和裹脚布问题，还是不要把后世“小人儒”的所作所为都记在孔子的账上吧。孔子确实说过“女子难养”的话，但轻视妇女与虐待妇女不能划等号。孔子告诫弟子不要当“小人儒”，要做“君子儒”，并专门对“儒行”进行了阐释，说明他对“小人儒”的危害一开始就十分警惕。但从西汉叔孙通开始，那些“识时变”的所谓的“儒者”，把儒学当成晋身的工具，为迎合帝王口味而揉进太多的杂质，牌坊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权变，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与孔子政治主张的“退而求其次”有着宵壤之别。历史上一些所谓的反儒行动，其实都是在攻击“小人儒”，攻击者则多是“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的“君子儒”。这种看似滑稽的“内战”说明，不管我们怎样起劲地翻筋斗，在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完全跳出孔孟的手掌心。
不管这种认识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反正世界今天在不断地惊呼“大哉孔子”，并且不断地到他老人家那里“寻找智慧”，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的寻找和利用是否有陷入庸俗化并最终停滞不前的危险呢？但愿我是在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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