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危机与儒家之应对
齐义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我这个题目跟当下儒家复兴的大背景是相关的，在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给出复兴儒家的必要性论述，这同时关系到我们从哪个角度去定位儒家复兴的方向性问题。如果说康有为时代的儒家面临的任务还主要是救国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救国，而且还包括救世，救整个世界。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早已不是中国一国的危机，而是关乎整个地球的人类危机，这个危机也就是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危机。对于今天的儒家而言，看不到西方模式的深层危机，勘不破民主体制的虚妄幻象，就不足以称为儒家，就不配自称中国。
经典有云：“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中国近一百多年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对现代化更多的是歌颂，是赞美，是热爱。但越是爱之深，越是要责之切，越是要看到它光鲜外表下所深藏的阴暗与危机，这样才不至于落入偏执和极端。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还没有全面展开现代化，所以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还比较遥远和模糊，那么经过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之后，我们早已身在其中，亲口尝到了梨子的滋味，对于现代化的认知应该更全面、更真切才对。不论是世界的格局趋势，还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都为我们观察现代化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案例。现代化如果是完美的，那就不需要儒家的复兴；现代化如果是利弊兼有的，那么其弊端处恰是需要儒家来补救的地方。以上是我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个缘起。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呢？我把现代化简单地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学术上的科学主义，破碎大道之全，科学思维统摄一切，理性的傲慢与自负；二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人役于物，以及伴随它的全球化；三是社会机制上的个体主义，对人的抽象化、同质化和原子化，狭隘自私的权利本位；四是政治上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发展之后所造成的统治术的高度发达，正如刚才陈赟老师所说，“统治发达之后教化也就沦丧”。这是我对现代化四个方面的一个简单概括。
在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的危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几个概念做一下澄清，即国家、社会、政府、市场这几个词，很多人在使用时其实是混淆不清、误解重重的。我对这几个概念的组合排序是这样的：国家＝政府＋社会＋市场。国家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政府、社会、市场皆是其组成要素。在我们的汉字中，国的本义就是一座城，城里边的布局是前朝、后市，左宗庙、右社稷，四面用城墙围起来，这就是一个国家。现在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社会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存在。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社会和市场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社会和市场乃是两个领域。社会的“社”字本义就是土地神，故社会是一个带有宗教性、伦理性和地域性的人群组织，而市场则是一个经济性、行业性、交易性的流动性领域，二者的组织纽带完全不同。
通过这样一个概念区分我们发现，文革的时代特征表现为以政治吞噬社会，政治的阶级性完全取代了社会的伦理性。而到了改革的时代，在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鼓荡下，我们发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即市场对社会的吞噬，交换原则对伦理原则的全面侵蚀。其实不论文革时代还是改革时代，社会都处于残缺、依附甚至消亡的悲惨境地，不是受到政治权力的压制就是被市场资本所扭曲，从来没有真正地独立、自治过。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文革之错而看不到改革之失，更不能借着社会自治的名义为市场化的疯狂扩张进行辩护。从长远来看，市场的腐蚀比政治的压制对社会的破坏性程度更深、危害更大，而这种被资本所主导的市场化正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
总体来看，我把现代化的危机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环境上的生态危机，主要体现在天人关系上。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基本上实行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为了眼前，不计后果，山河污染，资源枯竭，以致于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比如最近频发的北京雾霾和四川地震。雾霾和地震是什么？按照灾异谴告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不仅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有着天意的警示在里面。在天人合一的思维下中国人视天地如父母，雾霾就是父亲的郁闷，地震就是母亲的颤抖。让父母这样悲伤、这样不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人类这个不肖子孙贪婪的的掠夺式的开发，这是对孝道的背叛。
第二个就是社会上的世态危机，主要体现为社群中的人我关系。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世态炎凉”，恰是对今天这个现代社会的最好写照。现代化在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富足、方便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冷漠。比如我们人际之间的五伦关系——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都已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破坏。父子之间已经没有了尊卑上下之道，子对父的孝道倒转成了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兄弟一伦则更危险，已经快要被计划生育给消灭了；至于君臣关系，君不君和臣不臣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政府更是视之为天然的恶，全无君臣以义相合的恭敬之道；夫妻关系逐步丧失基本的信任，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婚前财产公证，离婚比例攀升，等等；朋友关系也是一样，且由于同性恋的公开渲染更是污化了原本同性朋友之间的正常关系。总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信任感极度缺乏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道德上的心态危机，体现为自我的身心关系。我们发现，现代人越是强调个体自由，越是感到孤独寂寞，越是心灵空虚、魂不守舍、身心焦虑、麻木不仁。前面提到的生态和世态两个危机分别破坏了天地自然和社群伦理，把个人与天地万物隔离开来。儒家讲“仁”，从造字法上看“二人为仁”，推而广之则是个人和天地万物的相互感通，只有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个人才能获得一种平和的身心安顿。现代社会以个体自由和权利主体的名义把个人封闭起来，在自我的小腔子中不断纠缠、翻滚，最后导致个人纷纷患上价值上的神经性分裂症，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对于这种信仰危机，现代社会无能为力，只得以鼓荡欲望、放纵肉身的方式来暂时性地遗忘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但这不过是一种病态的饮鸩止渴而已。
对于中国而言，上述三大现代化危机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导致的恶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造成的，与此相配合的就是政治上简单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技术官僚统治。二者乃是一种共谋关系，其恶性的典型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奸商与贪官的交易分肥制。正是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同时造就了一群新兴资本家和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阶层。用韦伯的话说，“资本主义和官僚统治是现代性的两个坚壳”。怎么去突破这两个坚壳？在我看来正需要通过儒化来进行解毒。当然，二者解毒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于资本主义主要以节制为主，这叫以刚克柔；对于官僚统治主要以化导为主，这叫以柔克刚。资本要社会化而非私人化，政治要君子化而非官僚化，这需要从制度与人两方面同时入手。在毛泽东时代曾经用社会主义改造来消灭资本，用文革的大民主来整治官僚集团，这种矫枉过正的群众运动式的方法虽有一时之效，但负面作用也很大，所以改革开放后放弃了这种模式。资本可以节制但不宜消灭，民主可以采用但不宜迷信，对资本的过度恐惧和对民主的过高期待，都是不必要的。这大概是共和国前三十年治理模式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对于现代化危机的反思，并不是说现代化完全不好，只是要“知其利且知其弊”。通过这种反思我希望说明，现代化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全部，我们还有一个生活维度，那就是传统化。现代化是一个从古到今的延展，而传统化是一个从今往古的回溯。现代化和传统化就像一对阴阳一样，只有相互配合起来才能获得天人、群己、身心的平衡与和谐。现代化就像汽车的油门和车轮，勇往直前，但光踩油门是危险的。传统化就是要为它提供一个刹车和一个方向盘，不仅为现代化装上安全机制，更为他指明前进的方向。
儒家思想有哪些可以用来应对现代化危机呢？我觉得纲领性的原则就是天地人的三才之道，与之相对应的次一级治道原则，我将其提炼概括为儒家的三民主义（这只是一个方便通俗的说法而已，儒家其实没有西方那种-ism的主义思维）。儒家的三民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有、民治、民享，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所谓的三民就是立足于民本原则之上的保民、养民和教民三大职能，其中保民体现的是天道，养民体现的是地道，教民体现的是人道。这里大家要注意，人道的“人”不等于民，和现代汉语里“人民”一词的所指也是不一样的，作为能与天地相并参的这个“人”，一定是大人、贤人、圣人，而不是普通的一般人。按照儒家经典的表述，天有其时以生民，地有其材以养民，人有其治以教民，三民与三才刚好是对应关系。体现在官制上就是《礼记·王制》里的三公制，司马主兵以保民，司空主地以养民，司徒主人以教民。西方有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我们这里或可称之为保民、养民、教民的三职分立。
如果从儒家的三才之道和三民主义去观照、规范现代化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只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但不是中心，教化比经济的地位更高，所以资本更不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导性力量。儒家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的：强国而不劳民，富足而不奢靡，健身而不败德。或者更简练地概括为“强而不霸，富而好礼，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这才是止于至善的幸福之道。
对照我们今日之中国，军队可对应于保民机关，军队本来就是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可被视作养民机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但是，我们唯独缺少一个在级别上与前二者并列的独立完整的教民机关。如今相应的教化职能分散在教育部、文化部、司法机关、大众传媒等几个单位，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会说，我们现有体制是党-政-军三大支柱，主管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系统不是刚好可以对应教民机关吗？这只是组织上的形似而不是内涵上的神似，意识形态的驯化与儒家伦理的教化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不可混为一谈。
从孔子以来的儒家历来主张即事以言理，而不喜欢离开具体事情来空谈玄妙抽象的道理。所以，接下来我就结合两个问题来谈一下儒家的应对之策，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
经济上怎么去应对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呢？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在思想上廓清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迷雾，确立几条根本性的经济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现代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的，一句刺激消费就大本已失。经济本是为人服务的，现在的经济模式却把人变成了经济链条当中的一环，实在是本末倒置。刺激消费也就是刺激人欲，使人永远在欲望的追逐中不得停歇，不仅耗费自然资源，更加败坏人类德性。重提“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也就是重提义利之辨。人欲不是指人的欲望，而是指人为的欲望。所以灭人欲不等于禁欲，而是节制不合理的欲望，衡量的标准就是义。义者宜也，没有义的指导，利常常会迷失自己。君子当然也不是不取利，而是要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小人则相反，利令智昏，见利忘义，甚至不惜以身发财，无所不用其极。时刻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就是这样的小人。一个社会一旦形成唯利是图的风气，即便经济上再成功，整体上也是失败的。
第二个原则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做大蛋糕与分配蛋糕哪个优先的问题。现代人老以为问题来自于蛋糕还不够大，于是拼命保增长、扩大GDP，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分配正义，其实这又是本末倒置的思维错乱。英文里有两个词是need和want，前者指合乎天理的自然需求，后者则多属人欲的非分之想。从人类的自然需求来看，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早已足够满足全人类的生活所需。俗话说广厦千间而夜眠七尺，需求有限而欲壑难填。经济发展的目的应是满足need而非want，need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资粮，want则是败坏身心的生命毒药。这也就是前面第一原则中的天理人欲之辨。以此衡量，在我们现在的GDP组成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浪费，对健康的人生不仅不是财富，反而是一种迷惑性的负担。非分的欲望追逐既破坏了天地自然环境，又败坏了人的道德身心，实在是得不偿失。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GDP不在大，均安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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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则就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越是要有内外亲疏之别，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首先应惠及本国国民，为全体国人所共享。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对内榨取中西部的人力和资源，对外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物资和超额利润。在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以牺牲本国的环境和正义等为代价，供养发达国家的奢靡福利，助长其不劳而获，这乃是依附性买办经济的亡国之道。
最后总结一下，我觉得儒家的经济学，简单概括就是两个字——勤俭。勤是创造财富的原则，俭是消费财富的原则。“勤能补拙，俭以养德”。“中央八项规定”禁止大吃大喝，首先从俭上改变风气，这就是很好的一个举措。勤的反面是懒，俭的反面是奢，懒则不劳而获，奢则入不敷出。大而广之，我们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都应该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不能把勤俭之德败坏为懒奢之风，否则便是走上了歧途。
在政治方面，我来谈一下儒家对民主的改造。民主本是用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药方，不成想药反成病，所以儒化官僚主义首先要从改造民主开始。网上很多人不明就里，以为我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一个人。如果把这里的“反”理解为反思之反而不是简单的反对之反，那么我是没意见的。反对某个东西很容易，只需要选边站即可，难的是反思它，于习以为常处有所见。
那么，对于源自西方的选举民主我们怎么去以儒家的原则改造它呢？我这里提供一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与港台新儒家不同，我认为儒家不是现代民主的好基友，而恰是疗治现代病和民主病的老中医。急急忙忙去和民主搞对接，把儒家和民主做肤浅的比附，大半是由于对西方的代议选举民主过于膜拜和迷信，而看不到其病症所在。于是难免情人眼里出西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甜。
儒家对民主的改造，第一个方面就是对选举的范围加以一定的限制。选举仅限于民意代表之遴选，而不用于行政长官的选任。这其实也是内阁制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选举模式。相比之下，行政长官的普选模式过于激进，有撕裂社会、走向民粹的危险。台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行政长官，我们可以采用上级政府提名，同级议会认可的方式。在这里，议会体现的不是选举权，而是同意权。当然，议会也可以否决提名人选，但是一定要给出一个充足的书面理由。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香港学生的占中集会、追求行政长官的真普选完全是没必要的，不合乎儒家的经义。真普选一样是假民主。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选举人的限制。现代的选举普遍是个体本位的，个人是投票的权利主体，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门槛，无精神疾病，都有选举权。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天下思维，家而非个人才是社会的单元细胞，个人不是抽象的公民，而是首先在家里面获得其伦理身份，如父亲、儿子等。因此，儒家认可的选举不是个人的选举，而是户主的选举，户主作为一家之长在集体商议后代表整个家庭来投票。当然，投票虽是户主一人，计票却囊括所有家庭成员，甚至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中20岁以下者每人计0.5票，20岁到60岁者每人计1票，60岁以上的老者每人计1.5票，因为老年人代表着传统。最后，全家加总求和。从投票形式上看，这种儒化的选举或许不如西方选举更普遍，但从计票结果上看无疑比它们更民主。
第三个方面就是被选举人的限制。在孙中山先生的“五院体制”里有一个考试院的设计，其本意是想借鉴古代的科举制对候选人做一个选举之前的资格筛选。但后来这个设计初衷被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以民主的名义给阉割掉了。选举是要产生精英，门槛太低容易让夸夸其谈的野心家钻空子，降低精英的质量，所以一定的条件限制是必要的。比如年龄要满30岁，三十而立才能有所定向。另外，至少要具有科举秀才的功名或者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不能是阿猫阿狗有几个臭钱都可以来参选。
第四个方面就是选举层级。民意代表可以分为县一级、省一级和中央一级，皆由直选产生。由于选区的重叠，三级代表之间必然会有上下之间的沟通。比如1个县议员代表两万人，1个省议员代表二十万人，1个全国议员代表二百万人。那么在一个二百万人的选区，就一共有1个全国议员、10个省议员和100个县议员。三级议员可以实行信息互通，组成一个代表团，更好地反映和传达民意。任何参选者，都必须从县议员做起，只有曾做过县议员才可参选省议员，只有曾做过省议员才可参选全国议员。
第五个方面就是选举之外的安排。行政长官虽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人民可以对其进行事后评价。行政长官任期届满之时须组织辖区内的全体户主进行投票，对其任期内的工作表现做一个总体评价，此评价结果作为对其考核的重要依据。相比任前选举的一片茫然，经过几年的切身感受，人民对行政长官的事后评价会更理性真实、更体现民意。
对以上几方面做一个概括，民众在一个经过儒家改造的民主制度中，在三个环节上行使了政治参与的权利。第一个环节是事先的民意代表选举，第二个环节是事中的参与听证协商，第三个环节是事后的行政长官评价。选举民意代表是间接的参与，听证协商和评价投票则是直接的参与。经过儒家改造之后的民主祛除了暴力民粹的危险，显得更加理性平和，也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当然，这个民主机制还要与儒家士大夫的君子政治相配合，最终实现君子执政、议会辅政、民众参政的三合一。
值得警醒的是，现代权利话语的全面扩张常常带来政治思维的片面膨胀。例如，我们现代人只知争权却不知道尊经，只知求变却不知道守常。可没有经，哪来的权？没有常，又何所谓变？变而无常则乖，权而无经则乱。故知权先要知经，知变先要知常，这是一组对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讲尊经、讲守常、讲回归传统、讲复兴儒家，恰恰是要为求权求变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牢固不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代化就不知道伊于胡底，就不知道变到哪儿去，最后变得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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