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4：梁漱溟缘何反对批孔

1973-1974：梁漱溟缘何反对批孔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刚才曾亦老师和丁纪老师在讨论，如何从儒家的立场出发，看待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而我个人觉得1978年之前三十年的儒家的形态也很重要。要理解现代中国，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因为1978年之后的中国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的延续。而不像1949年那样是一个政治形态的分界线。在1949以前，还有一个前三十年，从1911年到1949年也是三十多年。曾亦老师讨论了儒家的自我的定位，用以理解孙中山以后的革命问题。但是对于当代儒家来讲，最困难的是如何理解1949年以后的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此，反倒是一些立场偏左倾的学者有一些推进，比如丁耘通过解释梁漱溟的《理性之国》一书，来讨论社会主义与儒家道统之间的关系。比如刘小枫出版了《共和与经纶》，核心是要讨论熊十力如何通过对于经典的重新解释，来理解前三十年所做的那些政治或者社会的变革。熊十力主要的文本就是《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还有《原儒》这样一些著作。但是这些被刘小枫高度肯定的著作，在熊十力自己的嫡传弟子徐复观眼里却认为是老师疯了。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表明到了港台的新儒家和生活在大陆的像熊十力那样的儒家代表人物，对于如何理解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格局已经产生了巨大差异。

前面是一个引子，我今天不拟讨论这些“大”问题，而是要将视角聚焦于梁漱溟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如果说熊十力是一个纯正的学者的话，相比之下，梁漱溟自认不是学者，到晚年接受艾恺的访问的时候，他也说，不太愿意做一个学者，更愿意做一个活动家，关心一些政治的事务。我们也知道，他的一生，在北大短暂教书，后来就进入乡村建设，组建民盟去延安跟毛泽东沟通，在国共中间做调停人，就是这些工作。1949年以后，毛泽东想让他进入政府，他说，为了保持他中立的立场，他愿意在政府外面看。他最初几年的时间也一直是在中国各地考察、调查。他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到苏联去调查和考察，因为经费没落实（事实上是中央没批准），就没去成。他的这些举动，究其根本就是要理解1949年以后的中国，要弄明白共产党如何会在中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他试图追问，中国解放以后科技的进步和国家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是跟传统文化有关系？或者说，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有没有关系？他说过，中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都很高兴，认为我们科技上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梁淑溟是从文化来解释中国科技的进步。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思维是理性的，中国是一个理性的国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所以，我们一旦有条件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那样一个高度。

以上的讨论也可以看做是对曾亦的发言的一个评论。下面则是要说一下我自己对于儒家如何在现代社会进行政治言说的一个原则的看法。主要以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为例。许多学者似乎更愿意将反对“批林批孔”的事件，与1953年政协会议上与毛主席顶撞的行为相类比。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看梁漱溟在“批林批孔”前后的讨论，他说他并不反对政治运动。他说中共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原因他不了解，他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并说，既然是毛主席发动的，他就不能反对。那他为什么要反对“批林批孔”？他主要是要反对“批林批孔”的理由，而这些理由都涉及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理解。其中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五阶段论能不能用来理解中国社会。五阶段论是当时官方认定的一个理解历史的框架。梁漱溟根据他自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认为中国社会根本不是经过五个阶段。他也借用了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对中国社会更合理的理解应该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周朝是不是奴隶制。梁漱溟根据当时的很多材料，认为周朝根本不是奴隶制，也就是否定了中国存在奴隶制。

第三个问题是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解释。梁漱溟认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区分是一个社会分工不断深入的过程，也就是说，它在当时是一个进步，而不是倒退。其实他在《理性之国》一书中，认为社会发展到自觉的阶段，知识分子就更为重要，他们要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

第四个问题，即如何认识“评法批儒”，梁漱溟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许多说法，比如说法家是进步的、改革的、变革的，而儒家是刚才说的保守。他纠正说，历史上的儒家不一定是保守的，而很多儒家其实也是追求进步和变革的；可笑的是，当时很多儒家的变法家，例如王安石，被划归到法家一派了。

梁漱溟说，他反对“批林批孔”的运动，主要是站在一个他自己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反对批孔运动中所出现的对孔子和孟子的种种政治化的歪曲。

梁漱溟认为，无论政治运动的风向往哪里吹，作为一个学者应该“修辞立其诚”。论说也应该是从自己的研究和自己的判断中出来，而不应该从政治运动中的站队胡说。他将自己与冯友兰做了一个比较，梁漱溟说，从自我出发表里如一，这个才是儒家应该坚持的立场。一定要从自己的分析、自己的判断出来，这才是一个儒者所应该坚持的品行。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儒家在现代社会，无论有没有机会重新制度化，重新进入某种政治的生活，都要秉持它对道统的坚持，保持对政统和治统的批评性，这可能是现代儒家在重构它的叙事系统的时候所应该坚持的一个立场。

任锋：一方面我非常同情曾亦兄的努力，我们现在的确需要提供一套对于自己生活的历史的说明，而且这个说明应该是围绕一个政治的大关节提出，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任务。但是，在做这个历史说明的时候，的确就有丁纪兄刚才讲的是做稿本，还是做《春秋》式的“片言寓褒贬”的问题。这里面对度的把握，是让我们现在感到非常之尴尬的一点。

丁纪兄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只是要过一个经济生活和经济运动，我们要过的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类文明历史的生活”，所谓常道，就是“人民依其本分生活，不被革命打扰，也不被改革打扰”。这是儒家的常道的精华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百多年来，我们被变道困扰太多，以至于不知道什么叫本分了。但是，在这方面，儒家怎么样在所谓的西方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挑战下，进行一套有效的能够说服人的言说和实践，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盛洪：关于革命和改革，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暴力和非暴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其实儒家也非常重视。刚刚讲的革命，其实还有一些东西要区别，就是儒家的革命概念和西方的革命概念有很大不同。儒家的革命一般讲的是汤武革命，它包含了特别大的含义，就是这个革命是“不得不”的革命，而不是随便要搞的一个革命。即使汤武革命，孔子也说“未尽善”，王阳明也说若文王在，可能就不打这个仗了，商朝自己垮掉了。儒家对革命非常谨慎，对暴力非常谨慎。在儒家的语境中，革命的最重要的含义是对暴政的他律，并不包含追求制度的变革。而西方的革命，我觉得也有两种，一种以美国革命为经典，还有一种以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为经典。所以，运用“革命”这个词要注意。

我认为，革命不一定会追求更好的目标，革命不见得会带来更好的制度，还有可能带来更坏的制度。因为革命是靠暴力进行的，而暴力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夺和压制。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么，改革是什么？改革是变。中国改革实际上是对自然秩序的回归，就是把那些所谓的强制性的手段全部去掉。但是，无端的变是没有意思的。其实，改革就是从强制的回归。制度变迁是需要的，但是，制度变迁应该是自然秩序演进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地想去变。儒家和道家强调了这种无为的政治。无为其实就是不要人为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让自然秩序在发挥作用。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所谓宪政民主，其实从本义上来讲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最经典的是英国。我们在讲中国和西方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英国，英国在西方非常接近中国，我看英国史跟中国的历史很多都很相近。刚刚讲到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就是对传统的遵从和珍视，而传统是自然秩序演进的结果。这种保守主义既可以用在英国，也可以用在中国。英国的保守主义跟中国很相近，英国的保守主义就是尊重民间的习惯法，而中国的保守主义就是尊重我们已经在中国形成的一些礼。

吴重庆：我不是很认同把邓小平跟康有为联系在一起，把他说成保守主义回归。

邓小平时代当然是改革时代。这场改革可以说是一个很市场化的改革。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变得缺乏社会性，就是市场社会特征比较明显。如果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在今天中国的流行相比较的话，哪个更具有破坏性呢？我想，资本主义的这一套方式应该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更具有破坏性。我去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农民经常会说我们村里的旧的东西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全拆掉的，而毛泽东时代其实没什么破坏。这背后说明什么呢？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公”的概念在里面，在生产队的大队，原来的一些祠堂之类的东西，也被认为属于“公”有的。改革开放以来，“公”的概念不存在了，原来被认为是“公”有的东西都可以被拆掉了。从这一点来看，邓小平时代有什么保守主义的特征？体现在哪里？我还看不出来。革命时期固然破坏性很大，我们将其归纳为动员社会的特征，正常的治理规则被抛在了一边。但是我觉得改革时期也是一个动员社会，只不过是以发展来代替革命，就是以发展代替了治理，它也不是一个常态的社会治理。

陈赟：我也非常赞同丁纪提的问题，他提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考虑。就是说，在我们对改革的考察中，是不是有一点简化的倾向？特别是我们衡量改革的尺度本身是否不够充分？

我们对历史的刻画往往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因果解释，只问因果不问是非；另一种则是是非褒贬的评价，比如说传统经学，比如说《春秋》所做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叙述应该是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就不同意盛洪的叙述，好像说文王在就不要去进行汤武革命了，这种美化同时也是简化了的叙事掩盖了历史的实相。其实，文王这个家族经过了累世的经营，几代人的世代性奴隶，才最终得以克殷。你把这个历史的实相去掉以后，最后就把儒家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仁者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好像在强大的帝国侵略面前，只要一个小国躬行仁义，就不会被吃掉一样的简单。

齐义虎：在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历史当中，有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不应忘记：那么多的中国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先辈，不论他们是什么阶级立场、什么思想主张，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他们都曾真诚地努力过、抗争过，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做了一个通三统式的贯通性概括。当然，对碑文中的“解放”、“革命”，儒家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但对于这一系列暴力革命的代价却不能不承认。不管先辈们曾经的努力是对是错，这个代价都已经付出了。所以我们后来人在对历史进行评价的时候需要予以同情的理解，不光是对古代传统要有这种温情，对近代历史也要有这种温情。这样，先烈的牺牲才不是无谓的浪费，赤诚的鲜血才不会白流，近代的苦难才不会重复。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评价历史时需要超越阶级、党派而加以考虑的一个要素。

丁纪：盛洪老师说到改革是一种自然秩序的回归，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或者说，我们乐于见到一种在改革之中让自然演进、以它为主的状况。这样，儒家的“无为”和“舜有天下而不与”的这个“不与”的精神都在这里面，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才说出了一种真正的保守主义。有所打扰的那个不是保守主义，哪怕它看上去变化的程度很缓和，但不是保守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最近的一百年，中国恐怕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