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曾庙禁赌碑和禁赌家规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宁市嘉祥县南部古武城境内的宗圣曾子庙内，矗立着一块清代禁赌碑。此碑原是宗圣曾子六十九代孙、文林郎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毓墫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为纪念曾子“事亲至孝”、父亡“泪如涌泉”而在井旁所立“涌泉井”碑，上刻“涌泉井”三个隶书大字。时隔20年之后的嘉庆九年（1804年），曾毓墫又在该碑的背面，刻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初六日由内阁颁发的雍正皇帝的禁赌上谕，以及曾毓墫刻立该碑的后记。这里的雍正皇帝的禁赌上谕，又称“本地官员劝惩之法”；曾毓墫刻立该碑的后记，则是“曾氏禁赌家法”。
　　赌博自古以来被视为侵蚀国家肌体、损害执政形象、危害社会风气的一大毒瘤，重温曾庙禁赌碑，并且察其得失，汲取前人治世理政的经验教训，对于警示教育世人，禁止赌博之风，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曾庙禁赌碑距今已有210年的历史，距雍正颁发禁赌上谕285周年，集皇权家规于一身，因此，具有较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曾庙禁赌碑全文如下：
　　一、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初六日雍正谕旨。
　　雍正七年己酉六月初六日奉上谕：
　　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恶。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费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以悉数也。大凡为不善之事者，虽干犯功令，犹可得微利于一时，而独至赌博，今日所得，明日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数月而计之，胜者与负者同归于尽，此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者。而无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即迷而不悟，且甘为下贱而不辞，亦大可悲矣。
　　第一自然段，雍正首先论述了赌博的社会危害，同时又对参与赌博者加以劝说，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
　　数年以来，屡降旨严禁，而此风未息者，则以尚有制造赌具之人，而有司各官之禁约，未曾尽力也。千百技艺之事，可以获利营生者，何事不可为，而乃违禁犯法，制此坏风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尚可言乎？
　　以上是第二自然段，承上启下。共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出数年以来赌博之风所以禁而未息的原因；二是对制造赌具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
　　尝思赌博之风，所以盛行者，父兄为之，其子弟在傍见而效之，甚至妇人女子，亦沉匿其中，而不以为怪。总因习此者多，故从风而靡者众也。假若严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则日积月累，后生子弟无从而见，即无从而学，此风自然止息，无俟条教号令之烦也。
　　以上是第三自然段。第一，分析了赌博之风所以盛行的原因；第二，从情理上对禁止赌博提出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假设，这不过是雍正的一厢情愿而已。
　　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澄俗之责，而乃悠悠忽忽，视为泛常，安辞溺职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以清其源。嗣后拿获赌博之人，必穷究赌具之由来，其制造赌具之家，果审明确有证据出于某州县，将该州县照溺职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一级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赌具之家，而该县能缉拿惩治者，知县著加二级，知府著加一级，督抚司道等官著纪录一次。将此劝惩之法，永著为例，于雍正庚戌年为始，使城邑乡村，及远陬僻壤，咸各闻之。钦此。
　　以上是第四自然段。雍正首先指出了“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澄俗之责”“而乃悠悠忽忽，视为泛常”，和第二自然段的“有司各官之禁约，未曾尽力”相呼应，把禁赌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地方官员溺职上。第二，是雍正基于上述原因，“特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将查禁制造赌具行为作为禁赌治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属地化管理，落实责任制，对禁赌得力者奖，对禁赌不力者罚，为全文的重点。对于雍正的禁赌“美政”是否切合实际，还有待于我们今天去认真考察。
　　二、宗圣曾子六十九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毓墫嘉庆九年（1804年）刻碑记，也即“禁赌家规”。
　　恭读世宗宪皇帝谕旨，仰见圣训煌煌，鉴察赌博之患，至为明切，诚为万世所钦遵。兹特恭录，俾敬谨瞻诵，如对神明。我后世子孙，有敢赌博并鬯酒失德者，即为忠孝两亏之败类，生不许入庙致祭，死不许附葬先茔。谨记于此，以示后人。大清嘉庆九年岁次甲子暮春，宗圣曾子六十九代孙文林郎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臣曾毓墫恭镌。
　　通观曾庙禁赌碑全文，我们就不难发现，雍正作为一代高高在上的帝王，他为了禁赌而不惜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甚至将他本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法律，颁布全国施行。同时，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圣裔家族的曾家“掌门人”———宗圣曾子六十九代孙文林郎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毓墫，也郑重立碑以示后人，可见古代禁赌之法不可谓不严。
　　然而，雍正以至于曾毓墫他们的禁赌效果究竟如何呢？且让我们从曾毓墫“恭镌”禁赌碑的时间算起，离雍正颁发上谕特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已经是世隔三代历时75年。时隔三代历时75年，曾毓墫犹深感“圣训煌煌”，同时还立碑示禁，家法森严，由此可见直到嘉庆之世，赌博之风依然是“习此者多”而“从风而靡者众”，不论是雍正的禁赌“美政”，还是曾毓墫的严厉家法，都并没有彻底铲除嗜赌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