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一、现代日本文化仍是中华文化
现代日本文化的渊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而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当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日本以后，经过改造后接受的。据记载，公元377年，汉代书籍传到日本，第二年有一个叫王仁的人带了10卷《论语》和《千字文》1卷东渡日本，献给应神天皇作为皇子的读书课本，并被聘为教师。由此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到公元6世纪中叶，儒家经典著作《礼》、《乐》、《书》、《孝经》等先后传到日本，中国儒家学说逐渐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l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二、日本对孔子学说的改造
以孔子为宗师的中国儒学，曾经给日本古代文以巨大影响。但是一种文化植入另一国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然是同源的，然而，日本人因为其自身独有的“耻感文化”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同，而与中国人所推崇的儒学有所不同。具体表现
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
《菊与刀》一书中提到的大部分关于日本人行事的准则虽然在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但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却非常普通，比如说“面子”。然而，书中精确地指出，看似相似的中日道德伦理其实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让人非常震撼。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仁”。具体来说：中日都重视“忠”、“孝”，但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仁”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德。而日本儒学属于核心地位的则是“忠”。中国的儒学中的“仁”体现在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不“仁”，大家就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义灭亲。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由于追求无条件的“忠”、“孝”，导致日本从未改朝换代过，而直到现在，经常跳槽在日本也是难以被人接收的。一般企业都是实行终生雇佣制；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至今仍坚守中国五四前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日本对神社的问题，也许有些启发。对于日本人来说，那些战犯作为军人，一生尽“忠”职守，这就够了，值得敬奉，因为根本就没有“仁”的概念，所以他们一点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反人类的作为而不好意思，故此他们无法理解中韩刻骨铭心的反对观点。由于日本文化中“仁”的缺失，使得中日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无法理解无法沟通。每当中日关系又掀波澜，隐痛的现实与创伤的历史便狭路相逢。
三、儒家文化帮助日本经济腾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当然支持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是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主要精神是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其团队合作精神所凝聚则是日本的民族的精神：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把个人融入团体，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是以民族精神为主导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精神也源自于民族精神：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以创新求求生存，这样的创新体现在管理上，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有三大民族心理。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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